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秘书们的“润笔钱” 文/晏建怀 宋朝皇帝的秘书班子，包括翰林学士、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等。这个秘书班子里的人，都是皇帝千挑万选出来的，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不过，秘书们虽然才学兼优，但鉴于当时工资水平低，待遇不够好，皇帝便琢磨着要想个什么办法来弥补一下，好让他们安心工作。
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内外制凡草制除官，自给谏、待制以上，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秘书班子分“内外两制”，翰林学士称“内制”，中书舍人和知制诰称“外制”。秘书为皇帝起草官员任命文件，被任命者凡提拔到给谏、待制官以上的，都要给他们掏润笔费用，或钱或物，意思意思。不过，意思毕竟只是意思，标准不明，数额不定，酷似“打秋风”，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所以，宋太宗继位后，想秘书之所想，急秘书之所急，把秘书的润笔钱写进了红头文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规定了具体金额，还刻碑立在舍人院中。皇帝调整一批干部，秘书从容起草完任命文件，瞟一眼舍人院中的石碑，就知道今天进账多少。
这个润笔钱政策，的确让平时喝惯了西北风的秘书们尝到了甜头，文章越写越好，待遇越来越高。不过，皇帝给的政策好是好，但他只给政策不掏钱，润笔钱由文件中被提拔的官员出，无疑加重了官员们的经济负担。这意味着他们还没领到工资，就要交一笔不菲的“买官钱”。对于许多家境贫寒、积蓄无几的官员来说，势必把他们逼到更穷的境地，秘书的收入增加了，他们却被害惨了，结果不是道尽途穷、债台高筑，就是受贿索贿。
皇帝做好，官员买单，这让下面一些领导很有意见，因此，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到许多抵触，落实起来越来越难。
元丰（1078-1085年）间，宋神宗感到这个制度再难执行下去，便取消了收取润笔钱的规定。
润笔钱虽然在红头文件中消失了，但秘书的待遇不能减呀，宋神宗的办法是给秘书加薪，“内外制皆有添给”，矛盾迎刃而解。后来历朝历代，秘书们起草文件，依然能得到一定的奖赏。即便是现在某些机关，也有类似的不成文规定。
清官员到古玩铺坐坐，也属违法
官员不准去古玩铺，这是清朝对官员的禁止性规定。
原来对官员的形形色色贿赂中，有一种贿赂叫“雅贿”，即给官员送字画、古董等，既可达到行贿目的，又显得“高雅”，便于官员接受，也不易被察觉、查处。“雅贿”多借古董商之手进行。古董商将名贵字画或稀世之珍的古董三文不值两文“卖给”官员，再由行贿者跟古董商按实际价格结清货款。这种方式的行贿，非常诡秘。对古董店的猫腻，朝廷不是不知，为防范和杜绝“雅贿”――当然完全杜绝是做不到的，清朝禁止官员出入古玩铺。
清代刘声木《苌楚斋五笔》一书云：“咸丰年间，当时有某侍郎，偶至琉璃厂古玩铺闲坐，即为御史论列，获咎家居，亦为大众所不齿”。有一个侍郎(相当于“副部级”官员)，偶尔至北京琉璃厂坐坐，即遭御史弹劾，丢了官职，赋闲在家。不仅如此，还被众人唾弃。
据此书说，光绪以后，情况大变。军机处官员、尚书、侍郎等人，就不是逛古玩店了，而是“自开古玩铺、碑帖店，自题店招牌，公然出入其间，肆无忌惮”。向他们行贿的人，有的自称“门生”，孝敬他们银子称“太平钱”，还有什么“点心钱”。“廉耻道丧，实始于此”。刘声木说，清朝败亡，未尝不由于官员经商、腐败，并非由于一人愤而振臂高呼，而是由于“万众皆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