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自由主义的失败是俄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奏响的一曲悲歌。其中导源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与俄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紧张关系是其衰落的深层次原因，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其失败的阶级根源，自由派政党及其自由主义者策略的失误是其失败的主观因素。
关键词：俄国；自由主义；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K5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1-0058-06
关于俄国近代自由主义失败的原因，学者们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乔治?费雪在《俄罗斯自由主义》一书中认为，俄国社会构成要素和结构中缺乏能够承载自由主义观念的社会阶层。米留科夫在《俄国及其危机》一书中认为，俄罗斯国家主导一切的历史妨碍了“正常”发展的进程。还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俄罗斯国家的文明水平排除了将西方民主模式移植到俄罗斯的可能性。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支点，但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缺乏一种大的历史观。
近世俄国自由主义折射出的是对西方文明强盛的羡慕，是要赶超西方大国，融入欧洲大家庭的心态。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对西方的价值体系、经济模式乃至政治制度的引进都是为了融入西方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引进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带有极为浓厚的功利色彩，西方的自由主义走进俄国背负了太过沉重的使命，人们总是怀抱着振兴俄国的憧憬去追逐它，希望俄国能通过文明的不流血的改良途径而走上个人自由、制度民主和法治社会的自由主义之路和强国富民之道，终使自由主义不堪重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自由主义在被引进俄国的过程中，先天不足，“弱不禁风”，在专制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的狭小夹缝中举步维艰，它“经常不得不在专制政体的反对派和革命的对立派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不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它们都难以接受”。但在当时社会政治尖锐对立的条件下，“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很难走中间道路，不能同时对抗两种力量”。虽然在与专制主义的斗争中赢得了胜利，表面风光无限，但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金玉其外”了，结果在随之而来的较量中未经几个回合就自动败下阵来，“被激进主义运动所扫荡”。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导源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俄国传统文化存在着紧张关系
从文化层面上讲，自由主义的某些价值尽管具有普世性，但从总体上讲，它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作为本质上相异的文化，俄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着必然的紧张，直接导源于西方文明的自由主义因而难以在俄国生根。俄国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指出，植根于俄罗斯性格中的品性，不管是“先天的”抑或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化的结果，的确有碍于自由政体中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自由主义指导原则，自由主义“不符合俄罗斯传统以及俄罗斯占统治地位的革命思想”。
具体讲，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着重于个人的政治、经济权利。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是不能化约的，不能成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而在俄国的文化传统里，集体主义是最重要的价值。历史上的斯拉夫主义也好，民粹主义也好，都是以集体主义为出发点的。别尔嘉耶夫认为集体主义精神，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上的、形而上学的属性，这种属性不依赖于任何经济形态”。因此，在俄国，人们所追求的自由绝非是脱离他人、脱离社群的我行我素，而是实现集体的自由和社会公正。个人主义在俄罗斯语境里更多的是一种贬义，意味着道德的堕落。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俄罗斯人对“自由主义思想”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思想是“人类的毒药”，是“会给人民带来损害的思想”。
自由主义思想和原则，只有当它同一定的价值观结合起来时，才能够确立下来。否则，自由主义观念只能浮在政治生活的表层，不可能成为直接的重大反应和习惯。自由主义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它虽然承认人的理性能力，但更承认理性的限度，因此自由主义是非本质主义，因而在历史上主张渐进演化，反对对社会的整体建构，也绝不刻意勾勒社会的乌托邦。而俄国哲学传统虽然也是经验主义的，但却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在英国经验主义意义上所谓‘认识’什么，就意味着接触某种外部的、可以通过感性知觉而达到的东西。俄罗斯的经验概念归根到底是生命经验。‘认识’什么，就意味着通过内心知觉和共同感受而介入这一事物，理解其内在方面，在其全部生命表现中把握它”。因此，与英国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相反，俄国经验主义是一种本质主义，历史观上往往导致激进主义和乌托邦幻想。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承认，“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也恰恰是那种使人觉得像乌托邦的东西在俄罗斯则最现实”。因此，讲求理性的自由主义在俄国不具有号召力。
在俄国，物化了的“社会平等”与“社会公正”思想也是自由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自由主义也讲平等，但自由主义的平等指形式平等、机会均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价值观上捍卫价值差异及价值自决，在财富分配上承认机会平等后的结果不平等。因此，自由主义的正义观念是程序正义，而俄罗斯人的平等是指结果的平等，对俄罗斯人来讲：“恶，莫大于不平等。任何理性与平等冲突，俄罗斯雅各宾主义者都要求牺牲或修正那个理想；一切公道的首要基本原则，就是平等；任何社会，人与人之间若无最大程度的平等，就不是公正的社会。”但诚如亨廷顿所言，“这种平等只有在一个压迫性的独裁政权之下才可能实现”。尽管在20世纪初，俄国曾有过自由主义极度辉煌的时期，但在随后而来的斯托雷平掠夺式的、不公正的改革面前，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沉湎于玄学的空谈和宗教的幻想，“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既能说服庄稼汉，又能说服小市民’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因此，十月革命前注重政治权力而缺乏关注平等的自由主义已被严重弱化，而关注公平问题的社会主义及民粹主义则影响日盛，在俄国极不公正的改革中显示出了比自由主义更大的魅力。
总之，俄国传统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本质主义及绝对平等主义等都是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除此之外，公社世界、农奴制、俄国东正教教义、君主专制、国家权威的无处不在及市民社会的不存在等，都与自由主义本质相去甚远。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异质文化很难被嫁接到俄国文化土壤之上，这是俄国自由主义衰落的深层次原因。
二、俄国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软弱性
自由主义严格来讲是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立足于对社会利益的阶级划分。自由主义的兴旺有赖于有产者队伍的不断壮大，这又取决于社会的资产阶级化程度。但不幸的是，俄国不具备西方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因此自由主义在俄国几乎没有主要的社会支柱。众所周知，1861年改革 前的俄国实质上是一个农奴制国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有所发展但极为有限，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垄断资本集团的形成过程加快。国家经济中的主要角色通常是特殊垄断利益集团。但这些垄断集团，就其实质而言是反自由主义的。也就是说，俄国自由主义缺乏像西欧那样一个稳定的社会阶级基础，结果在其发展过程中各个社会阶层上至君主下至知识分子几乎都被卷入这个浪潮之中。这些不同社会阶层成员的思想倾向，除了自由主义要素外，还有很多是非自由主义的，所以他们大多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阶级基础。而西方自由主义最主要的社会载体――资产阶级，在俄国不仅出现得晚，而且发展严重不足，因为它是“在农奴制普遍统治的范围内得到发展，而且很大程度上直接在农奴制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故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附于沙皇专制的国家政权。这样一来，缺乏“根基”的俄国自由主义者在面对国家政权和统治阶级时不能不投鼠忌器，可他们的这种行为在下层看来，则是软弱和保守的象征，明显不够激进，而他们自然也被看做“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化身，至少是一丘之貉。结果只能使民众远离真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中产阶级及知识精英，从而鼓励了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运动。
由于意识到先天不足的缺陷，几乎所有俄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承认，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实现自由主义的思想目标。俄国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鲍?尼?齐切林在19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在俄国只有两种力量是强大的，这就是沙皇和人民，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牢靠的和巩固的东西。这种状况直到20世纪初仍未从根本上有所改观。由于这个原因，俄国自由主义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可能获得成功：或是沙皇政权向时代精神让步，实行自由主义改革；或是自由主义能够吸引人民群众，得到他们的支持。进入20世纪之后，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新旧文化的冲突日益尖锐之时，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顽固地拒绝改革，这种毫无理性的政策是导致1905年革命的重要因素。当时，在自由派看来，沙皇不会主动现代化，因此如不废除沙皇，也必须实行宪政，故而在1905年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四起之时，他们与之联手，希冀实现现代化之前的政治革命，但工人与农民的真实关切还在于其切身利益，一旦利益有所满足，其运动便消歇下来。而这之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谁联手反抗沙皇?看来问题甚巨，不过此后斯托雷平的改革无意中打破了俄国社会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尼古拉二世的倒行逆施加剧了政权与社会的矛盾和对抗，把自由主义运动推向左边，而俄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则最终点燃了期待百年的革命火焰。沙皇制度垮台之后，俄国的前途取决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而人民则无疑是这一时期俄国历史舞台上真正的主角，对和平和土地的渴望推动着政局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掌握了政权的自由主义政党没有把握住人民的脉搏，没有及时满足他们的迫切愿望，从而不能维持已经获得的政治优势，一步步走向失败的结局。
三、自由派政党及其自由主义者策略的主观失误
俄国自由主义衰落的主观原因是自由派政党及其自由主义者策略的失误及由此而导致的全面的社会危机。概括起来，他们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自由主义者的纲领太过理想，无法落实到实处，因而缺乏号召力。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关于法制国家、关于代议制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关于社会舆论对国家政策的影响等方面，都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主张。但与此同时，俄国的自由主义运动也与无力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政治文化相冲突，换言之，“20世纪初，俄国极其低下的政治文化水平使得通过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变得十分困难了。”自由主义者在力图建立法制国家的斗争中面对如下的难题：一般民众和上层统治者包括知识分子的法律文化水平极低；缺乏议会制度传统和社会监督的相应实践；阶级和团体的利己主义；各个派别尤其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只顾眼前利益，很少长远考虑。这些问题不管是俄国自身的“情景问题”还是必然遇到的“普遍问题”，对自由主义者都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如果临时政府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上述问题，至少是解决上述问题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那么自由主义政权就会失去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对临时政府的幻灭倾向。事实上，在像19-20世纪初的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因为农民和工人完全未做好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准备，在这种条件下自由主义提出的解放纲领只能是空想，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在涤荡着专制制度的同时，由于得不到基层群众的理解也冲击了自身，这反过来更刺激了激进派在革命过程中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要求君主立宪到要求建立共和国，直至提出实行社会主义的口号。因为民众缺乏职能性社会管理的概念，与要求社会为此长期努力的立宪派纲领相比，当时革命性的要求明显占上风且成效显著。由此，解决社会问题的强制方式风行一时，从而使自由主义的立宪道路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很少有号召力，尽管自由主义者们也竭尽全力解决他们主张的现实性问题。
第二，自由派政党在人民最迫切关心的问题――和平、土地、面包上失了分，结果逐渐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二月革命后，俄国的未来发展面临着多种选择，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谁能吸引人民――首先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跟自己走。当时，临时政府的威信很高，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广大群众对这个政府事实上“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他们本来应该利用这种状况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争取人民的支持，来巩固和加强政权。但临时政府的施政纲领却只涉及了一般的政治民主改革，而对于引发革命的战争问题、人民最迫切关心的土地问题以及八小时工作制等问题却没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相反，临时政府实际上是坚持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时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米留科夫在照会盟国的《告公民书》上所加的注解引发了临时政府的第一次危机。注解上说：“临时政府与盟国同心同德，继续对这次战争的胜利结束充满信心……”直到1917年秋临时政府最后一届内阁召开会议时，才讨论了俄国是否应该实现普遍和平的问题。“不幸的是，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同样，在农民最为关注的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并未予以高度重视，而只是简单地把皇室土地收归国有就草草了事，其他问题则宣称留待立宪会议解决，并且反对农民自己起来夺取地主土地，反对分配地主土地。事后看来，这是严重的失策。农民与土地问题是俄国由来已久的一大沉疴，贯穿整个19世纪，并最终成为1917年崩溃的主导因素之一。事实上，农民与土地问题，治与不治不是关键，如何治理才是关键。1861年的改革在表面上似乎是治了，可实质上是让痼疾发展成了绝症。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最为纠缠不清的一大难题便是农村公社问题，正是农村公社的超稳定结构严重阻碍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至1905年之前，打破传统农村公社、让农民获得土地，已成为俄国社会的 最大要求，它也成为革命的最深刻根源，只不过1904年日俄战争的失败恰好引燃了社会革命的导火线。1905年革命之后，斯托雷平励精图治，试图对农民与土地问题来一次彻底的诊治，但最终的误诊却导致了整个王朝的崩溃。历史一再表明，俄国重大的社会危机问题似乎都来自这一病痛，临时政府的自由派人士在这一问题上的短视和冷漠实是其一大不幸。
诚然，临时政府的内外政策比之沙皇时代是个巨大进步，但却不能满足人民对和平、土地、面包的迫切要求。帕?瓦?沃洛布耶夫说过：“我们喜欢援引一句涵义深刻的话：革命――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节日。但是越思考革命的历史，就越多地发现，人民群众不是极其必要是不去上演这个节日的。这是在过去，也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事实。因此，应该明确地说，像参加革命的广大群众所说的，推动他们参加革命的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直接的物质利益，基本的生活需要，为满足它们而进行的斗争。”临时政府正是在人民最迫切关心的问题上失了分，最终在决定俄国前途的斗争中遭到失败，正如后来米留科夫所指出的：“代表人民说话的党在1917年10月遭到失败，其实是人民本身转向了列宁。”
第三，俄国自由主义运动的基础本来就十分薄弱，但其内部却派系林立，分裂成若干党派，如十月党、立宪民主党、民主改革党等，而就是这些党派内部也极不统一，这无疑削弱了自由主义阵营的整体实力。就以知名度最高的立宪民主党为例，尽管在其存在的时期内取得了很多成绩，但由于成分不一，又面临革命危机，结果在其内部形成了不同的小派别，这在一系列问题上尤其是领导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般认为，米留科夫是党公认的领导，但他在党内的位置非常微妙，他的领导才能大部分被耗在平息不同派别间的尖锐矛盾上。米留科夫经常受到左翼和右翼的批评，在左翼中通常由司徒卢威和马克拉科夫向米留科夫发难。司徒卢威代表俄国自由派中的路标派，从自由和民族复兴价值出发，以此为基础联合反对现存制度的社会力量，坚持用最抽象的方法对待立宪主义的任务。在他那里，民族思想是一种象征。他看问题过于理想化，更多地从事纲领论证，很少论证运动策略。马克拉科夫则是学识渊博的法学家，非常熟悉西方的立宪机构，十分赞同西方的立宪制度并积极倡导在俄国实施立宪。在这方面他与米留科夫并无分歧，分歧在于实现目标的途径。他对俄国的现实有更清醒的认识，他清楚俄国实行立宪只能走渐进式的道路。因此，他提出革命非但不能成功，反而会扼杀在俄国刚刚萌芽的欧洲文明。由此，他一贯反对米留科夫的纲领，如米留科夫认为对立宪民主党而言，与反对专制制度的所有民主的(包括革命的)力量结盟是可能的，而马克拉科夫则强调必须联合专制制度以抵制革命力量，将革命力量视为尚未巩固的立宪制度的大敌。右翼的彼得伦科维奇、穆罗姆采夫是立宪派的传统领袖，他们倡导地方自治机关支持政治改革，与自由主义贵族联系密切，其观点较温和，受到一些年轻贵族的拥戴。可以说，立宪民主党的基本矛盾恰恰在于其内部，即以马克拉科夫和司徒卢威为首的古典的西方自由主义少数派和以米留科夫为首的新自由主义多数派，以及以彼得伦科维奇、穆罗姆采夫为首的地方自治派之间长期处于分裂状态。
加之俄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是些缺乏执政经验的知识分子，他们虽然文化素养高，理论深邃，充满理想，但却是书生意气，脱离群众，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缺乏必要的政治灵活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他们的灭亡。事实上，对于二月革命的突然爆发，自由主义者毫无准备，临时政府仓促掌权，一方面缺乏领导整个国家的成熟经验，另一方面又面临着前线失败、经济崩溃的混乱局面，加之适逢刚刚打破沙皇封建君主专制，社会上各党派和阶层积极行动起来，为争取参加政权和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利而展开公开的政治斗争。面对革命后混乱的局面，以自由主义者为主体的临时政府根本无法应付，整个控制系统处于无组织状态。雪上加霜的是临时政府内部不和、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敌视。结果在2月到10月短短八个月的时间内，多次发生政府危机，包括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在内共存在过五届政府。这些都显示了自由主义者及其政党领导革命和国家的不成熟。这一切都损害了自由主义者及其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削弱了人民对它的期望值，同时也给布尔什维克反对在他们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反对奉行同政府妥协的政策宣传制造了机会。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近代自由主义的失败是俄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奏响的一曲悲歌。由于自由主义在俄国是一个“舶来品”，俄国又主要是一个农民国家，自由主义在俄国缺乏历史文化传统和民众基础，只有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和官僚作为它的社会载体。对于俄国自由主义，下层民众认为它不可理解，专制政权认为它过于激进，革命者则认为它在为统治阶级利益立言；而俄国自由主义运动也终究只是一种“少数人的运动”，“最终也没有成为人民运动”。这样，由于自由主义与俄国本土文化传统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它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就相当有限，所以专制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都可能成为俄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自由主义却不可能成为俄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自由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始终是薄弱的，我们从来没有获得过道德上有威望和鼓舞人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体系。
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俄国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必然的，更不意味着自由主义不适合于俄国。历史发展充满了太多的偶然性和选择性。俄国自由主义的溃败同样源于多种主客观要素的耦合，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比较特殊的国际环境。诚如列宁所言：“如果没有战争，俄罗斯也许会过上几年甚至几十年而不发生反对资本家的革命。”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革命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更值得反思的恐怕还是自由派政党及其自由主义者们自己的主观失误。但批评和指责也不应过头，毕竟俄国社会转型并非易事，而要把自由主义原理运用到俄国社会实践中去，就更加困难。在这样大的事业中，犯许多错误和作出许多不正确的决定是不可避免的。
[责任编辑：张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