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报料： 姜红梅在肇庆四会市国×铝业有限公司工作时被砸成重伤，入院后病情极不稳定，期间厂方不仅不给予相关帮助，还玩了许多下三滥的手段处处为难。入院时厂方曾答应家属支付护理费和停工留薪工资，可迟迟没有兑现承诺；其次，厂方听说女工病情稍微好转后马上安排女工出院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在一家设施简陋，医护人员衣着随意的小诊所里，五分钟不到就完成劳动能力鉴定，甚至连资料都没有查阅就直接评定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十级；家属对此劳动能力鉴定结果不满，向肇庆市劳动能力鉴定机构申请重新鉴定，结果为劳动功能障碍等级四级，生活自理障碍等级三级，但厂方对此鉴定结论不停复议，还扬言“按十级赔可以，四级免谈”。屡遭厂方为难，令姜红梅心力交瘁，曾经四度自杀未遂。
读者发言
1楼 广东肇庆读者董玉眉：
这事我在网上看到过，女工的家庭条件不好，为了不拖累家庭，她才想自杀的。目前，广东省总工会和肇庆市总工会已介入，并已指派一名律师为她提供法律援助。她是幸运的，在媒体的关注下，总算有组织介入了，但还有更多的“姜红梅们”，她们该怎样维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2楼 湖南新化读者江燕：
一招接一招地为难女工，这家公司真是煞费苦心，不过说白了，就是不想对女工的受伤负责，不想出钱给女工治病。为难一个女工，就会在所有员工心中留下阴影，到头来谁的损失最大呢?
“农民工”的称谓到底合不合适
楼主报料：
据《广州日报》报道，1月11日，李方平等八位律师、学者向国务院寄出《公民建议书》，认为：“农民工”称谓存在歧视成分，不利于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请国务院在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政府行文中变更“农民工”称谓，并借此推动城乡户籍平权。深圳人大代表则建议使用“援建者”这一称谓，将其成为一个专用名词使用，以体现没有歧视，体现尊重。
读者发言
1楼 河北南宫读者朱琴：
我觉得，“农民工”作为一个名词，本身并不带有任何歧视性，称谓只是一个虚妄的代号，而歧视所针对的却是真实的权益。只要权益得到同等保障，只要国民待遇能够无差别享受，“农民工”的称谓并不会遭到反感；相反，如果权益仍是虚幻的，就算将所有“农民工”都改称“公务员”也无济于事。
2楼 山西榆次读者米雅娜：
据了解，88％的新生代农民工务工心态情绪平和、心情快乐，最接受“外来工”和“职工”称呼，大多数人已不愿被称为“农民工”了。取消“农民工”称谓只是城乡平权的第一步，消除歧视和不公，从政策层面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才能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
“三尺讲台”后的困惑
楼主报料：
51岁的民办女教师秦荣兰在山西临县一小学课堂上突发哮喘病逝。事发后，当地乡镇各级部门出于人道主义给予秦家属抚慰金2万余元，秦的丈夫杨喜全却未签字收取。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在讲台上发病离世，应按照工亡赔偿。但当地劳动部门对此并不认可。临县劳动局表示，由于秦荣兰患哮喘9年，不属于突发疾病，因此不构成工亡条件。临县教育局也表示，秦由于种种原因此前并未转为公办教师，根据政策也无法享受相应的死亡补偿。
读者发言
1楼 吉林通化读者罗丛华：
我一直觉得，民办教师的存在是不道德的，他们承担着所有的教育任务，却不曾享受过教师应该具备的相应的权利，即使累倒在课堂，也会因为不是公办教师，而享受不到工亡补偿。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是许多民办教师心中的痛！
2楼 山西吕梁读者吕一峰：
这个新闻我在中国新闻网上看到过，秦荣兰1983年从事民办教育工作，2003年患有严重的哮喘病，我觉得她的哮喘病说不定和她的工作有关，身为老师，常需在黑板上书写、绘图进行讲解，那就不可避免地从鼻孔吸入一些粉笔灰，而粉笔粉尘会引发哮喘，所以，怎么能以她是老患者就将她拒之“工亡”门外?不看功劳也要看苦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