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龄(1847年―1918年)，字子寿，山西平遥西源祠村人。李宏龄在蔚丰厚票号长达50年之久，位居蔚丰厚北京分庄老帮。他具有广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公而忘私的优秀品质，始终把票业兴旺发达当做自己的第一生命，在票业危机到来之前，洞悉一切，为顺应时势，奔走呼号，倡议票号改革，是当时著名的票号改革家。他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回顾中国票号历史，痛析票号得失利弊，撰写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同舟忠告》两部重要著作，并自费出版，至今看来，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商潮征战百炼成钢
时光倒退100多年，如果你想进入我国当时最棒的“银行”工作，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首先得是山西户口(天子脚下的北京户口根本不管用)，如果户口在太谷、平遥和祁县就更好了；年龄在20岁左右；身高须满五尺(约l米67以上)；五官端正，仪态大方，越帅越好；语言辩给(也就是口头表达能力强)；精楷书(要有一定的书法功底)；善珠算(相当于计算机二级证书)；不惮远行(能长期出差)。当这些条件你都具备后，还得有一位与“银行”总部有利害关系的人，为你当推荐人。
清同治七年(1868年)，21岁的李宏龄凭着过硬的自身条件，外加同乡曹惠林的推荐，顺利考入当时赫赫有名的“蔚丰厚票号”，当上了一名真正的“银行”白领。为期三年的实习期开始了一早晨六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没有节假日。实习期结束后还有七年的基层锻炼期等着你――一下放到各地的分号任职，江湖浩渺，山重水远，一去至少三到四年，其间，一次都不让回家(如果有幸被派到乌鲁木齐开发大西北，那就是六年不让回家)。
李宏龄就是这么一步步熬过来的，忠诚、吃苦、任劳任怨、埋头苦干、不计报酬。和21世纪一样，19世纪最贵的也是人才，总号很快给予提拔，李宏龄先后被调往北京、上海、汉口等分庄任经理，成为当时身份显贵的“银行”金领。
李宏龄最为人所称道之处有二，其一是受人点滴，涌泉以报；其二是致力于票号的企业改革。李宏龄功成名就后，推荐他进入蔚泰厚票号的曹惠林却重病过世，留下一家没有谋生能力的老小，于是他义无反顾地照养曹家10多年，一直到曹惠林的子女长大成人，可以养家维生方止。
李宏龄是个商人，却不是个一般的商人，而是一位具有政治头脑，洞察时事、勇于进取的商人。他担任蔚丰厚票号分庄经理期间，正值时局动荡，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庚子事变、两宫(指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去世三件大事。动荡之时，许多商人落井下石，以趁别家危机之时予以吞并的办法，保全自己的财产；而李宏龄却以长远的眼光在大局前提下把握行情，灵活行事，帮助与本票号有业务来往的商人渡过难关，拿出自己的钱接济别人，避免了“一损全损”的局面，巩固了自己在同行中的地位，扩大了业务关系。在这三次“金融危机”中，蔚丰厚票号在李宏龄的带领下，平稳过渡、化险为夷。
李经理自己是人才，更重视培养人才。当时，山西票号已与外国银行进一步合作，李经理就给总号写信，号召全号的年轻员工们都学一点外语。总号的老古董们觉得很可笑，泱泱大国学什么鸟语，老外想跟咱做生意，让他自学成才去，不会说中国话就别到咱山西来。常年驻扎在祖国首都、时常与国际贸易接轨的李经理很郁闷，他担心长此久往，自以为是的山西人很快就会落伍。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那痛彻心扉的终结来得这么快。
票号维新孤掌难鸣
终结票号辉煌的，是现代银行。
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我国已经有30家银行。但山西票号的东家和大掌柜们，仍然浑然不觉，沉醉在繁华旧梦中。山西票号和同样疲惫不堪的清王朝一样，似乎只需要一次“维新变法”，就可以重振雄风。历史的确曾经把这样一个机会，摆在了山西票号的面前，但是，他们却没有珍惜。
改革都是逼出来的。山西总部的东家和大掌柜，还沉醉在繁华梦中之时，在前线的将士们，已经在战火中看清了局势的危急，1908年，他们发起了一次筹组银行的维新变法运动。山西票号这次维新变法的主张，是为了应对当时盛宣怀的中国通商银行、朝廷的户部银行(即大清银行)、外资银行，以及交通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等的竞争，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一家大银行，拟定了晋省汇业银行的名号。按计划，各票号集股五百万两，每个月收千分之四的股息。以当时票号极盛时期的实力，各家集股五百万两，并不困难。
这次票号维新的主要倡导者，就是是蔚丰厚票号的北京经理李宏龄。这一维新变法曾经徘徊在成功的边缘。如果李宏龄等人的设想得以实现，还将使票号的东家们免于几年之后的破产。
清光绪三十四年春天，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写了很长时间，他想培养少年学习洋文，这样在以后可以方便和外国人打交道，他不知道这个票号维新的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火烧眉头，时间紧迫。清政府已颁布《试办银行章程》，仿照西方银行的模式，对银行设立给予大力的肯定和支持。也就是说，成立股份制银行，并不是什么异想天开的创新之举，而是当时“响应国家号召”、“贯彻中央精神”的时髦举动。各地分号的经理全部向山西总部请命，认为“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早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这些在前线打拼的票号中坚力量，最深切地感受到时局的变化，对于变法一事，群情振奋。
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写完这封信后，李宏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他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名信片寄回平遥。他煞费苦心地将中外的差别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递回了平遥，恳请在山西深宅大院里的东家掌柜们出来“走一走”。
与北京剑拔弩张的气氛相比，平遥县城西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沉闷。当时蔚泰厚的总经理，是在票号界举足轻重的毛鸿瀚。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他当然知道办银行是个好事儿，可山西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后谁来当董事长?那董事长又会选谁来当总经理?他的心态，与慈禧等人在戊戌变法中的心态，如出一辙。他既认识到竞争变化的威胁，又不能下定决心改弦更张，更对推动改革的李宏龄心怀猜忌。最终，毛鸿瀚做出了断送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他很快便带了一个口信给了李宏龄，口信的内容是：“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
此后，收到来自京城李宏龄的亲笔信，毛掌柜一律扔到书柜顶上，看都不看一眼：“银行之议，不过是李某人自己想发财罢了。”他认定，李宏龄的上下奔走，正是为了夺他的权，企图成为山西票号业的首领，因此必须粉碎李宏龄的“夺权阴谋”。听到这样的话，李宏龄犹如冷水浇背，瞠目结舌，一病不起。然而，就是在病中，他依然拖着病体继续写信，不过，山西总号大掌柜们的回馈消息再也没有了。
在国内金融史上，山西票号的确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经营也很成功，运行理念行之有效，但时至今日，山西票号却无法接受这套理念已经过时了的事实。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组织更优越。在这场票号业的维新变法中，其他票号的东家、大掌柜的心态和毛鸿瀚类似：一旦票号的资本上联手合作，成立银行，尽管有诸多好处，但有一项无法忍受的“缺点”――他们将从此失去往日对票号的绝对控制权。侥幸心理和鼠目寸光，让他们将这场票号变法扼杀在了摇篮里。
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当时情况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东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
成败得失百年命题
辛亥革命后，年逾花甲的李宏龄离开了北京，回到平遥老家。走进这座宅院时，他突然发现，原来自己的房子已经这么旧了。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生子，这个宅院显然已经变得拥挤。
得知李宏龄回乡，有好友前来拜访，看到李家的宅子寒酸不已，他提出自己出钱在旧宅旁再盖一所新宅，算是送给李宏龄的礼物。新宅盖起来了，可是少有人知，曾经呼金唤银的李掌柜居然盖不起房子。
据说，李家的书多得放不下，以至于柜上柜下、桌上桌下全都是书；小孩子走路摔一跤，低头一看也是被书绊倒的。可是李家的钱的确是不多，日常生活与普通百姓毫无两样，根本不像是一个大掌柜的家庭。
平遥县政协计划发展与古城保护开发委员会副主任王夷典说：李宏龄可谓是当时的廉政干部，一心只谋工作，至于薪酬，该领多少就是多少，从无怨言。他的精力，他的智慧，他的思考全都献给了票号，此外他再没有心思关心其他的人和事了。
1917年，李宏龄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将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并白费出版，为后人留下山西票号极其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作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他留下一个愤愤不平的命题：我想问一下金融界和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票号的集体性破产，是这个行业本身不行了，还是办公室政治所致?
500年前，山西商人推着小车、背着包袱从破旧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大漠的风沙没有挡住他们的步伐，江南的大河也没有拦住他们的去路；今天，海内最富的山西商人们却被自家高大的院墙挡住了视线。
与时俱进的商界雄才李宏龄，感叹知音难觅，生不逢时，只能将失落与遗憾倾注笔端，仰天质问：“果天数乎，抑人事乎!”
编辑罗欧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