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本?阿格尔，在探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时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源头追溯至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审视其不同流派的理论得失，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外部的合理因素，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检讨西方社会理论。驳辩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非难。
关键词：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积极探索
中图分类号：B151(1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32-05
本?阿格尔，既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也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学术生涯中，阿格尔出版了近20部学术专著，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至今仍笔耕不辍。纵观阿格尔的学术思想，笔者认为可以把他的学术历程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77-年1988年)的学术思想侧重于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与走向；第二阶段(1989年-1999年)的学术思想侧重于探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化、权力和性别：第三阶段(2000年至今)的学术思想则侧重于探讨互联网技术对大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内学术界日益注重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阿格尔被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而加以相应关注。就阿格尔学术思想研究而言，尽管国内有一些关于阿格尔在重建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方面思想的学术探讨，但大多停留在对他20世纪7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述评上。以笔者有限视野所及，基于总体把握阿格尔的学术历程而探讨其对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做积极探索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地把阿格尔对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探索概括为：溯源考流、整合重建、辩难驳责。这具体表现为：阿格尔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源头追溯至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审视其不同流派的理论得失；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外部的合理因素，重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检讨西方社会理论，驳辩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非难。本文以下内容对之加以分述。
一、溯源考流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Onman)曾指出，“马克思的所有理论是靠他的辩证观点及其范畴创立的，而且只有掌握了辩证法，这些理论才能被恰当的理解、评价和应用。”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自从卢卡奇以来的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十分看重马克思的辩证方法，阿格尔也不例外。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1979)一书的开篇一章，阿格尔专门考察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源头的马克思辩证方法，着重阐明了它的内涵、特征、本质与宗旨。阿格尔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由异化理论、矛盾理论以及危机与相应的阶级斗争理论构成的”，同时，只有在把这些理论结合起来时，“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才是完整的。”尽管阿格尔承认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他也认为马克思辩证方法中关于异化及其批判的理论与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理论是马克思世界观中发展得最为系统的两个方面，而危机理论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只是做了简要的概述。对于马克思辩证方法中的危机理论，阿格尔的看法是，“只有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进行重大修正，马克思主义才能适应于今天的形式。”基于马克思1873年1月24日在伦敦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所写的《跋》中对其辩证方法的论述，阿格尔概括了区别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马克思辩证方法所具有的三个特征：首先，它认为现存社会制度不可避免地要灭亡；其次，它是从每一种社会形式的不断运动中来理解这一社会形式，即认识现代社会现实的历史根源的；最后，它“不崇拜任何东西”，它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并致力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在阿格尔看来，这句名言就体现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本质，因为“它同等看待社会结构和人的意志，把唯物主义和理想主义整合为一种综合的二维体系。”焕而言之，马克思概述了在物质条件与创造及再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所需人的意志之间的辩证法。对阿格尔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反映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本质，还蕴含了马克思辩证方法的宗旨。“马克思的辩证方法的宗旨在于揭露和消除使人屈从于异化的各种意识形态的迷惑性。”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就是要用真实的意识来揭露意识形态的真相，也就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加以批判。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提出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是因为马克思相信意识形态的骗局是异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马克思的辩证方法而言，阿格尔不仅阐明了它的内涵、特征、本质与宗旨，还把它视为“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未来的理论框架”。阿格尔以马克思的辩证方法为分析框架，历史地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揭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逻辑。阿格尔用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可以简化为“异化－矛盾－危机－批判－变革－解放”。这种分析框架的内涵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普遍的异化，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又必然会导致各种危机，为了根除这些危机，就要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之进行社会变革，最终走向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阿格尔的这种分析框架既可以容纳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社会危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社会变革理论，也可以容纳关于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阿格尔又以这种分析框架，分析了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和左派女权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
如果说阿格尔在纵向上思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变历程，提出了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与未来的理论框架，那么他在横向上则检视其不同流派的理论得失。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导论》一书中，阿格尔较翔实地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历史，纵向地评析了第二国际中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阿格尔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演变的逻辑在于，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因对待马克思辩证方法的不同立场而表现出不同的理论分歧、显现了他们的理论得失。19世纪末20世纪初，诸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卢森堡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提出了种种与革命斗争前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最大限度地加速他们所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刚出现的危机，但是他们都认为早期资本主义正在接近它的末日。阿格尔认为第二国际的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像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所要求的那样把社会结构的作用与人的作用联系起来。而是夸大社会结构的作用，采用了一种决定论的立场。作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和科尔施认为。工人阶级之所以没有未能实现考茨基和卢森堡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因为工人阶级对自己的历史责任缺乏“阶级意识”。阿格尔肯定了这种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因对阶 级意识的强调而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但批评它忽视了个人的意识及其作用。类似于卢卡奇等人，上世纪30、40年代的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也从意识衰落人手论证道，不要说工人阶级，就是个人也较以前更异化了，因而看不到关于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希望。这在阿格尔看来，是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哲学的悲观主义”。到了60年代，伴随着各种新社会运动和新左派运动的兴起，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现象学马克思主义纷纷登上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舞台，它们一并被阿格尔称之为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阿格尔把这种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高度评价为：“既驳倒(法兰克福学派)对支配所作的批判，又驳倒僵硬的经济正统观点(决定论)。”不过，阿格尔也批评它“缺少一种能围绕70年代的重大主题来构建阶级激进主义，并把这种阶级激进主义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特殊危机点上的危机理论。”在梳理以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历程之后，阿格尔综合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危机理论。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上世纪70年代后，阿格尔对其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流派也有评价。简而言之，阿格尔在承认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与理论实践方面做出过有意义探讨的同时，反对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主体历史的主张，批评他制造了早、晚期的两个“马克思”。对作为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福柯、德里达、鲍德里亚、利奥塔等。阿格尔既借鉴了他们的话语理论等批判思想，也否定他们对主体性和总体性的怀疑。阿格尔虽然同情拉克劳(Emesto Laclao)和墨菲(Chantal Mouffe)的后马克思主义对重新定义政治所做出的积极努力，但不同意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抛弃。阿格尔反对科莱蒂(Lucio Conetti)等人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它具有实证主义特质而把批判理论当作黑格尔的理想主义加以拒绝。阿格尔还反对罗默(John E.Roemer)等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的理论基础是分析哲学而具有实证主义色彩。
从阿格尔现有学术思想看，他在原则上倾向于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支持卢卡奇等人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尔库塞等人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莱易斯等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哈贝马斯等人的新马克思主义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如果说“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倾向：一种倾向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化，另一种倾向则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那么，很明显，可以把阿格尔的学术思想归为具有人本主义化倾向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类型中。
二、整合重建
阿格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诸多流派理论得失的审视，不仅仅是为了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变，更是为了实现不同流派间的理论对话，以推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此外，阿格尔还积极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各种哲学、社会学理论的合理因素，以补充和丰富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了让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外部的诸多理论实现对话，阿格尔主要采取了“强综合”和“弱综合”这两种理论重建方式。
阿格尔进行理论重建的第一种方式，是围绕某一论题探讨不同理论流派在该论题上的共性而整合出新理论，这就是他所说的强综合(strong synthesis)。利用这种理论综合方式，阿格尔在建构新理论时既整合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部理论资源，也整合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外部理论资源。择其要者而言，根据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萨特等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比康等人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都想借助于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哲学资源来构建非极权主义的阶级激进主义理论、强调个人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共同点，阿格尔把它们综合为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围绕资本主义危机问题，阿格尔把奥康纳的财政危机理论、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理论、莱易斯的生态危机理论整合为作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解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各种弥散而隐蔽的意识形态时，阿格尔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诠释学理论。并希望通过把政治关照补充到一般诠释学理论中而使得它能够成为一种政治批判模式的激进诠释学，提出了一种关于意义的批判理论；在建构关于公共生活的批判理论时，阿格尔思考了衰败时代的知识、话语和政治，吸收了布鲁斯?阿克曼(Bruee Ackerman)的公共政治交谈思想、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理论，把哈贝马斯的人际对话交往概念扩展到包括人与人的交往、人与自然的交往和人与符号系统的对话交往，重建了哈贝马斯的话语交往理论；为了让批判理论更好地扎根于日常生活，阿格尔吸收了后现代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理论、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理论和加芬凯尔(Harold Garfinkel)的人种学方法论，提出了基于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为了探讨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全面解放，阿格尔反思了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卢卡奇的物化逻辑、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支配逻辑、哈贝马斯的扭曲交往逻辑、女权主义的男性特权逻辑，把资本主义的总体性逻辑概括为体现了生产主义的等级制支配，在反对等级制支配的共同取向下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左派女权主义综合为女权主义后现代批判理论；围绕实证主义批判，阿格尔承袭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强烈抨击，借鉴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重新评价了多重声音的视角性，驳斥了实证主义的逻辑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等隐性特征；在指出现代性事业的未来走向时，阿格尔通过整合哈贝马斯关于现代性事业的观点、德里达和阿多诺关于那种源自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存在隐性的傲慢与支配的看法、卡罗-佩特里尼(Carlo Petrini)等人的快餐理论。阿格尔提出了舒缓现代性(slowmodernity)理论，从社会节奏的视角把舒缓现代性构想为快慢有序的生态社会主义。
阿格尔进行理论重建的另一种方式是，指出不同理论的共同特征，将它们划归为某一理论类型，也就是阿格尔所说的弱综合(weak synthesis)。这主要体现在阿格尔所提出的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与批判性社会理论上。阿格尔认为，就文化批判而言，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与美学政治，都具有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反对文化霸权、关注文化的相对自主性、追求文化解放等共同特征，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归到作为批判理论的文化研究中。阿格尔还利用弱综合提出了批判性社会理论。阿格尔把社会学理论大致划分为实证理论、阐释理论和批评理论三种类型，极力主张批判理论、反对实证理论、改造阐释理论。为此，他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左派女权主义和伯 明翰学派等的激进文化研究统称为批判性社会理论，概括出批判社会理论的下列特征：反对实证主义；把过去及现在区分于可能的将来，认为过去及现在的特征是控制、剥削及压迫，而将来则消除了这些现象；认为支配是结构性的；认为支配的社会结构，再生产于人们的虚假意识，助推于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卢卡奇所说的物化、葛兰西所说的霸权、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性、德里达所说的存在的形而上学；认为社会变革始于家庭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把能动性与结构之间的关系概念化为辩证的；把日常生活与规模巨大的社会结构关联起来，反对那种关于因最终的进步安放在遥远之途的终点而只有通过牺牲人们的自由甚至生命才能达到那一终点的看法。批判性社会理论的提出，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一般性社会批判理论的研究议程，有助于实现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左派女权主义等理论的对话与融合。
三、辩难驳责
阿格尔不但一贯坚持马克思辩证方法这一分析框架，自觉承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传统，而且始终捍卫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左派女权主义理论等批判性社会理论，积极回应一些西方社会理论对它们的无端责难，以保护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批判性社会理论的生存空间。
在《支配的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1992)一书中，阿格尔批驳了各种针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错误指责。斯莱特(Phil Slater)和保罗?康纳顿(Paul Cormerton)都否认法兰克福思想家对法西斯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进行了有效回应，都抵制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加以哲学的及心理分析的修正。在阿格尔看来，这两者是对批判理论的典型攻击，必须予以批驳。他批驳的理由是：其一，讨论存在唯一的“马克思”是无意义的，而只能是讨论在不同时空下对马克思的可能解读，但这不是否认马克思遗产及其利用的连续性。马克思只提出了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是所有批判理论的重要部分，后来的理论家可以把马克思的分析范畴应用到他们自己的历史需要与政治需要之中。其二，他们没有足够深入地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在1937年的重要纲领性论文中，霍克海默已经清楚地指明，批判理论没有抛弃马克思有关政治与经济相关联的原本思想，而只是借助于重新评价所谓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而深化了这种思想。在此，霍克海默也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明显的文化导向与心理分析导向，是为了回应于垄断资本主义“极权国家”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日益紧密的关联。其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可修正，必然导致僵化的教条主义。针对那些借助于分析哲学与维也纳学派的视角怀疑地理解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的那些人，阿格尔驳斥他们是在重复实证主义的老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早已对这种观点清算过了。至于说法兰克福学派放弃了马克思主义，阿格尔把它视为无稽之谈。
阿格尔在《支配的话语：从法兰克福学派到后现代主义》(1992)一书中还把后现代主义区分为作为意识形态的商品化后现代主义和作为批判社会理论的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完全拒绝了商品化后现代主义，有限接受了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并对批判性后现代主义予以辩护。这种辩护更系统地反映在《虚拟的自我：一种当代社会学》(2004)一书中，在这本书里阿格尔更为全面地列举了人们对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加以拒绝的理由。尽管阿格尔也承认批判性后现代主义有其理论局限，但也明言有些责难它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给予了一一回应。具体地说，在阿格尔看来，后现代主义不是虚构的无意义的词汇，因为要阅读德里达等人的著作，虽然确实需要渊博的哲学知识。但德里达强调了语言所具有的内在灵活性与模糊性，揭示了清晰的语言并不必然可以解决哲学争端；后现代主义者不是相对主义者，也没有否认真理，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只是强调了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性。指出不存在居于历史之外及超越时空的可供我们以完全客观的方式来观察并描述这个世界的超级有利位置，至于如何实现真理则取决于你问了什么及如何去问；后现代主义者没有完全否认真实世界的存在，因为后现代理论关注文化与话语是如何建构了世界的意义。从而需要对文化与话语加以批判地关注；后现代主义者不反对进步，也不过于愤世嫉俗，因为尽管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有时候给人以虚无主义和愤世嫉俗的错觉，但他们一般都同情于进步的社会运动，比正统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边缘化的人们与团体；后现代主义者没有把古典与当代的思想当作文化而将它们“解构”为无意义的，因为尽管德里达首先指出解构是一种正当的知识活动，但他从来没有支持那种作为方法论而可以应用到所有文本的“解构主义”，而只是指出每一种文本都具有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不是具有冒犯性的奇异理论，因为它只是不同于那种注重事实、摆弄数字的经验主义而已；福柯等人不仅探讨文本也探讨“现实”，对社会学与社会科学深有启发，因为福柯关于疯癫、犯罪、惩戒与性的丰富研究中，指出像精神病学与犯罪学这样的专业性及惩戒性话语在实现社会控制中把权力强加于人们；后现代主义不反对科学，因为它只是反实证主义；后现代主义不是导致像9?11这样的没有道德意识和不讲道德的行为的根源，因为9?11与对以色列的敌视紧密相关，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在于欧洲文化有深刻的反犹主义，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后现代主义不是不严肃或不严谨的，也不是为那些傻瓜所掌握的文字游戏，因为不熟悉西方哲学与文学的人们不可能彻底了解德里达、福柯等人的深奥思想。
在《批判性社会理论导论》(1998)一书中，阿格尔也回应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对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和左派女权主义在内的所有批判性社会理论的非难。实证主义社会学理论，因在美国占据了主流而被信奉为所谓“真正的社会学”，从三个方面批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批判性后现代主义和左派女权主义：(1)它们不是量化的，未能达到科学的方法论标准；(2)它们公开承认政治，拒绝采用实证主义所主张的价值中立立场；(3)它们没有“数据”。表现为纯粹的思辨。阿格尔对这些批评不以为然，指出量化方法不是社会理论的唯一方法论，一旦把它视为唯一合法的方法论，那就是学科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欺骗。对之不但不能予以承认，还要大力加以批判；认为那种主张社会理论采取价值中立的非政治立场，仅仅是一种神话，在现实中完全做不到；至于理论中有无“数据”，也不能作为判断理论的标准。此外，“‘真正的’社会学家、新自由主义者及新保守主义者宣称马克思‘一切’都是错的，尤其是马克思关于无异化、无阶级社会的政治思想是错误的。”如果马克思的“一切”都是错误的，那么根源于马克思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就很成问题了。阿格尔对这种极端的反马克思主义行为予以强烈驳斥，点明其实质是在欢呼所谓的资本主义胜利、社会主义崩溃、马克思主义终结，指出“马克思本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不但不支持恐怖政体，而且反对恐怖政体”。阿格尔强调，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过时，坚信“只要异化存在，马克思主义就存在，而且必然存在。”这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用杰姆逊的话说就是“庆贺马克思主义的死亡就像庆贺资本主义的胜利一样不能自圆其说。”如果说美国主流的社会学理论家、‘真正的’社会学家、新自由主义者及新保守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完全是充满敌意的。那么阿格尔认为那种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蒙昧主义(obscurantism)和过度专注于基层(groundedness)弊端的行为则是相对“友善”的。阿格尔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等理论的确存在蒙昧主义倾向。其深奥的术语和理论往往不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这应引起注意，但绝不能因此而拒绝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过度专注于基层的弊端，阿格尔认为是需要在全球视角与地区视角之间保持平衡，以防止把国际化与本土化、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加以二元割裂，但也不能因此否认底层人民的反抗能力，更不能忽视人民的日常生活。
总而言之。阿格尔立足于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积极甄别、整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外部理论资源，批驳各种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无端责难，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返本开新做出了积极探索。尽管阿格尔的有些理论和观点还值得商榷，但其理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责任编辑 刘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