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李梅被困在了电梯里。话剧《北京我爱你》的新闻发布会不得不推迟开始。候场音乐里，影视导演杨亚洲早就端坐在会场前排；子曰乐队的主唱秋野手里拿着宣传册，为人民币符号应该是Y加一横还是两横较着劲；音乐制作人张亚东交叉双臂沉默不语；编剧史航仍旧满场飞似的迎来送往。此刻他们心里又流动着一种相似的情绪：“该死的电梯，这就是北京！”十分钟后，被解救出来的李梅终于和众导演、演员一起站在了舞台上，她不无调侃地说：“北京，我对它的感情真是又爱又恨。”
女孩儿
这是人们经常在地铁里见到的一幕。穿着白色校服的女孩儿，背着书包大大咧咧地上了地铁。有空座，一个箭步冲过去。见了老弱病残孕，又连忙地起身让座。她随着车速的快慢忽前忽后，随着人流的摆动忽左忽右。
话剧舞台的追光下，只有那个女孩儿一个人在表演。她有大段的台词，都是在宣泄对社会的不满和咒骂。没人知道她的心思，她的故事。她是个15岁的中学生。最后，谜底揭晓，今天，她堕胎了。
影视导演杨亚洲，跨界执导了这个故事《女孩儿》，话剧《北京我爱你》由五个独立的短剧组成，《女孩儿》是第一个故事。这位以描述平民生活见长的导演说：“话剧给了我表现这个题材的机会。”
杨亚洲平时很关注青少年题材，但是在影视剧的创作过程中，很多题材和内容是不能碰触的。“电视剧连第三者话题都不那么容易表现，更何况要说到未成年的堕胎问题。实际上，青春期的故事，如果没有性，那怎么可能真实？”杨亚洲相信，现实中，尽管未必那么极端，女孩儿的故事也是许多人的故事。在北京这座城市里，孩子们悄无声息地在幼儿园、小学、中学里学习。教育的问题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每一个家庭。
在地上的北京，这些问题消失于无形，人们视而不见。在地下，在地铁里，有着另外一个北京的模样。《北京我爱你》的五个故事，都发生在北京地铁上。这些年，杨亚洲很少乘坐地铁，可四年前的一次，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汶川地震以后，杨亚洲在四川拍摄反映灾后重建的电影《大太阳》。一次全国文艺创作人员的会议把他紧急召回北京。会议结束后，正值晚高峰，杨亚洲钻入地铁，他还要赶飞机飞回四川。“冗长的换乘通道，密不透风的人群，浑浊的空气，臭汗、叫骂、诅咒，这也是北京。”从地下到了地上，夕阳的光打在国贸三期的高大建筑上，空气真好，匆匆赶回家的人们脸上还洋溢着幸福的笑。杨亚洲一时缓不过神儿来。就像编剧史航说的：“北京像洋葱，拨开了一层，还有另一层。”
生活的另一面
“北京是地上一座城，北京是天上一颗星。我是个外省青年，我第一次来北京之前，我是爱你的。”编剧史航的这句话，在导演杨亚洲身上得到了印证。
杨亚洲是哈尔滨人。因为这种外来者的身份，让他能够“跳出来”看北京。不管是贫困山区的孩子，还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在杨亚洲的电影里，他们都渴望这座城市。就如同杨亚洲第一次来到北京时一样，“到了北京，就感觉心情舒畅，到处都宽敞。”
2001年，杨亚洲拍摄电影《美丽的大脚》，最后几场戏是支教的老师把孩子们带到北京游玩。杨亚洲真的把西部山区的三十多个孩子带到了北京，带他们去电视塔、海洋馆、游乐园。这些孩子的家乡没有楼房，不仅没坐过火车，连看都没看过。在北京，很多人问这些孩子：北京好还是家里好？孩子们带着对家乡固执的热爱回答：“北京哪里好，不就是有高楼，马路比我们家宽些嘛。”当时恰逢“六一”儿童节，中央电视台邀请杨亚洲带这群孩子参加“六一”儿童节晚会。欣然应约后，杨亚洲却犯了难。穿什么服装去呢？
这些孩子有两套衣服。一套是在电影里的装扮，大盖帽、张着嘴的皮鞋，也是孩子们日常穿的衣服；一套是到北京之后，剧组给孩子们买的新衣服。思来想去，杨亚洲“还是让孩子们穿着平时的破烂衣服去了”。
在后台，少年宫的“小天鹅”们看见这群孩子，吓得不敢近前。等到这群孩子上了台，饰演“王大河”的小演员扯着嗓子领唱《七色光》，他们盖过了所有孩子的风头。刚唱完歌，“王大河”在没有得到授意的情况下，突然从台下跑到嘉宾席的正中央，张开双臂搂住了中央领导顾秀莲和陈慕华：“奶奶，奶奶，我唱得好吗？”这一问，让两位奶奶泪流满面，也感动了所有在场的观众。
那天回来，剧组里长得最漂亮的小女孩儿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写画画。杨亚洲问孩子写什么，孩子说在写日记。“我可以看看吗？”杨亚洲问。小女孩儿双手捧起自己的日记本，上面写着：“这些天，剧组的叔叔阿姨们一直带我们在北京游玩。他们问我们北京好不好，我们就说，北京就是有高楼大厦，路比我们家宽。今天，我们和全国的小朋友一起过‘六一’，北京真好啊，给我高兴得都哭了。”
“这也许就是北京的魅力。”杨亚洲说。那些往事和话剧中的堕胎女孩儿没什么关系，可如果没有这些真实的生活另一面，杨亚洲也不一定会想要执导这么一个话剧。
普通人
“当年‘东方时空’很轰动，不是因为有‘东方之子’，而是因为有‘生活空间’。它不是一个给你布好光的领域，也不是非得你出了什么大事儿。另一层不是说主流非主流，而是你老不来看我，把我变成了另一个。如果都往一边跑，都要被大灯烤着了，而另一边是一片黑暗，有一个人在沉默地抽烟，那么我们就坐到他旁边去。”史航阐述了这部话剧的社会性。
五位导演、五个片段，《北京我爱你》中，其他四个故事，都是一些我们熟悉的那些普通人生活的另一面。
“地铁开得好快，我们隔得好远，地下并不比地上更黑暗。他们加快了速度，是为了拉开我们的距离。”史航念叨着好友黄金罡演唱的歌曲《地铁眼》，继而说：“地铁让所有人都能搭乘，到达心中的目的地，地铁非常包容。”
“我们对北京的感情是一团的。”在最初构思时，史航就想到将若干个故事片段组合起来，展现一座城市里众生的喜乐悲欢。“北京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城市。在北京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通过‘地铁’这样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媒介，来表达对这座城市的一份热忱的期望。我们不仅期望繁华，也期望无数人的梦想得以实现，这份期望让人爱上这座城市。我们把目光投向个体，投向人的心中，我们注视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也在摸索着个人心灵和情感的建设。”史航随意地坐在了舞台台阶上，“不是舞台有多少奇迹，而是这回的舞台凑巧站在一个角度，打亮了生活在北京的这些普通人们。”
《北京我爱你》的首映是在情人节，不过，这不是一部关于爱情的戏，而是一部关于爱的戏。
“我们什么时候会对一个城市说我爱你？是不说的，甚至以为是不爱的。我们离开的时候，和我们再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是爱北京的。”总策划人史航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