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探索党的执政规律，是为了跳出“兴勃亡忽”的历史周期律，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前提；培塑党的核心竞争力――整合政治社会利益的核心力、依法执政的核心力、驾御市场经济的核心力、重建文化信仰的核心竞争力，是解决我党21世纪面对的两大历史性课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政党；执政规律；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68-05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成为理论界、学术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讨论、探求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把握具有深远意义。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进入“瓶颈期”的今天，在当前许多资源不可控、文化信仰价值趋向多元化、社会分化和贫富差距拉大的条件下，探索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是提高党执政能力的前提，而培塑党的核心竞争力则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一、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必须从规律的内在本质性加以把握
综观当今世界，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执政，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各国政党生存环境以及自身特点不尽相同，执政方式各异，但作为执政的政党，它们仍具有某些共性的规律。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目的之一是跳出1945年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兴勃亡忽”的历史循环规律，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人民谋取最大的福祉。
（一）研究执政规律，必须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规定性
所谓规律，是指存在于事物之间或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是事物发展变化过程中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变化，都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执政规律亦不例外。何谓执政规律？梁道刚博士认为：“执政，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特殊的政治实践活动，也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可循。所谓执政规律，就是执政系统结构诸要素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由此推出，在庞大的执政规律体系中，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之间的本质性的联系是最基本的执政规律” [1]。也就是说执政主体（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执政目的必须与执政客体（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相一致。二者的“一致”如何来衡量？这里可以打个形象的比拟：如果我们把执政主体与执政客体都看作是一把标尺，那么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两把标尺的“单位刻度”必须相等，否则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就会产生。因此，执政党的施政方针政策不能违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执政实践中不能产生一个与人民大众相对立的既得利益集团(vested interest group)。由此观之，“三个代表”之一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最基本的执政规律的高度概括与阐述。
（二）探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执政党的执政经验
在这个问题上，必须首先破解萧功秦教授提出的“严复悖论”。“严复悖论”是2004年萧功秦教授在与朱学勤教授进行的“关于现代化变革中的文化与制度的对话”中提出的，指的是民国初年政党政治制度在中国引进后所出现的困境。严复先生对此作了一个精彩的比喻：一头牛看见马比自己跑得快，就认为是因为马蹄所致，于是就将马蹄搬到牛腿上，可是牛仍然跑不快，于是意识到马蹄需要马的骨骼支撑，于是又把马的骨骼换到牛的身上，可是仍跑不快，因为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而马的肌肉又需要马的血液循环系统的支持。最后发现，除非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否则牛永远没有马跑得快[2]。严复先生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用“牛变马”之妙喻精辟地分析了学习借鉴西方所面临的“中国化”问题。其中蕴涵的哲理至今对我们依然有深刻的启示，这就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的经验中，我们绝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生搬硬套，否则可能会“淮橘成枳”，于事无补。
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各政党分化组合，各执政党都强调自身改革，如美国政府的“政府重塑”（Reinventing Government）运动也从侧面反映了政党的自身变革。他们的经验大约有以下几点：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促进党的长远发展；努力争取更多选民，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党内民主，提高党的形象和吸引力；改革传统的组织机制和活动方式，完善政党的运行机制[3]。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其基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具有不竭的生命力。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又要善于把握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大局，善于总结包括西方国家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新鲜经验，善于学习各国政党的执政经验，借鉴其失败的教训，以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来不断增强党的理论和制度创新能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培塑执政党的核心竞争力是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所在
在近代一个半世纪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政治方面的困境在不断汇集起来，并且中国现实问题的复杂程度对理论的挑战是空前的，改革战略与策略的正确性与改革实践中大量的“说不清”的问题紧密缠绕在一起，我们发现今天所处的时代是眼看着这些难题正在堆积成无以伦比的高峰。这就是我们要借用C.K.Prahalad和Gary. Hamel的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或核心能力（core capability）这一概念来阐述培塑我党的核心竞争力的原因所在。
（一）核心竞争力概念的由来
“核心竞争力”最初是由C.K.Prahalad（译作C.K普拉哈拉德）和Gary.Hamel（译作哈默）于1990年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发表的“The core competence of Corporation”一文中提出来的，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这一概念是指企业长期形成的蕴涵于企业内质中的，并支持企业竞争环境中能取得持续发展潜力的核心优势[4]8。作为核心能力观的发展，Teece等学者首次提出“动态核心能力观”，认为动态核心能力已不局限于以前提到的任何一种核心能力（可以说是静态核心能力），而是处于企业能力结构的最高层，更具抽象性。它使企业在面对变化的市场环境时，能够迅速整合，建立和重构其内部资源、技能和能力，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显然静态核心能力观是动态核心能力观的基础，没有静态核心能力的前期积累，就不可能根据环境迅速对内部资源、技能和能力进行改进、整合和重构[5]。后来，Allee发现，更新知识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并提出了核心运作能力和核心知识能力的概念。认为核心运作能力和核心知识能力是鉴别组织的截然不同但又密切相关的两个方面[4]8。由此观之，在企业管理理论丛林结构中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是“知识和技能”，是一组先进技术的有效组合。
（二）在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的背景下，培塑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竞争能力逼在眉睫
迄今为止，在学术界、理论界还没有专家学者运用“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来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本文提出培塑党的“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主要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必然带来社会的多元化。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社会主体或者说利益主体的觉醒、自主意识的提高，“理性经济人”都是在理性的成本――收益的权衡中实现着自身价值的，这必然产生一党执政与多元化社会的利益要求相冲突，改变政治游戏规则的呼声也会越来越强烈。这必然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形成压力。
第二，我们现今正处于深刻而又复杂的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期的基础是社会分化，即从同质性（homogeneity）的社会走向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社会结构的过程。这一过程极易形成如孙立平教授所说的“断裂”社会现象，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和矛盾，并且各种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这也考验着我党的执政能力。
第三，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exemplary effect)和现代化问题纷至沓来所致的强大压力，这就使得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曲折而又漫长。第四，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领域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当下的中国，受西方文化、价值信仰的冲击，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层次，社会变成市场的社会，同时文化价值信仰等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干扰与矮化，这是一个大悲剧。这种状况导致的“三信”危机――信任、信赖、和信心的危机，直接影响到价值信仰迷失、伦理规则失范、阶层群体碎裂化等等负面现象的出现。所有这些客观事实的存在，都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培塑共产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比较优势来保持其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增加其政治权威性和合法性，惟其如此才能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与社会的良性发展。
（三）当前培塑党的核心竞争力要善于抓住重点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认为执政党的核心力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协调冲突、回应公民与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以致力于政治稳定性、扩大执政党的根本合法性为目的，渐次形成的蕴涵于执政党内质的，并支撑执政党在多元社会的环境中能取得持续发展潜力的知识和技能的核心竞争优势。党的十六大把党的执政能力概括为五项：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笔者认为从执政党核心竞争力这一角度来看，当前应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培塑执政党的核心力。
第一，培塑我党整合政治社会利益的核心力。开放的社会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任何执政党都无法回避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分化所致的社会矛盾；同时社会转型期传统政治权威的流失和权力失范的现象也弱化了执政党的整合能力。应对、解决这些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的效度（efficiency）直接决定了执政党的命运前途。这就要求执政党整合各社会群体的目标共识，应用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解决冲突，这种整合并非消除异质，而是最大限度的包容。这要求我们党充分发挥和调动异质体的自组织性和自律性，以找到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交集。这样既能够减轻执政党的政治压力，且增加社会的包容性，从而扩大了执政党的政治社会整合，有利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建构。
培塑党的整合政治社会利益的核心力之关键是培塑党对文化价值观念的整合力。也即前面所提到的群体目标共识，所谓群体目标共识就是社会中每个个体向量（vector）在生活空间（mental lifespace）的位移（locomotive）经讨价还价所致的一个合力（resultant）。这种目标共识的达成就是文化价值观的整合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党如何调整个体向量达致社会最优价值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问和艺术。在王邦佐教授看来：传统的文化价值的整合在以市场化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功利性的追求日益取代了超越性的努力，信仰的缺失、精神上的迷茫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变异遂使对社会的政治整合缺乏必要的价值支撑。他认为，执政党必须建立起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统摄多元价值的、能被民众所认同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形态并使之世俗化[6]。其实，王教授的看法与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7]是一脉相承的。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是执政党提高执政能力维护国家和社会稳定的最关键因素。并且他还认为建立和破坏领导权方面的主要活动角色是知识分子，建立和维护推广种种意识形象是知识分子存在的主要意义。因而笔者认为培塑整合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力是中国共产党的当务之急。
第二，培塑我党的依法执政（Rule of law）的核心力。纵观改革开放的历程，我们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政治体制改革主要靠政府用政策来调整改革的，这种“政策之治”的行政行为，虽然使中国的改革走上了一条渐进之路、稳定之路，但它也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即延缓了法治的建设[8]。我们知道，政策具有短期性和临时性，其本质正如丁煌教授所说是一种直接或间接对社会资源和利益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方案[9]。而我们制定政策的程序又欠合理性，制定的很多政策又是不透明的、不公正的。因为很多政策的制定对于大众或相对方来说根本没有或很少拥有知情权与参与权，这就容易被部分政府官员滥用而成为创租（Rent Creation）的工具。依法治理国家、管理社会事物，建设制度化平台的法治国家，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当前，推行民主固然重要，但笔者认为在形式和实体上的法治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使用的原则应当是法律秩序优先于“目的秩序”。但当我们考察近20年来，享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我们发现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里，经济日渐凋落，而腐败却大幅增加，政府也在日渐衰腐。其原因不言自明：在于法治的欠缺。我们反观西方，其民主是辅以深厚的法治传统（尤其是自然法的理念）和对政策的权利制衡。没有法治的民主制是脆弱的。现有的各种研究结果都表明制度化是衡量政治发展的核心标准，制度化程度越高，政治体系越稳定，可持续性就越强。制度化的前提、基础是法治的文明程度。建立法治社会，培塑党、政府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我们首先在党和政府的各级官员中型塑法治精神，以期达到培塑党依法执政核心力的发育成长。
第三，培塑党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探索党跟市场经济的关系可以看作是研究经济化的政治、政治化的经济以及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当今所有国家都共同面临着如何在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条件下权衡政府失败与市场失败，以及寻找政府与市场两者平衡点的时代课题。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过渡的特质，更使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市场经济从其萌芽发展、成熟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综观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市场经济犹如一匹烈马，在人们驯化它之前，极易对人类经济社会造成伤害；但在它被驯化之后，它就成了人类配置资源的良好工具。市场经济最大的善（Great will）是效率；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普适的规则（universal rules），只要我们建立有效的普适性的市场竞争规则，市场经济就成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良好工具。发展市场经济，从西方的经验来看，最大的难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西方，有种观点认为：自由市场是经济生活的万能之宰，政府作为一种“必要的罪恶”（necessary evil）越小越好。在我国学术界，按毛寿龙教授的理解就是：它意味着政府职能必须去市场化，不再直接经营竞争性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让市场去生产和供给竞争性的物品和服务；并且在集体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供给方面，选择多样化的机制……把政府的精力主要集中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营造一个有利的激励环境，建立市场制度，并促进市场的有序运行[10]。在中国,考虑到党政关系的特殊性，面对现实，我党必须深入洞见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当政府退出市场经济中的某些领域时，我们党如何有效地进入这些领域，这是急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因为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在当前及其今后想当一个时期内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普适的市场规则并使其在中国的土地上真正地扎下根来，解决效率与公正间的张力，扶助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并给予利益补偿等。为此，我们党必须以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学习型组织。这样各级党组织的个体凭借着学习力，使个体价值得到体现，才能使整个组织把握经济规律的能力和组织绩效得以大幅度提高。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发展的重要变量就是知识和信息。
第四，培塑我党的文化信仰核心竞争力。回顾中国历史上的若干盛世及世界大国崛起的历程，我们会发现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物质层面而更重要的是在精神层面。21世纪中国发展的“软肋”是什么？是信仰缺失！对个人而言，是缺乏某种可以作为个人精神支柱的信仰体系；对国家而言，是缺少一个代表公民大众信仰、凝聚公众共识的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中国目前信仰上的空虚不是因为官方没有提倡的信仰，而是因为大家不愿去相信它。正如李向平教授所说，“当下的中国，不但缺乏普遍认同的公民信仰，同时也缺乏为信仰关系提供超越性、神圣性、普遍认同能力的现代理性，从而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迷失与信仰病症”[11]。中国在未来的三十年要实现现代化的大转型，其战略方向就是建设公民社会，从而来规约国家、政府权力，使国家与社会达到一个和谐的动态平衡，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带来的社会多元化以及社会多元化产生的诸多问题。笔者以为欲建构公民社会，当务之急是要重建公民的信仰价值体系，也即培塑我党的文化信仰核心竞争力。
正如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所指出的，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形成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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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凌经球
On Exploration of the Ruling Law of Party and Core Competence Shaping
FU Wenke YANG Xinjiang
(1.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2. Zhejiang Technic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Abstract: The purpose to explore the ruling law of Party and shape the core competence of Party is to avoi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that refers to a country may become prosperous and also may decline suddenly, which is the precondition to promote governing ability and the core power for the benefit of political society integration, governing by law, market economy, rebuilding cultural belief, and which is the key to solve the two historical subjects that the Party is facing in 21st century.
Key words: political party, ruling law, core compet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