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的不平衡 在与会专家看来，金融危机之所以爆发，世界经济之所以出现不平衡，其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国家的内部出了问题，失衡各方要首先从自身内部寻找原因，而不应一味谴责对方。
与会专家也认为，要找出应对危机的措施，就需要问诊危机，认清世界上存在着的两类经济结构失衡。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失衡，主要表现在过高的储蓄率对应着过低的消费率。另一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失衡，与中国正相反，表现为过高的消费率和过低的储蓄率。
两种相反的失衡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格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形成互补关系。通过国际贸易，发展中国家储蓄中的一部分借给发达国家，这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美元的主导地位，运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宽松的金融监管也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西欧国家则通过大量借债的办法来支持经济的繁荣。
但是，尽管各个经济体面对两种经济失衡都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经济繁荣，但失衡中暗藏危机风险。
中国经济的不平衡
中国经济对内不平衡，可能并不表现为消费的不充分，特别是物质上消费的不充分，而是表现在城乡差别大、地区差别大、商品和服务差距大、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商品严重不足、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以及相对于物质财富、金融财富增长迅速，而知识财富、人力资本增长缓慢，生态财富更是负增长。
中国经济对外不平衡的核心问题是产业结构比较落后。制造业很发达，占GDP的比重高达48%，但高度集中于低附加价值的低端产业，中国靠低端产品与其他国家交换获得了贸易顺差。
但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给世界经济作出了贡献，所有工业品的价格逐渐下降，而所有原材料、能源产品价格都在上升。不过贡献之外也带来问题，中国的进口，特别是能源原材料的进口越多，对世界造成的压力也越大。还有环境和排放问题。另外，产成品价格上涨，全球的通货膨胀可能会重新上扬，廉价储蓄和资本也会减少供应。
为实现经济平衡增长努力
世界经济失衡实际上是发达国家转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形态，即后工业化阶段，该阶段虽然痛苦，但也难以从根本上治愈失衡。发展中国家为扭转失衡可发挥更大作用，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让它们得到更多的经济资源，在未来发展中不至于被甩得更远。中国为此可以做很多事情。
与会专家指出，中国目前应该做的，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球经济也将因此受益。
专家指出，为解决内部失衡，应努力做好储蓄与消费的平衡、内需与外需的平衡、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平衡、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平衡、经济增长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平衡和地区一体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平衡。
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转变发展方式
世界的未来必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找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切实可行的做法是迅速采取全球性的综合对策。但到目前为止，可能仍未能正确理解和抓住这种平衡的经济层面问题。具体而言，无论是在国家、区域还是全球范围的决策过程中，可持续发展都被视为一项只有富人才有实力争取实现的长期目标，因为他们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这样，环境目标与经济目标就被置于彼此排斥的对立面上――其中一个目标的实现必将以牺牲另一个目标为代价，显然，在这场较量中，经济利益完胜。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很难将可持续发展对话转化为切实行动。
中国更需转变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靠投资拉动和出口导向驱动的增长模式即将走向尽头。中国现在的货币与GDP比率是世界第一，超过了180%，流动性泛滥，造成金融体系无法承受外部或内部的冲击。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储蓄与消费结构失衡最深刻的根源。投资率不断提高，消费率不断下降，对分配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越来越高，而作为社会主要消费力量的劳动者的收入越来越低，从而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专家也强调，中国虽在“九五”规划中正式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但直到现在仍未达到预定的要求，根本原因是体制上的障碍。只有坚持改革，才能消除体制性障碍，建立有利于创业的经济体制。 “十二五”规划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的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的保证。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需要明确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在今后的改革中，一方面，政府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应该由政府做的事情，让市场去做。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进行监管，在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基础社会保障、提供良好教育体系等方面，应尽自己的责任、加强自己的工作。如果改革工作做好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解决经济失衡问题就能够进行地更快、更好一些。这样，中国就直接或间接地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
绿色增长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专家指出，绿色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然选择。在新的绿色发展模式下，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等挑战不再被单纯当做问题，而是被视为实现新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机会。绿色增长的推动因素是新思路、变革性创新与尖端科技，特别是在信息和通信领域。资金支持对实现绿色增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除了要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各种融资手段，还必须创造公共和私人资金之间的协同效应。
政府的引导对实现绿色增长极为关键。公共政策必须能够有效内化全球气化的外部性，从而有效促进私人资金的注入，解决绿色增长领域私人投资收益低的问题。通过财政手段制定合适的碳价格，如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征收碳排放税、制定排放交易方案，这些都能有效地把资金从高碳经济活动引向低碳活动。需要制定长期的借贷和投资政策，建立适当的法规和激励机制，减少机会成本和不确定因素。
协调全球的碳政策、措施，也有利于筹集气候行动和绿色增长公共资金。同时，多边开发银行（MDB）与联合国体系进行合作，通过将气候行动纳入国家、地区的发展计划，充分利用绿色投资。资金对绿色技术发展也同样重要。在创新技术的初始阶段，政府拨款对于研发极为重要，在技术研发阶段，公共部门必须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此外，政府对气候相关研究和创新的支持也有助于开发绿色增长新融资手段和产业发展，包括碳市场、碳基金、碳计量、碳排放经纪公司或持证中间商。
绿色增长为亚洲和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通过这条道路可以缩短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可以让其超越传统的发展模式，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实现经济和环境目标。绿色增长为目前所面临的许多全球问题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解决办法。
专家另外指出，发展绿色经济还必须根据国情。绿色经济不仅包括低碳经济、还包括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等诸多方面。发展绿色经济必须根据主要国情。中国应当积极发展绿色经济，把绿色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日程中，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了很多要求，要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责任和权利必须对等，现在要求中国承担的义务太多了，而一说到权利很难了。中国是礼仪之邦，无论是否让中国承担责任和义务，中国都尽可能积极地参与，也没有提过多的要求。为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与稳定增长，各国应更好地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挑战，特别是在可持续发展与绿色发展方面的挑战。如果希望中国能够在这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中国在国际机构中应当有与之相应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