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两年后，厦门一个21岁小青年将自己的处女作《前夜》投至左联刊物《北斗》，随后，他按捺不住心中那股向往上海革命风暴的激情，独自闯到上海，一边教书，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并于1932年10月参加了左联组织，他就是20年后创作“气壮河山的史诗”《小城春秋》的作者，我的父亲高云览。父亲在左联这个革命文学团体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成长，他的一生是在左联精神激励下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在他心中最崇敬最爱戴的大师是鲁迅和瞿秋白，这两位双峰并立的伟大旗手的深刻思想，崇高精神，人格魅力，深深影响了他，教诲了他，直至终生。父亲这份感人情愫深深感染了我。
两个细节
细节往往会镌刻在人的记忆里。甚至一辈子都淡化不了。
1946年秋，我终于在新加坡和离散多年的父亲见面了。记得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灼热难眠，我靠在客厅的竹栏杆上遐想。不知什么时候父亲走到我身边，“为什么还不去睡，想什么呢?”他一边问，一边搂着我的胳膊让我靠近他一点。我知道，父亲总是想不明白，他离家时，女儿很幼小，经历8年抗战，颠沛流离逃难之后，站在他面前的幼女却成了大姑娘了。父亲很想让我多接近他，多和他说说话，但每次都是他说的多。“你知道吗?你8个月的时候，我到马巷把你从奶妈手里抱回厦门，直到晚上我两只胳膊还酸痛着呢。”父亲笑眯眯地说，我茫然地摇着头，我怎么能知道呢?父亲沉思了片刻，又说：“你知道我为什么给你取‘迅宁’这个名字吗?因为鲁迅和列宁太伟大了，我永远崇敬他们，永远纪念他们，所以取了这个名字。”(后来改为“迅莹”)
1950年父亲回国。1952年开始创作《小城春秋》。记得1955年夏日炎炎的一天，我走进书房。看见父亲照旧不停地写他的小说。我不敢惊动他。悄悄地环视他身后的书柜。忽然发现那六个一人高的书柜上面唯独摆放着一个椭圆形的小镜框，框内镶着一张瞿秋白的肖像，我端详着像中的瞿秋白：头发向后梳理，额角宽平，透过眼镜发出亲切而深邃的目光。不知什么时候父亲也站在一旁端详起来，我问他：“你为什么单独摆放这张相片?”父亲似乎一时难以回答，眯缝着眼睛凝神了一会儿，说：“我很爱他。”我并不懂得父亲这句话的含义，但在我年轻幼稚的心灵里却扎下这样的理念：父亲爱戴的人，一定很伟大，我也爱戴!翌年，父亲和我们永别了!
感动感佩感奋
岁月如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小城春秋》的光辉促使我常常惦记着要去寻找父亲留下的对鲁迅和瞿秋白的那份情愫，哪怕我只寻到只言片语，或是蛛丝马迹。
父亲珍藏着一部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三联书店1950年发行的上下卷)。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了解到，这部编著是鲁迅在获知瞿秋白殉难的噩耗，悲愤至极。强支着枯瘦病危的身体而着手编选的秋白遗作。鲁迅说，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给杀掉了，作品是杀不掉的!并挥泪题写一副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我拿出这部藏本小心翼翼地翻读起来，惊喜的发现：父亲在上卷“现实”――科学的文艺论译文上面，多处划满了红杠杠，并在空白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下许多“心得”，“体会”，字里行间流淌出他对瞿秋白感佩，崇敬，奋进的思想感情，我深受感动。
父亲还珍藏着一部瞿秋白编辑的《鲁迅杂感选集》(开明书店1955年出版的上中下三册)。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听说中册那篇《鲁迅杂感序言》的作者何凝即瞿秋白化名，是他在编就选集后，花了四夜功夫一气呵成撰就了这篇《序言》的，我拿来一口气读完它，虽然我有许多不懂的地方，但我的心震撼着，久久不能平静。
经历岁月的磨练和学习，我渐渐地明白：《序言》的魅力，在于它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正是这篇《序言》，为鲁迅研究领域树起了第一杆正确的路标，为鲁迅研究留下了永恒的纪念。
《序言》在思想界和文学史上第一次对鲁迅15年来杂文的性质、成因、文学价值及其战斗意义作了充分、全面而精辟的论述；
《序言》对鲁迅思想发展及其人格精神作了经典性、权威性和科学性的论证和论断：
《序言》确立了鲁迅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序言》指出鲁迅杂感所体现的革命文学传统主要是：清醒的现实主义：“韧”的战斗；反自由主义；反虚伪的精神。这也是文学家和思想家的鲁迅的最主要的精神：
《序言》号召作家向鲁迅学习，和鲁迅一道前进：
《序言》对鲁迅的缺点作了中肯的分析和批评。
鲁迅认真看完《序言》，心折不已，说“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
瞿秋白的《序言》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此后几十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样感奋人的著作，我能不学习它一辈子吗?
永恒的魅力
2010年3月间，作为左联盟员后代，我应邀赴沪参加左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期间，还组织寻访团到常州、绍兴、义乌等地寻访。我们到瞿秋白纪念馆和故居，鲁迅故里，冯雪峰故居和墓地寻访、学习、瞻仰、凭吊。每到一处都令我徘徊难返，留下铭心不忘的印记。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左”倾路线统治者严酷操纵下。瞿秋白受到王明集团打击，被集中声讨和批判。并被彻底赶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政治地位一落千丈。面对打击、屈辱、罢官、贫穷，瞿秋白依然保持积极、乐观、幽默的心态，他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革命者志在天下，心忧黎元，‘贫贱’二字焉能屈焉!”他勉励“革命伴侣”杨之华：“失去工作时要学会独立工作。”就这样，他来到上海，回到他酷爱的文学家园，开辟了反抗国民党“围剿”的第二战场，和鲁迅精诚合作，并肩作战，领导和推动了左联文化运动。
秋白在三年左联时期，以天才加勤奋的创作劳动，在中国文学史上亲手树立起一座座丰碑。无可非议，前面提到的《序言》，应该是瞿秋白左联时期树起的第一个文学丰碑。
其次，是他的杂文。秋白留下杂文百余篇，其中六十余篇是创作于左联时期。他的杂文既有匕首、投枪、照妖镜，也有颂歌、号角、战鼓，充满革命豪气和振奋人心的力量。他是最早与鲁迅以杂文为武器并肩战斗的杂文家，被公认为两座难以逾越的高峰，是双峰并立的。
再次，是他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建设的贡献。秋白在左联期间奋力译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系列文艺论著和作品。向左联文坛直接输进了先进、科学的文艺观，加强了左联作家的文艺思想建设，端正了文艺家的指导思想。秋白还是左联文艺理论研讨的核心群体的指导者和代表。他从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华民族的现实土壤。在借鉴的基础上创新，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艺论著。这些论著，对中国革命文艺理论的若干原则性问题都作了独到的论述。 秋白在上海仅三年时光，而且处于严重白色恐怖和“左”倾路线严酷统治全党的情况下，取得如此辉煌成就，这不是奇迹吗?这魅力留给我们的难道不是永恒的吗?
寻访中，感触极深的是秋白三次到鲁迅家避难。在危难时刻。鲁迅夫妇给予至诚、宝贵的掩护和资助，在这一年时间里，两位文坛旗手知己交往。生死与共，亲密合作，有力地领导和推动左联文化运动向前发展。
第一次避难是在1932年11月下旬。警报说，一叛徒盯梢之华，秋白立刻转移到拉摩斯公寓鲁迅家中，之华在马路上转了三天三夜，甩掉了尾巴才来到鲁迅家。许广平让出大床给他们睡。秋白和鲁迅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互赠年轻时作的诗。鲁迅还写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集联赠予秋白。12月23日深夜，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悄然来鲁迅家接秋白，临别时，鲁迅嘱咐秋白说：“你们平安到达后，明天叫个人来告诉我们一声，免得我们担心。”秋白答应：“一定，一定。”鲁迅夫妇站在楼梯口相送，直到看不见人了还没离去……。
第二次避难是在1933年2月上旬。情报说，国民党特务当晚要破坏中共在紫霞路(秋白避居在此地段谢澹如家)的一处机关，秋白住处危险，当即由中央局组织部长黄文容护送秋白夫妇再次到鲁迅家避难。这期间，英国剧作家、大文豪萧伯纳到上海，大为轰动，各家新闻报刊涌现大量报道和评论，为保存这难忘的镜头，秋白和鲁迅合作，连夜选编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秋白写引文和一些文章的案语、补白、杂文等共18篇，鲁迅作了一篇序。
这次秋白在鲁迅家避难了一个月左右就转移了。3月初。鲁迅为了秋白有个比较安全的住处，托内山完造夫人，在北四川路东照里12号，租到一亭子间。鲁迅亲自去看了两次房，觉得稳妥。才让秋白夫妇迁入。4月11日鲁迅搬到大陆新村9号，离秋白家只隔一条马路。鲁迅几乎天天都要去看看，有时带些书籍、文具或日用品、食物。秋白也常常晚上去大陆新村坐坐，两人往来十分密切。秋白在亭子间过了三个月没有惊扰安定的生活，得以写下一批杂文，而且着手编辑前面提到的《鲁迅杂感选集》以及为这本选集而写的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多字的《序言》。我以为，秋白在东照里三个月应该说是他第二次在鲁迅家避难的延续。因为他的话实在太感动人了。他对之华说：“我和鲁迅谈了不少，反复研究了他的作品，可以算是了解鲁迅了，我有必要选编他的杂感，不但因为这是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斗争。”
第三次避难是在1933年7月。6月初，秋白离开东照里，与冯雪峰同住在江苏省委机关，协助雪峰做通讯社工作。7月下旬，省委机关又被敌人发觉了，必须半小时内撤出，情急之下，都想到只有去鲁迅家避难，已是深夜两点时分，秋白夫妇先后敲开鲁迅家的前后门。鲁迅和广平让他们住在三楼客房里，还端上热气腾腾的夜宵。这第三次避难只住了几天就转移了，但秋白和鲁迅长谈不止。从杨杏佛被杀谈到左联，从编《伪自由书》谈到收入鲁迅发表过的文章，其中包括秋白为鲁迅执笔的几篇，征求秋白的意见，等等。1934年1月4日晚，秋白又来到大陆新村。他告诉鲁迅即将奉命到苏区工作。想到要离开鲁迅离开文学工作，秋白心里很难过。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却说不出来了。夜深了，鲁迅让出大床给秋白睡，自己睡地铺。他问秋白，到了那边是否还会遭到打击?秋白安慰说，不会的，自己已锻炼得不害怕了。鲁迅担心他的身体是否经得起长途跋涉，秋白说，经过这两年的休养，身体好多了。鲁迅希望他多来信，秋白说，一定，一定。他们终于睡了。然而秋白睡不安稳，鲁迅也不时翻身。
1934年1月7日。瞿秋白遵从中央调令，告别鲁迅等左联亲密战友，告别爱妻杨之华，离开上海去瑞金。在苏区的一年中，作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教育部长及艺术局的兼职主管领导，秋白作了大量面向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文学艺术、创办中央机关报等宣传教育工作，留下光彩的一页，这是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又一不可磨灭的贡献。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决定撤离苏区长征北上。秋白要求跟随红军主力长征，但中央最高决策者没有批准，指令他“留守”。1935年初，瑞金、长汀等地相继失陷，留守苏区形势急剧恶化，斗争更加艰苦和危险，秋白的肺病也更加严重。2月初，江西中央分局决定护送秋白转移，到上海隐蔽就医，做地下工作。在转移中，被国民党保安14团发现，病弱的秋白被俘，关押在长汀国民党36师监押所。6月18日，36师执行蒋介石“就地枪决”的密令枪杀了瞿秋白!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微笑饮弹。我的心灵被这一幕“国际悲歌歌一曲”震撼得久久不能平静，实在无法抑制!无论如何我要实地寻访，到长汀，到罗汉岭……，去怀仰这位人民英雄的身影，去聆听这位以身殉志的革命先烈的心声。
2010年11月13日我终于来到朝思暮想的长汀。在友人引领下。当年监禁秋白的囚室出现在我眼前，我惊呆了，囚室是一个狭窄、阴暗、潮湿的斗室，室内只有一张矮小的旧木床，一张破损的桌子。一把摇晃的椅子，别的什么也没有了。以桌子为起点，向前走两步就到床边。向左迈三步就到门槛。想多走两步的空间都没有，能有什么自由?可是我们的人民英雄瞿秋白，却在这里，在他人生最终的40天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高级智囊多次的、长时间的“劝降”，他皆以凛然正气和机智的辩答，拒绝劝降，他正告说客：“人爱自己的历史，甚于鸟爱它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历史”，“头可断，志不可改”，“为革命而死，是最大的光荣!”何等崇高的魅力啊!我的心被紧紧吸住了。震撼不己!更令我感慨万端的是他在囚系期间，肺病引发连连高烧昏迷，咯血不止，于辗转痛楚之际，以司马迁著就《史记》的崇高境界，用6天时间写下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这份千古不朽的“遗书”，这部革命的经文，蕴藏着秋白对革命、对自我、对信仰、对党的事业诸多问题的深邃、坦诚的独立见解。那光明磊落的心地，那神圣纯洁的人格魅力，永远，永远留在了我心中。
从囚室出来，我沿着75年前瞿秋白赴刑场的路线缓缓而行，在这两华里多的路程上，我注视着沿途的一草一木，我怕漏掉那可能留下的丝丝印记，怀想，痛惜，感叹在我心里纠结得很难受。到了中山公园八角亭(现名秋白亭)，我一遍遍地环绕而行，我不明白自己要寻找什么?秋白在这里作最后讲演，我似乎听到那划破长空的宏言：中国共产党最后一定会胜利，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最后一定会失败!然后从容走向刑场。秋白一边走，一边用华语和俄语高唱《国际歌》……。我一路走来，体会着悲壮豪迈的歌声，每一个细胞肃然起敬!刑场到了。秋白就义的地方如今是秋白烈士纪念碑前的一小块草坪。当年，这里是罗汉岭下一片绿茵茵的草坪，秋白走至此处，说：“此地甚好。”于是盘膝而坐，面对枪口，微笑饮弹。一颗光芒四射之星陨落了!我默吟着胡绳《长汀秋白同志殉难处》诗句：“从容就义早忘身，荒冢空山草拂茵。莫道书生非人器，怀霜诸夏尽沾巾。”我深信，全世界赋有良知的人们对瞿秋白的敬仰、怀念、痛惜之情必定是永恒的。
突然，我醒悟了，父亲为什么说他对瞿秋白的感情是“我很爱他”。
[责任编辑 王永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