摘 要：上海因着它的中心地位，在国内成为南北关系焦点，在洲际成为东西关系焦点。中国新感觉派鼻祖刘呐鸥在奢靡的租界生活中异军突起，他的小说创作有深刻的都市烙印。因此，本文将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探讨刘呐鸥上海租界书写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上海租界;刘呐鸥;源泉探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因着它的中心地位，在国内成为南北关系焦点，在洲际成为东西关系焦点”［1］。她是冒险者的“乐园”、殖民者的“天堂”，这个“东方巴黎”的神奇崛起使人们领略了都市的魔力，它集东方的神秘与西方的繁华于一身。伴随着殖民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都市生成了一种屈辱的繁荣，中国传统的乡村封闭性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从社会结构到人的文化心理的开放和扭曲，中国的新感觉派首次以审美的眼光去打量这个都市，开创都市书写的先河，使小说与都市结下了不解之缘。作为新感觉派的鼻祖刘呐鸥正是在此时登上了文坛，书写着异样的上海，他曾经说过：“文艺是时代的反映，好的作品总要把时代的色彩和空气描出来的”［2］。因此他一直致力于描写租界上海的特质，把活动于上海人物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来，他的作品最能反映当时租界人的孤独。
刘呐鸥（1905～1940）出生在台湾省台南县，后转入日本就学，1926年到上海插读震旦大学法文特别班，结识了戴望舒、施蛰存等人。他创办“第一线书店”，并发行同人杂志《无轨列车》（1928年）；编译日本小说集《色情文化》（1928年），出版个人小说集《都市风景线》（1930）；1929年9月与施蛰存等人创办水沫书店并发行《新文艺》。他将日本新感觉派引入中国，并且通过翻译、创作、出版杂志书籍等方式加深人们对新感觉派的了解和兴趣，使更多的作家加入到新感觉的写作队伍中，促进了中国新感觉派的发展和成熟。特殊的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的小说创作，施蛰存就曾说过刘呐鸥是“三分之一的上海人，三分之一的日本人，还有三分之一的台湾人”［3］。虽然他的生命短暂，但是他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他不像新文学作家那样，从小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培养深厚的国学根底，他的游学经历使他深受欧风美雨的侵染，异域文化的感染使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再加上上海在租界的影响下形成的畸形繁荣，都给刘呐鸥以感官的刺激，使他把这一切付诸笔端。
早在刘呐鸥小说创作之初，就曾一度受到人们的关注，褒贬不一，有些从小说的社会意义、反映社会的现状及影响等方面，对作品提出了批评；也有些从文学本身阐释的内涵出发，给予了好评。时过境迁，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的小说创作终于成为封存于历史图书和时代文化的一个历史个案，成为评论家手下众说纷纭的概念。八十年代，严家炎先生对新感觉派的价值挖掘使这一流派浮出水面，与此同时刘呐鸥的小说创作也被重新提及。九十年代以来对刘呐鸥的研究更加深入，有的从文化角度进入（如李欧梵、李今、吴福辉、李永东等），有的进行文本研究（如许道明、黄献文等），还有对刘呐鸥作品及生平史料的收集整理（如康来新、彭小妍等）。鉴于以上的研究现状，本文将以租界上海为背景分析刘呐鸥上海书写的源泉。
刘呐鸥的小说是租界上海特定的产物。他们的生命体验在某种程度上是刘呐鸥的在上海的精神感悟。上海租界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中西碰撞中成就了上海都市，使它成为世界五大国际性都市之一，带有近代资本主义特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人的文化心理受到巨大的打击，艺术作品的精神状态是周边环境总和决定的，文化环境决定着作品的表述方式。人们受着外来思潮的影响，西方从尼采的上帝死了，到叔本华的“人生即痛苦”，再到海德格尔的“此在即烦”，萨特的“他人即地狱”，人在创造世界的同时自身就有无所依傍的孤独感，正如尼采曾预言，随着上帝之死，虚无、虚无主义的胜利将构成未来世界的历史。刘呐鸥是个敏感的人，他能嗅到租界上海外来思潮的气息，于是充斥在刘呐鸥作品中的多是物质文明的糜烂，是人生活在都市中的精神空虚与痛苦。
外在气候的影响下主体自我必然有一种本能的反映。由于上海租界特殊的殖民地位，租界人思想的虚无感就会扩大化，于是他们只注重当前的存在，尽情的狂欢。这种殖民体验来自于作家本身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但是他们又无力改变现状，只有活在当下书写孤独、异化的人们。刘呐鸥总是注重表现个体的心灵，在个体的精神中发现特殊的时代语境。同时他也大胆的描写都市中沉醉的个体，与五四启蒙所提倡的“人的解放”有某种精神上的相通，刘呐鸥小说的描写深入人性，写出灵魂的深处，从深刻的自省出发，表现了光怪陆离的现实社会的人性的孤独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租界上海是消费的，享乐的，同时也表现了人性的狂欢与寂寞。
刘呐鸥短暂的一生辗转三地，台湾和日本只是他人生的驿站，而租界上海则是他心灵的栖息之地。虽然说他的创作方法来源于日本的新感觉派，但是他只不过用别人的外衣来装点自己的精神，骨子里还是自我对生命的体验。刘呐鸥表面的物质欲望书写，更深层的是精神上对现实的一种反叛。他着重刻画都市男女情感的苦闷，及在这种苦闷的笼罩下，欲望成了另一种反抗的工具，只有把造恶的世界完全暴露出来，新生的幼芽才会破土而出，刘呐鸥率先尝试了这种方法，正是对都市淋漓尽致的关照，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悟。
上海租界的物质繁华刺激刘呐鸥对都市整体的文学想象，都市表面的光怪陆离、五光十色，正映衬了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和内心的孤寂，“寂寞感是他创作的源泉，有这一份寂寞感，才能捕捉都市生活的快节奏时，同时把笔端指向内心”［4］。书写都市的喧闹与物欲，正是表达自我心灵的体现，刘呐鸥的小说反映了广阔复杂的社会现实，给人们带来了对世界的新的感受和新的审美体验，只有源自心灵的作品才能给人以精神上的洗礼。作为新感觉派“能手”的刘呐鸥，他的小说作品虽然不多，但是他的文字处处充盈着都市体验，为以后的都市小说创作开启先河。他小说中的人物在物欲横流的都市中显现出茫然无措、孤独寂寞的窘态，在各种压力下最终导致身体的堕落与异化。他向人们展示出租界上海在新旧文明猛烈撞击下都市人精神碎裂的现象，揭示出现代生活的本质，并开掘了人们灵魂深处的感觉体验。（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李天纲：《文化上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第19页。
［2］ 刘呐鸥：《刘呐鸥小说全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12月，第211页。
［3］ 陈子善：《侧记施蛰存先生》，《深圳商报》，2003年10月18日，第C04版。
［4］ 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12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