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福义，1935年5月30日出生，海南乐东县黄流乡人，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语言学科组副组长。曾任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会长，湖北省语言学会会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主攻汉语语法学，也研究逻辑、修辞、文化语言学和其他问题，其论著三次获得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三次获得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2001年出版的《邢福义选集》，为季羡林主编《20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选集丛书》之一，2010年11月，人选湖北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邢福义先生是国内外著名的语言学家，长期在华中师范大学从事汉语语法学的教学与研究。由于时代和家庭的原因,他只上过十年学(小学2年，初中3年，中师2年，大学2年)。1956年，21岁专科毕业的他，留在了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22岁、他就在中国语言学界最权威的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了《动词作定语要带“的”字》。30岁时，他就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7篇学术论文。截止到现在，他已在《中国语文》上发表了29篇力作。27岁，他在《中国语文》(1962年第5期)上发表了(关于副词修饰名词)。文章刚一发表，学部委员、南京大学一级教授方光焘先生就于1962年5月强调“研究语法应该注意一般现象、特殊现象和个别现象的相互关系”，指出：“副词能否修饰名词的问题，张静认为副词能够修饰名词，他是想推翻已有的规律。而邢福义则是以特殊现象来作补充，指出了副词修饰名词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副词修饰名词必须具有一些条件。我基本上同意邢福义的意见。……”(方光焘《研究汉语语法的几个原则性问题》，《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269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文革”时期，学校停课，刊物停刊，但他没有放弃对语言问题的研究，他注重培养研究习惯，积累研究经验，铸造敏锐视力。
1978年，“文革”结束，《中国语文》复刊，邢先生把自己呕心沥血，反复修改了12年的论文《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寄给《中国语文》，《中国语文》马上就把他的文章作为1979年第1期的重要文章登出来。《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是邢先生一系列复句研究论文的奠基之作。吕叔湘先生于当年9月28日给邢先生的信中说：“你的文章我看过不少。你很用功，写文章条理清楚，也常常很有见地，如今年发表的‘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就很好。”(见《治学之道学风先导》，《庆祝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文集》，商务印书馆1994年11月)
1980年之前，邢先生主要集中在词类研究以及词与词的组合关系上，代表作是《词类辩难》(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 《词类辩难》一书，不仅阐明词性判别的语法依据，而且从论证的角度总结出了直接判定、排他和类比三种方法，开始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的尝试。逻辑学家李先?写道：“我特别崇拜邢福义同志的语言研究工作。在吕叔湘先生为其《语法问题探讨集》所写的‘序’中有这么一句话：‘福义同志的长处就在于能在一般人认为没什么可注意的地方发掘出规律性的东西，并且巧做安排，写成文章，令人信服。’我认为吕先生这句话真是‘一语破的’。邢福义同志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跟他善于运用逻辑方法去分析语言现象分不开(当然，并不局限于这一点)。邢福义同志是专门研究过逻辑学并写过逻辑学著作的，因此在他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过程有意或无形中就使用了逻辑方法。……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进行逻辑语言学的探索。”(《沦语言学与逻辑学的结合》，《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
自《论定名结构充当分句》发表和《词类辩难》出版后，邢先生就以复句为“据点”展开了对汉语语法问题的研究，他重视把逻辑分析方法引入语法研究领域,重视语法事实的深入发掘，重视隐蔽规律的揭示与刻画。早期著有《复句与关系词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最精彩的论文是《汉语复句格式对复句语义关系的反制约》(《中国语文》1991年第1期)，近20年之后，此文被国际性语言研究期刊俄国莫斯科的《语言科学问题》(2010年第2期)详细转载，并于开头处把作者介绍为汉语逻辑语法学派创始人。邢先生复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则是《汉语复句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在《汉语复句研究》一书中，邢先生对复句的分类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提出分类的原则是“从关系出发,用标志控制”,要求分类原则必须具有统一性和彻底性，分类结果必须具有切实性和全面性。最终把汉语复句分为三大类：因果复句、并列复句和转折复句。在此书中，邢先生做到了“五重视”：一是重视语法事实的发掘；二是重视逻辑基础的考察；三是重视“语表一语里一语值”的三角验证；四是重视句法格局对语词运用的制约；五是重视若干理论问题的理论思考。正因为如此，《汉语复句研究》2003年，获武汉市第八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4年，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6年，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语法学家邵敬敏在他主编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中，说：“《汉语复句研究》不仅事实描写详尽而细腻，规律揭示充分而准确，而且在理论上也有新的突破和创意。此书是汉语复句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标志着当前我国复句研究的最高水平。”
邢先生研究语言，注重挖掘语言事实，一贯主张“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如：在《漫话“有所不为”》《光明日报》2008年1月14日)一文中，文章虽只2751个字，但所举语言事实20条，共1079个字，约占全文篇幅的一半。在20条语言事实中，古代的14条，近现代的6条。从古到今的语言事实，时间跨度长达几千年。文中的20条事实是作者从古代、近代、现代极为庞大的语料聚合中经过多次反复比较,层层筛汰，精心挑选出来的。作者先从自己平常积累的语料笔记中，又从巨大的、包罗万象语料库中，挑选出具有特点、符合需求的语言事实，然后追本溯源，结合例子的小语域和大语域，逐条加以辨析研究，进行再次的比较筛汰，接着根据文章论述的需要，保留最具典型性的语言事实。此文字面上的语言事实虽只有20条，但字面下的语言事实却是不计其数的。文章篇幅虽短，但涵量巨大。读者可以在超度浓缩的短小篇幅里，了解“有所不为”漫长的历史,知道“有所不为”的古今用法。在《以单研究深化》一文中，他曾指出：“事实的发掘，对于研究的深化具有关键性意义”。“会说汉语 的人，不一定都会研究汉语；研究汉语的人,不一定都能作出准确的结论。不管是谁，个人脑海中存放的语言信息总是有所局限的，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能想到，林林总总全能顾及。如果不尽可能详细地了解客观语言事实，便有可能仓促断定，以偏概全。”在《语言理论与语言事实》一文中，他说：“理论生发于事实，事实支撑着理论，任何理论，都不是一开始就完善的。为了理论的不断完善,必须步步逼近地让理论贴近语言事实。”
邢先生在汉语语法事实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语法体系，代表作是《汉语语法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998年，该书先后获得了中国高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和第十一届中国图书奖。这本书是作者对自己多年来语法研究的一个总结，书中提出的“小句中枢”学说和“两个三角”学说，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语法学家邵敬敏指出：在对大量汉语语法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更加适应汉语语法特点的研究思路，其中胡明扬的‘语义语法说’、徐通锵的‘字(语素)本位’说、邢福义的‘两个三角’理论和‘小句中枢’说等都比较有影响。（《八十到九十年代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世界汉语教学》1998年第4期)语法学家李方杰指出：“近几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朱德熙的词组本位体系和邢福义的小句中枢体系，他们各自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代表作：《语法答问》、《语法讲义》，《小句中枢说》、《汉语语法学》。”(《句型主体论》，《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语言学家许嘉璐副委员长论述道：“黎锦熙的‘句本位’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短语中心’说所代替。但是，近来后者引起的怀疑越来越多。从黎氏到邢氏，恰好盘旋着往上走了一个圆圈。”(许嘉璐《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68--6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
邢先生在汉语语言事实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理论上的建构，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一)提出了“小句中枢”学说：即根据汉语语法的特点“重句法而不重词法”，应该以“小句”为本位，以句法机制为重点，注重观察句法规律对各种语法因素的管控作用，此外，他还根据小句中枢说归纳出小句的三个基本规律：成活律、包容律、联接律。(二)提出了“两个三角”学说：大三角是指“普―方―古”，主张以方证普，以古证今，即提倡在研究普通话时，要横看方言，上看古代汉语。小三角是指“语表―语里―语值”，主张在“表里辨察”的基础上“考究语值”。(三)提出了两个沟通：一是自然语言研究内部的沟通，即语法研究跟语音研究、词汇研究、语用研究、逻辑研究、文化学研究等沟通，进行跨界性研究；二是自然语言研究跟计算机应用研究沟通，即语法的本体研究必须跟汁算机技术结合，适应计算机应用的需要，因为孤立的单角度的盹本体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四)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启迪意义的独创性的观点。例如归纳出词类辨析的三个方法：“直接判定法”、“排他法”和“类比法”，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语法鉴定格式来帮助判定具体的词性，很有实效。再如关于复句的语义关系具有二重性，既反映客观实际，又反映主观视点，而且主观视点是第一位的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又如他在句子结构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结构的分层向核性”以及“动词核心，名词赋格”的特性。
邢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一邢福义自选集》(河南教育出版社1993)是他80年代研究的一个小结，该书，1995年荣获了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荣获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世纪现代汉语语法八大家一邢福义选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则是比较全面的总结。邢先生先后出版了五本论文集，形成了一个系列：《语法问题探讨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语法问题发掘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语法问题思索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语法问题追踪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语法问题献疑集》(商务印书馆2009),这大体上反映了他的研究历程。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探→掘→思(→追)’反映思维发展的前进轨迹，标示求知历程的延展线索。”其中，《语法问题探讨集》，1989年荣获了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语法问题发掘集》，1995年荣获了首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语法问题献疑集》，2011年荣获了武汉市第十二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在教材方面，他还主编了《现代汉语》师范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现代汉语语法修辞专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等。其中，《现代汉语》，1995年荣获了第三届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截止到现在，邢先生已公开发表了450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50多本著作(个人专著21本)，主持了15项国家科研项目。其中，2009年6月，由他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句法语义‘普―方’比较研究”(项目编号：01AYY003)，耗时7年，其成果《汉语语法普方较视》被评为“优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验收情况报告中说：“由华中师范大学邢福义教授主持完成的《汉语语法普方较视》，该成果运用“小句中枢”的基本理论、“句管控”的基本视角、“两个三角”的基本方法，对普通话语法和方言语法进行了择点性、多层面、多角度的比较和审视。鉴定专家认为，该成果“将以小句为中枢的语法理论系统地进行了阐发，从而坚实完整地确立起了一套全新的语法学说”。2011年11月，邢先生又荣获了国家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该项目已正式运行，计划在第一个5年时间里，完成香港、澳门、台湾、新加坡、美国等5个地方华语语法情况的调查，《湖北日报》(2011年11月1日)评价说：“《全球华语语法研究》，该项目正式立项，标志着汉语语法研究走向国际化。对全球华语语法进行全面考察，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首次。这意味着汉语语法研究迈上了一个新起点，将从语言研究的角度，对中华文化的弘扬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邢先生研究语言学，但又不囿于语言学。在东西方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的当今世界，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邢先生将语言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研究，出版了《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001年，该书荣获了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在书中，作者说到：“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特定的文化风貌；犹 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的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一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文化语言学》出版后，在语言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被当作国内文化语言学三大流派中“关系参照派”的代表之一，并被许多高校中文专业本科或研究生引为必读书目。同时，该书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光明日报)(2001年3月29日)在题为(文化语言学的一部力作)中说：“《文化语言学》是我国第一部直接以“文化语言学”作为书名的关于文化语言学的学术专著。从语言看文化，既透视了文化的不同层面，又追寻了文化的发展轨迹；从文化看语言，既能见语言在不同层面的投影，又可观语言流变的足迹。《文化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集大成之作，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2005年，邢先生在《在广阔时空背景下观察“先生”与女性学人》一文中，提出：“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为了加强全世界华人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在广阔时空背景下开展词语运用的考察，从而编写出一部《现代世界华语词典》，很有必要。”(《世界汉语教学》2005年第3期)2010年5月17日，作为《全球华语词典》顾问的他，应邀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全球华语词典》出版座谈会。《全球华语词典》是华人世界第一部全球华语词典。语言学家许嘉璐副委员长说：“语词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人们生活、思维、感情的反映。《全球华语词典》记录并保存了几个主要华人社区语词变异的情况，也就把移居并扎根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在和当地文化交融、吸收异质文化营养，进而发展中华文化的情况曲折地集中呈现于一册之中。《全球华语词典》给华人社会，给世界的学术界、思想界，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例证。”
邢先生还将语言学与国学结合起来研究。在5年时间里，邢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15篇文章(其中，主要见于国学版)。如(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2006年8月8日)一文，他指出：“以现代意识为前导，弘扬国学优良学风、深刻学理和有用成果，让国学精魂与现代意识结合起来，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的振兴，有利于助产中国特色的学问。”又如《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2011年7月4日)一文，“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是国学宝库中，世世代代起着教育后人的名言警句，一直以来被人们作为普遍的真理在使用。然而邢先生却结合现实，理性思辩，指出：“大器晚成和厚积薄发”不是普遍适用的成才原理，不能作为教育学生、造就人才的定律。他从语法学的视角，通过探究“大器晚成”的出处、本义和比喻义，得出：“大器晚成”只适用于已过成才茂密期的人物，在语用上存在偏向性，不适用于大学中的青年学生，特别是20岁上下的本科学生，否则，会束缚他们聪明才智的及时闪光。“厚积薄发”是我国学界历来崇尚的朴学精神，强调做学问要有厚实的功底，在厚厚地累积的基础上薄薄地挥发，以保证著述的谨严可靠，无可挑剔。但作者通过探究“厚积薄发”的语表形式、语里含义和语用价值，得出：“厚积薄发”只适用于强调传统优良学风的发扬，在语用上也存在偏向性，不适用于治学方法和成才过程。不然，人们就过于执着于“先厚积”、“再薄发”的关系，不肯或不敢轻易动笔，结果越拖年龄越大，年龄越大越出不了成果。作者将语言学的研究延伸到了国学的领域。以语言学的专业视角，来审视国学，弘扬国学。语言学家鲁国尧先生说：“邢先生的这篇文章，涉及的学科不仅仅是语言学的专业领域，而且还涉及到了国学，人才学，教育学，科学学的范畴。邢先生的研究已经跨出了‘小语学’的专业领域，进入到了‘大语学’的广阔天地。”
邢先生还将语言学与中文信息处理结合起来研究。2006年，他亲自主持了华中师范大学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小句中枢说在汉语与临界领域研究中的应用与验证”。该项目的成果之一是在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建立了一个面向汉语复句研究的专用语料库。该语料库已收有标复句658，447句，约44，395，000 字。该语料库既是开展汉语复句研究的一个重要平台，又是现代汉语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资源。邢先生主持的这个项目促进了“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建设，带动了计算机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实现了文理学科的交叉融合。又如《新词语的监测与搜获》(《语文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作者认为，要监测到每年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新词语，必须建制出一套“获取新词语的多功能筛滤网”，即对原有词语的筛滤、对原有词语之外非新现象的筛滤、对原有词语原有义项的筛滤。而这张多功能筛滤网的制作，必须依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从事计算机信息处理的学者，一支是从事汉语本体研究的学者，缺少哪一支都不行。只有汉语本体研究和计算机信息处理研究紧密的结合，才能跟上信息时代的步伐。方言学家汪国胜先生说：邢先生的这类文章，既是语言学，又走出了语言学。诚然，邢先生在研究汉语语法问题的同时，还在有意识地做着“大语学”的研究尝试。(《读邢福义先生》《光明日报》2009年12月7日)
邢先生还将语言学与传授学结合起来研究。“传授”是一门学问。这里的“传授学”与西方的“接受学”有相通之处，都是强调写文章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但侧重点不同。“接受学”关注的是读者接受什么?如何接受?而“传授学”关注的是作者传授什么?如何传授?邢先生常常说，不管是写大书还是写小文，都要让读者“看得懂，信得过，用得上”。如邢先生(“救火”一词说古道今)(《光明日报》2007年2月1日)一文的第二段，从作者传授的线索来看：提出问题(“救火”常说，“救水”不说)――追踪问题(近现代作品和词典都不说“救水”)――解决问题(“救火”是人力可控。“救水”是人力难控)，邢先生始终都在与读者对话，用对话性的语言与读者交流,如“有意思的是”“没听到过有说‘救水’的”“看不到‘救水’”“也看不到‘救水”’“这是为什么”“想来应跟‘人力可控’的语义特征有关”。从读者接受的线索来看：读者对问题的认同(问题提出时)――读者对问题的赞同(问题追踪时)――读者对结论的接受(问题解决时)，读者始终都在积极参与，紧跟作者的“导向”。作者对读者知识上的传授，是环环相扣，循序渐进，娓娓道来，是在读者不知道，又急于想知道的情境下，“抖开包袱”，授给读者。作者的传授与读者的接受这个过程，正好真实地再现了两千多年前，孔子所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育观。拜读邢先生的文章，会发现：邢先生总是把读者 放到与自己平等对话的地位，总是把读者作为自己对话的对象，用“浅显活泼”的口语，“简短贴切”的句式，跟读者“讲故事”、“闲聊”、“漫谈”，让读者在这种轻松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地明白一些“深奥”的“语言学”问题。我国一级作家晓苏先生说：“我上大学的时候，邢老师教我的《现代汉语?语法》，我们总是很早就起床，跑去抢位子。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邢老师在给我们讲孙犁《荷花淀》中的‘怎么了，你?’他对这个句式的分析，是所有讲授文学的老师所不能企及的。邢老师没有将语言与文学割裂开来，他注重将语言与文学打通，他研究语言的例子都是来自于文学作品。在这点上，邢老师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现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时想起邢老师的话――要注意语言的锤炼。”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来华中师大拍摄节目，当谈到自己的偶像时，社会学院的梅正罡先生说：“我读大学时的偶像就是邢福义先生，当年我只听过他一次讲座，那次讲座，他讲得是那么的精彩，那么的生动，那么多的掌声，那么多的赞叹!我被他的讲座深深地吸引住了。那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做一个像邢老师那样的好老师，好学者。邢先生的一次讲座，影响了我一辈子，我至今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奋斗。”
邢先生还非常注重学风建设，已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如：《治学之道学风先导》、《尊重事实讲究文品》、《文品问题三关系》、《从吕先生不讲过头话说起》、《讲实据求实证》、《社会公益对学风文品的管约》、《“复制”与“抄袭”》。在《“复制”与“抄袭”》（《光明日报》2011年3月25日)一文中，作者强调：“‘复制’与‘抄袭’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由百分比来当主裁判。关于‘复制率’，不能简单化，不要一刀切。在‘复制率’之后，还应有专家的权威性鉴定。”作者呼吁：“研究生们应像保护眼珠那样保护人格的尊严。自觉地树立一个意识：做干净纯正的人!做自强自立的人！”此文刚一发表，立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教育部语信司李宇明司长特来文，在《学术诚信》中说：“邢先生的谈说，纵横古今，条分缕析，以理服人，这是我熟悉且常欲仿效而不得的文采文风。当然，更吸引我的是文章的观点：规范学术行为异常重要，但不能用百分比的懒人办法防止抄袭；重要的是学者要分清人已成果，恪守学术人格。华中师大李向农副校长在《淡文风》中说：“在当今学术界‘跟风’、‘抢滩’比较盛行的时候，作为后学，尤其是青年语言学工作者，我觉得尤其应该以邢福义先生作为榜样，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阵地,打阵地战而不是游击战，这样才能以坚实的基础，扎实的功底取得切实的成绩。”与此同时，邢先生的《“复制”与“抄袭”》一文,还在校内校外语言学的师生中产生了热烈的反响，他们纷纷来稿，畅谈读后的感受，2011年6月，由华中师大语言学研究生“学术人生”沙龙，将所有的来稿整理编印成了《学风文品问题热议》小专辑。2011年12月8日，邢先生在华中师大研究生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宜讲会暨第四期“华大论坛”上，做了一场精彩的主题为“文章千古事：道德与文章”的报告。在报告中，邢先生强调：“抄袭剽窃是自甘堕落、不知自爱的表现。“三省吾身”、“闻过即喜”有利于树立良好的学风文品，经常自我盘问、自我--揭短符合严谨治学的学者品行。”第二天。华中师大校园主页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话实说是最基本的学术道德》，文章说：“长期以来，无论是编撰一套丛书，还是完成一本专著，抑或书写一篇文章，邢福义先生的注释和引用都会格外规范，是谁的就会标明是谁的，来源出处从不含糊。作为语言学大家，邢福义先生每次与青年学于见面都会用精辟的语言反复强调要练好‘人’字，摆正‘品’字。‘为人第一，为学第二；文品第一，文章第
!’甚至成为了许多师生求学问道的座右铭。”
邢先生还非常注重学术梯队的培养。邢先生自1958年正式登上大学讲台，1981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91年开始带博士研究生，几十年来，他一直告诫自己，一个好的大学教师，一方面必须是一个好的学者，另一方面又必须是一个好的长者。在《亦师亦友，志在高山》(《研究生教育与实践》1993年第4期)一文中，他对研究生提出了三个“着眼点”：“进攻意识”、“研究能力”和“优良学风”。他主张：要引导学生站在问号的起跑点上，不断发现新的问号，不断有新的开始。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加强研究示范，避免教师的研究工作同学生的研究工作互不沟通；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注意发现他们的长处，诱发他们的潜在优势。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如他和他的硕士生丁力、汪国胜、张邱林合作，写出的论文《时间词“刚刚”的多角度考察》发表在《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上；他和他的博士生李向农、丁力、储泽祥合作，写的论文《形容词的AABB反义叠结》发表在《中国语文》1993年第5期上；他跟他的博士后刘培玉、博士生曾长年、朱斌合作，出版了《汉语句法机制验察》(北京三联书店2004)。该书，2007年荣获湖北省第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武汉大学李方杰教授说：“导师和研究生合作研究问题，联名发表文章，这种培养研究生的办法大家都很赞赏。”
邢先生在自己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常常概括出一些言简意赅、发人深省的名言。如他总结自己的研究宗旨：思想方法是“吃透两头，留下中间”；工作方法是“一点突破,由此及彼”；提高方法是“立足事实，提升理论”。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三充分：“观察充分”、“描写充分”、“解释充分”。又如他在治，学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以三句话来作为自己行为的规范。第一句：“抬头是山，路在脚下。”意思是眼睛要看着山，心中要有目标，而上山的路却要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第二句：“猪往前拱，鸡向后扒。”意思是要奋斗，但还要根据个人自己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第三句：“年年岁岁，春夏秋冬。”意思是确定目标以后就要坚持不懈，经受住各种考验。
语法学家邵敬敏说：“邢福义先生不是名校，也没有名师指点，他完全依靠自己几十年如一日的拼搏与钻研，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对此，了解他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佩服的。”(《新时期汉语语法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语言学家萧国政说：“邢福义是一个勇士，一个在学术和人生道路上不断向高峰攀登的勇十。其为人为文为学，可概括为三句话：无畏惧的韧性，无止境的追求，人和物的统一,”《楚天金报》(2011年3月23日)在《胸怀当代的语言学家邢福义》中说：“邢先生是365天从不休息的勇士。1979年暑假，酷暑和闷热几乎令江城窒息。但为了赶写《词类难辨》，邢福义穿着短裤，打着赤膊，两脚泡在水桶里，一条湿毛巾披在肩膀上，硬是把武汉市连续40℃的高温扛过去了。2000年夏天，邢老身患痛风，脚痛得像刀绞。但他在病痛中还坚持写了3篇大文章，其中一篇就发表在《中国语文》上……”
邢先生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多少年来，他一直没有星期天，没有寒暑假，三九严寒和三伏酷暑都不会让他放下手中的笔。从1957年到1996年，在这40年的时间里，发表了249篇文章。平均每年要发表6.2篇文章。1997年他太太突然瘫痪，卧床不起，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儿女又不在身边，即使这样，邢先生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每天在照顾太太之余，还利用点滴的时间，继续坚持写作。从1997年到现在，在这15年的时间里，邢先生共发表了208篇文章，平均每年要发表13.9篇文章。
邢先生是语言学家，他对语言学中的词、语句、复句、方言、通论都有过深入的研究；同时，他又把语言学同文化学、国学、计算机科学、传授学、学风建设和学术梯队培养等结合起来研究。因此，可以无愧的说，作为语言学家的邢先生已经走出了语言学,把语言学的研究推向了更大更广阔的天地。
邓天玉,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