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商人的世界传奇中，“抱团精神“既可以引来掌声，也可以引来非议，甚至敌意。 两种不同的遭遇，却是由于一个在局外人看来相同的答案：因为温州人太团结了。因为能够抱团发展，即便在异国他乡，也能迅速创造出一个个温州城，一条条温州街。他们虽然被称之为“中国人犹太人“，但在一些欧州国家的某些商业领域，就连犹太人也不是温州人的对手。
外人觉得温州人有强大的抱团精神，以致于只要他们对某个产业发生兴趣，外人就基本上没机会进入这些产业的核心环节。但在温州人内部，强烈的“抱团精神“只能反映温州人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
另一个侧面，是“强烈的攀比意识“，也就是说”不抱团”，或者一种内部的竞争意识。在多年来采访温州人的过程中，我曾经问过不少温州人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出来经商？赚了钱回去干什么？
不少原本就是农村出身的温州商人回忆说,“我们当年的伙伴都出去了，不几年家里就盖了房，每年过年回来抽的高级烟，戴的金项链，骑的摩托，我就坐不住了。我也不比他们差啊！”
“温州人之间其实有很强的竞争意识”，一位多年从事皮鞋生意的温州老板告诉中国商人，“你拿下某个品牌的省级总代理，我就拿下另一个品牌的全国总代理。你控制了某个商场的柜台，我就索性联合几个人建一个专业市场!”
这是在三年前，这位金老板已经六十多岁了，一家人全都被他带出来做鞋子生意。拿下了近五个知名皮鞋的省级总代理，并且在当地省会及地市几个专业市场都购买了自己的商铺。这样，销售皮鞋可以产生利润，而商铺本身也会升值，更是持续不断的资本支持。
“为了销售装载机，我过了很多年这样的生活:白天穿得人模人样，拿着好烟，跑一天生意。晚上回到小酒店，偷偷用自己带来的小电炉子做饭吃！”，在太原，一位大老板想起当年的压抑和辛酸，说着说着就在某商会的会议室里哭起来。
看着他的两行泪和一堆纸巾，我牢牢记住了他十多年寂寞的商海生涯和一个永远不曾放弃的梦想：回村里盖一个最高的楼房，让我父母能在村里抬起头来！
只是这位大老板没想到，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早已实现，如今的他，早已陷入新一轮追比赶超的比赛中……
其实，当温州商人被指责“恶性竞争”时，温州人自己也过得并不容易，因为在惨淡的竞争中，大家的利润都是越来越薄，以致于看上去好好的生意，做下去真的没什么意思，还不如搞点靠谱的投资。
一位与我有多年交往的温州商人用这样的方式回击外界的指责，说我们恶性竞争，说温州人的生意外人很难插足，我们自己内部也是一样啊。大家一样的竞争，一样的这个乡的温州人在这个地区，那个县的在另一个地区。生意上的事，走遍天下不都一样吗？老外控制生意的手段，比我们更多。
“温州人也许需要一位现实中的精神领神，但这个人至今还没有出现。问题就出在钱最多的算领袖，还是文化程度最高的算领袖？”，一位在全国多地从事“文化产业”的温州老板认为，温州商人表面上很团结，尤其在外做生意的过程中很容易表现出来。但在温州人内部，各有各的主意。因为人人都是老板，是老板就想体现自己的意志和影响力。温州人有信仰基督教的，有信仰佛教的，这些教义都是教人去爱他人，帮助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更有凝聚力的文化。但这些信仰没有帮助温州人形成一种超越地方和血缘利益的精神文化。”温州民间资本雄厚，温州企业和商人在外面的竞争能力相对来说都比较强。但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的能量再大，如果不能形成一些超越内部竞争的团体或者机制，温州人在应对大的市场风险时就会出现问题。
一位温州商会的会长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让各地的温州商会规范化、专业化发展起来。在他看来，温州商会如今虽然多，但办得好的没有几家。有的商会会长不能以身作则，不能有效控制各个派别，商会乱得一团糟……
2011年，中国商人杂志曾制作了一份“中国异地商会传媒影响力排行榜”。从这份榜单的数据对比分析，温州异地商会的发展水平跟温州商会的整体经济实力确实不够协调。具体情况见下图：
其中，对比在外温州异地商会和商会会长的上榜情况，又可以发现一个“温州特色”，即温州异地商会没有一个进入前500强，而温州异地商会会的会长却有41人进入会长500强的榜单。
对于以上截然相反的结果。一位对异地商会情况比熟悉的业内人士说。作为个体的温州商人或者企业，其爆光度是相当高的，但温州商会本身的传媒影响力并没有引起各异地温州商会的足够重视。同时，公共关系建设只是商会工作中的一个层面，异地商会的发展，除了要有一批实力较强的会员企业支持，更需要相对专业的商会领导班子。同时，如果是一家专业意义上的异地商会，其组织和发展理念，本身就是对血缘、地缘和乡缘基础上建立的商人团体的挑战。因为现代意义上的商会，必须倡导和建立一些在全球各地可以通行的游戏规则和价值观。
“就这些标准来看，温州商人精神和文化需要提升的空间仍然很大”，一位专门研究商帮和商会文化现象的专家谈到温州异地商会中的帮派现象比较多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