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现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他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首次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而且建构起绿色氛围最为浓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带有绿色标志的红色理论。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试图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结；通过梳理和建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以期揭示出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制度本性；通过论证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内在联合是生态危机的根本解决之道，希冀探寻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变革道路。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2-0113-05
作为现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不仅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首次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而且建构起绿色氛围最为浓厚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鉴于此，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更多关注到的是其理论中通过建构人与自然内在融合关系而“解放自然”的特质，对其理论所系统阐述的通过超越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而“解放人”的旨趣则重视不够，即便“人的解放”被提及，也多被包容在“自然的解放”体系中。本文拟通过论述和评析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价值旨趣，探究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一种以生态问题为切人点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和社会主义变革的带有绿色标志的红色理论。它将充分体现当代意蕴的“自然解放”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中，希冀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
一、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原貌的恢复
相当部分的现当代西方学者，尤其是绿色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技术决定论和生产决定论，指认历史唯物主义因过分强调生产而忽视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由此，他们从思维方式上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根本对立了起来。无论是生态研究学术领域，还是生态运动实践领域，面对西方带有普遍性的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质疑，福斯特必须首先解决马克思主义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根基问题，其建构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才有可能切实发挥对生态运动等西方新社会运动的指导作用，实现超越资本主义和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由此，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蕴就成为福斯特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当然，福斯特对此信心满怀，因为他坚信，马克思的哲学社会思想与现当代生态学世界观是内在融合、密不可分的。沿着这一思路，福斯特通过分析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与古代伊壁鸠鲁自然哲学、近代唯物主义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关系，系统阐述了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福斯特最终得出结论：“马克思的世界观是一种深刻的、真正系统的生态(指今天所使用的这个词中的所有积极含义)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是来源于它的唯物主义的。”即，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生态唯物主义，马克思的世界观是生态世界观。
借用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是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福斯特提出，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恢复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原貌，必须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起源和发展历程根基上，重新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生态学的关系。这一点是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别具一格而又富有成效的特征。沿着这一思路，福斯特从清理“唯物主义”概念入手，重新阐发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参照英国科学哲学家罗伊?布哈斯卡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在布哈斯卡那里，哲学唯物主义作为复杂的世界观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主要聚焦于实践唯物主义，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实践的，即把人和自然的关系看做是通过人类实践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双向运动关系。与此同时，马克思的更一般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科学观则包括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而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还是以科学研究最新成果(这其中也包括生态学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福斯特通过系统阐释马克思呕心沥血、终其一生不懈地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保持一致的历程，详尽地阐明了这一点。
通过揭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唯物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福斯特系统考察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自然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福斯特指出，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始终存在着决定论与非决定论两种传统。这两种传统的理论鼻祖分别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其中，对德谟克利特来说必然性就是一切，即原子只能做毫无例外的竖直下落；伊壁鸠鲁则相信，原子在竖直下落过程中可以允许有一点点偏斜，他因此坚持在必然性之外还存有偶然和自由的可能性。在这两种传统的影响下，近代唯物主义形成了以机械论和有机论为代表的两种唯物主义理论。其中，机械唯物主义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以及彼此间的相互对立，而有机论唯物主义则强调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是有机的统一整体，其中的各个构成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进化。福斯特充分注意到了区别这两种唯物主义传统对于研究马克思唯物主义学说的意义和价值。他认为，正是在伊壁鸠鲁哲学的影响和激发下，马克思形成了以反目的论为核心观念的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仅是非机械决定论的，而且与生态学世界观不可分割地内在联系在一起，它坚持人类实践基础上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辩证统一。受伊壁鸠鲁的影响，马克思建构起了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则建构起了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福斯特认为，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视角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对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具有重大影响。一方面，马克思认识到，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模式必须被更加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所替代；另一方面，马克思逐渐加强了对政治经济学的关注，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破解人类对自然异化占有难题的钥匙。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转变集中反映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是通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逻辑论证，马克思试图建构起唯物主义、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三者的内在统一体。也正是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引人生产者“联合体”概念，用以废除造成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资本主义大土地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而这一生产者“联合体”概念，对马克思终其一生建构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广泛开展的社会主义运动，都起了鲜明的积极作用。“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联合的方式积极 废除私有财产。这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人的这种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道主义本质只为联合体(完全社会性的)而存在。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被异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这样，马克思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观同时成为一种历史的超越――征服了异化社会。”
二、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与制度超越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对当代生态讨论的最直接的理论贡献，就是他对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内物质变换断裂现象的剖析和批判。马克思通过剖析19世纪初、中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土壤危机的根源，揭示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土地之间无法修复的物质变换断裂现象，从而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以及阶级分化等方面，展开生态批判和制度批判。在19世纪，“土壤肥力的枯竭是整个欧洲和北美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主要关注的环境问题。这足可以与关注城市不断增长的污染、整个大陆的森林砍伐以及马尔萨斯对人口过剩的恐惧相匹敌”。对土壤肥力退化的普遍关注在引起极大恐慌的同时，亦导致肥料需求的显著增长，现代土壤科学与化肥技术就是应这种需要而兴起的。
随着德国著名农业化学家犹斯图斯?冯?李比希的《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的出版，英格兰农业化学家J.B.劳斯的农业化肥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以及英国谷物法的废除，渐次展开了被历史学家称谓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受其影响，在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与李比希，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观察家一样，曾一同对这场资本主义农业革命作出过积极的肯定的反应。他认为，欧美的农业进步在不远的将来将可能超过其工业的增长速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以现代土壤科学和化肥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农业革命”，不仅没能终结土壤肥力的退化和营养元素的枯竭，反而使这一问题变得愈益迫切和更加醒目。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根本原因导致了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土壤肥力的持续衰退并日渐枯竭呢?为什么土壤化学和化肥技术不能从根本上终结农业危机呢?深受李比希的影响，马克思吸收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成果，特别是农业化学的成果，借助“物质变换断裂”概念，道出了其中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充分利用土壤化学和化肥技术的能力发挥受到由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所导致的城乡分离及其对抗性矛盾的束缚和制约。
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断裂”的思想，即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结束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工业和大规模农业如何协同起来共同使农村土地营养元素枯竭和城市工人陷于赤贫的两段解释之处。在《资本论》第三卷关于“资本主义地租起源”的讨论中，马克思写道：“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大工业和农业》的讨论中，马克思提供了同等重要而又紧密相连的精彩内容。“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分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的“物质变换断裂”现象进行讨论。首先是生物学层面。在这一层面上，马克思揭示了由资本主义城乡分离以及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而引发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是造成土壤营养元素退化和枯竭的浅层直接原因。其次是社会制度层面。福斯特强调，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的精华之处在于：马克思透过现象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贫富分化的绝对规律(8)，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体内土壤危机的深层根本原因。“历史的教训(这个教训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农业时也可以得出)是：资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
借助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的生态批判以及引申其当代意蕴，福斯特得出结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断裂是必然的，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亦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人类若想构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关系，首先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现存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再行建立一个既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符合人与自然内在融合关系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三、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
内在联合的社会变革道路
借助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福斯特完成了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化解生态危机的经济学路径和技术路径的虚伪性和不可能性，福斯特展开对20世纪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在指认当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源性基础上，福斯特提出了社会正义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内在联结的“社会环境正义”变革之路，希冀探寻到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变革道路。
福斯特将资本主义立足自身开出的化解当代生态危机的各种药方归纳为两条主要路径：一条是自然资本化的经济学路径，另一条是技术良性改进的科技路径。首先来看自然资本化的经济学路径。资产阶级环境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在经济决策时赋予自然以适当的市场价值，就能实现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和尽力提升，因为内含环境价值要素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浮动，会引导企业有效地使用生态环境资产，并尽力提升这种资产价值。在福斯特看来，这种荒诞的“经济简化论”源于一种企图，即市场(商品)原则不仅有助于构建人类社会体系，而且有助于构建自然生态系统。福斯特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通过人为手段为所有自然因素设定价格的办法，终将进一步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不是消解其矛盾。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是自恋的，它只看到反映为金子的自身，不会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限制和阻碍。就此而言，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恰恰就在于，越来越多的自然要素被简化成金钱关系和抽象的商品交换，而不是相反。如果继续强化自然的资本化，只能使问题变得更糟。“这些森林的 悲剧命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不是因为它们被排挤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经被包含其中。”⑩
第一条路径根本就不可行，那么第二条途径是否行得通呢?尽管沿着良性方向改进技术直至今日仍被公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福斯特却通过讨论“杰文斯悖论”，揭穿了资本主义技术良性改进的谎言及其不可告人的阴谋，证明了资本主义靠技术良性改进化解生态危机的科技路径的不可能性，指明技术的良性改进和资源的经济利用，等同于资源消耗的减少和环境污染的降低，仅是普通民众的一种天真幼稚想法，实际情况与此正好相反――新经济模式(单位耗能和污染减少)的结果是资源消耗的增长和环境污染的加剧。通过这种层层剥离的论证方式，福斯特一步步揭示出当代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性，即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作为整体与自然生态系统根本对立。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对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因其制度本身的基本变化是有限的――是技术性的。但任何在运用自然资源方面所夺得的技术成效，都远远无法与被看做是这种掠夺性制度本身特质的广泛的生态破坏模式相比。因此，考虑到生态的可持续性，资本主义是一种失败的制度。”由此，生态运动若想真正取得实效，就不能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妥协，必须取而代之。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生态运动等当代新社会运动的必然归宿。换言之，生态危机的出路与社会主义前景密不可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斯特提出的环境正义运动与社会正义运动内在融合的“社会生态正义”运动，才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之道。
在理论层面，福斯特通过严厉批评一些环保主义者宣称对自己所开展的生态运动采取超越阶级斗争的错误立场，强烈要求转换西方国家当前生态运动中那种自觉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相脱节，而不是与其内在联合的政治战略。在实践层面，福斯特通过探讨资本主义“更高的不道德”对社会意识的消极影响，另外，通过讨论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斗争案例中，由于目标单一的环保主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分裂，削弱了生态运动的力量而使其遭受巨大挫折的经验教训，论证了生态运动与阶级斗争内在联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福斯特指出，任何忽视阶级和其他社会不公而独立开展的生态运动，对构建人类与自然可持续性关系的总体目标都毫无意义，甚至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所以，“组建更广泛的劳工――环保联盟，汲取广大环保主义者都应吸取的西北太平洋沿岸保护原始森林斗争的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重要”。
福斯特立足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无法忽视的环境困扰和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适时以具有浓郁时代特征的生态范式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起历史唯物主义与现代生态学之间的内在联结，将充分体现当代意蕴的“自然解放”概念纳入到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的传统视阈中，希冀将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当然，在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视阈的研究重点和逻辑理路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诸代表理论并不尽相同。“北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本?阿格尔通过分析需要、消费、生产和生态之间在资本主义状态下的矛盾关系，把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研究重点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转换为分析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概念，从复活马克思的辩证法角度创造性地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理论，开启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当代著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以外在补充和完善的方式，通过把文化维度和自然维度引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创造性地建构起文化唯物主义哲学，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复兴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福斯特另辟蹊径，通过内在挖掘和梳理的方式，重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尝试以恢复马克思的生态唯物主义原貌的方式开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视阈。可以这样说，从阿格尔到奥康纳，再到福斯特，北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由“红”变“绿”的色彩日益明显，但是其致力于生态危机下人的解放的红色性质依然存在。
责任编辑：思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