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新浪认证用户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发了一条微博：“为什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源于西方？为何保障市场发展的产权制度秩序也源于西方？（因为）自古罗马开始，西方打仗很讲规则：你不能偷袭（那是卑鄙），而是两方军队先约好时间地点，摆开阵势明打，跟中国传统截然相反。”
这条微博在短时间内被转发3200多次，评论1600多条，多以特洛伊木马和恺撒征服高卢为例，证明西方古代打仗也是兵不厌诈。有网友用“宋襄公是这方面的模范”嘲笑陈志武教授的“迂腐”，战争还讲什么诚信？
因为只是一条微博，陈志武教授的论据谈不上严谨，但其思路应该说相当清晰，他试图说明：市场经济根植于古希腊就已开始萌芽的契约文化，历经基督教、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逐渐成为占据世界主流的一种经济形式。阐释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支柱的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汗牛充栋，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堪称描述西方契约文化的经典：为了捍卫威尼斯的契约精神和法律的神圣，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宁死也要履行“在胸口割一磅肉”的契约。
“摆开阵势明打”、有贵族精神和骑士风度的宋襄公，何以会被国人嘲笑了2000多年，成为墨守成规、食古不化、咎由自取的反面典型？弄清楚这个问题，“市场经济为什么发源于西方”就算找到了头绪。
《春秋》对宋襄公战败的记录非常简略：“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在解读“春秋大义”的春秋三传中，《公羊传》赞美遵守战争规则、拒不乘人之危的宋襄公“临大事而不忘礼仪”，“虽文王之战，亦不过如此”；《左传》、《毂梁传》对“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宋襄公则持鄙视、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根本不懂得战争和道义，“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信义之所以成为信义，必须符合“道”，战争中的“道”贵在随机应变、克敌制胜；宋襄公非但不是讲究仁义和信用的楷模，反倒是不信、不义的无道昏君。
孔子提倡君子不拘于小信：“君子贞而不谅。”孟子强调：“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显然，《左传》、《毂梁传》对宋襄公的批评才真正领会到了《春秋》隐藏在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钱钟书的《管锥编》更是痛斥宋襄公的固执和自以为是：“??之信，悻悻之直”、“失‘宜’倍‘理’，则‘德’转为忒矣。”简而言之，宋襄公是个不顾是非讲究信用的小人，只知表面上肤浅的仁义，忘却了“大义”所在。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诚信更多的是一种道德自律和达到目的的手段，“君子”、“大人”不必拘泥于信用的小节，因为服务于道义的诚信才能称之为诚信，诚信是可以灵活掌握、变通的手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支撑西方契约精神的是法律制度和宗教信仰，《圣经》中《旧约全书》的“约”就是神与人订立的带有强制性的神圣契约。
宋襄公追求的程序正义，遭到以结果为重、名为道义实为极端功利主义的猛烈抨击，田忌赛马、瞒天过海、偷梁换柱、引蛇出洞、《三国演义》、《厚黑学》等厚黑权谋被津津乐道，宋襄公“愚蠢的仁义道德”沦为笑柄。《淮南子》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老人），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者。”宋襄公的悲情至此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情。
“圣人教诲”之下，成王败寇、尔虞我诈的价值观逐渐登峰造极，契约成了服务于大义的绞索、陷阱和权宜之计。有了尽可任意解释的“大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自然气壮山河：秦将白起坑杀赵国降卒40万，项羽坑杀秦国降卒20万；黄盖以苦肉计诈降、曹操火烧赤壁，居然传为佳话！
日本建筑公司金刚组（成立于578年）和粟津温泉（成立于公元718年），历经一千多年的风雨而不倒，我们的千年老店数得出来几个？儒家经典对诚信的阐释导致了一个非常可怕而人们又司空见惯的结果：官与民、民与民，甚至兄弟之间均无信义可言，因为不守诚信不会立刻受到惩罚，反而有立竿见影的丰厚回报。而弱者一旦绝望或强大到一定程度，暴力成为当然选择，没有谈判的容身之地，只能又推倒重来。缺乏诚信的瞎折腾，使社会运营成本太高，进步异常缓慢。
随着文明的进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越来越趋向于战术而非战略原则。对苏联、美国不宣而战、偷袭得手的德国、日本法西斯，尽管在二战初期取得辉煌的胜利，最终还是灰飞烟灭。
正义的目的不可能以邪恶的手段去实现，经过邪恶手段的扭曲、败坏，无论多么伟大的理想都会变得面目全非。国家也好，君子、贵族也罢，均非外在的荣耀所能定义，而是决定于对自由、公正、诚信的理解与践行。因此，劝君莫笑宋襄公，所谓大智若愚，奸诈、厚黑固然可以得逞于一时，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的还是高尚、优雅、美好、朴实的人性。
标签：劝君莫笑宋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