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活 Q：大学时代是如何度过的?大学几年印象最深的人和事情还记得吗? 马家辉：1983年8月底，我从香港独自搭机飞往台北。为的就是读大学，台湾辅仁大学。为了到台湾读大学，我付出和取舍了很多。当然我也知道如果不这样选择，我会睡不着觉，我将深感后悔。我付出的是攻读电影系的机会，我本有志成为导演，留港读书，但我于高二时忽然迷上李敖作品，迷得一发不可收拾，以至于志向大转弯。我在上大学期间，1987年左右台湾解严，其实在解严之前，台湾社会已经很有活力，那是一个理想的年代，也是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
永远忘不了抵达大学门前的那个镜头。我望见窗外竖着一块白色的石碑，上面刻着四个字：辅仁大学。心头一震。我的眼泪掉了下来。得来不易。我在辅仁大学攻读的是“应用心理学系”，属于文学院，上课地点在文友楼。那年头，男女严防，到女生宿舍找同学也要在楼下填写表格，由女教官打电话把对方唤出见面。这个表格上有个栏目叫做“与宿生的关系”，我性喜搞怪，总填“正常男女”或“期待进一步”，把女教官逗笑了，她笑时喜欢轻骂一声：“你这个港仔!”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香港男侨生常被称为“港仔”。略有歧视，但听惯了"亦不以为忤，有点似洋人在中国被唤“洋鬼子”，很难说清楚是歧视抑或亲切。
大学一年级暑假，我报考了转学考试，闭门苦读一个月，考上了台湾大学心理学系。侨生考试占便宜，可以比台湾本地学生加分20％，但我稍感自豪的是，我的转学考分数极高，即使不加分，亦居榜首。可是，台大的心理系属于理学院，必修生物、化学、物理、微积分，转校后，苦不堪言，化学科还被“down”了两次，再“down”一次便要退学。幸好我于大二下学期已经如愿出版了《李敖研究》，乃使出巴结手腕，送了一本签名书给教授，他读后立即找我去办公室，大谈特谈台湾社会历史政治之类，谈到最后笑道，“好吧，你回家找个跟化学相关的小题目，写四页报告交给我，如果不太差，我便给你合格!”我千恩万谢，鞠躬而退，如期交卷，保住了得来不易的大学学籍。再过两年，我毕业了，而那年我跟交往四年的台湾女朋友分手，生命有了另一道转折，又是另一个故事。
封新城：我1980年上大学，兰州大学。我一东北人，第一次出远门就去了千里之外的大西北，就因为我想远离东北。是的，我不喜欢东北。我的青春都给了西北，我在兰州待了8年，四年大学，四年工作。我不把兰州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但我把80年代当做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精神故乡。大学第一年，我就从高年级北京籍的同学那里读到了油印杂志《今天》，读到了北岛、芒克、顾城。他们的语言方式和看世界的角度深刻地影响了我的成长，以至于我大学里写了四年诗，以至于后来用《新周刊》写诗以及写了一首叫《新周刊》的诗。
临毕业那年，我编了本诗刊叫《同代》，那里面第一次汇聚了四位诗友，今天都已成为文坛大佬――于坚、韩东、王寅、普珉。对了，还有一件事可以炫耀一下：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鲁迅的《野草》和波德莱尔的《巴黎的忧郁》的比较，题目是《“北京的苦闷”与“巴黎的忧郁”》。论文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上，这对一个本科生来说比较罕见。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我作为一个著名“标题党”的源头。
初恋
Q：在你们的成长经历中，对初恋这个词最早的记忆停留在几岁?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
马家辉：我十五六岁时就曾被三毛这样的女子深深吸引，但如果我说是由六岁开始的初恋，会不会早熟得有点变态?那是生平初次有意识地对异性产生懵懂、暖昧的异样感觉，绝谈不上什么相知相慕的互动依恋。那场“初恋”体验发生在幼儿园阶段，幼儿园在香港人习惯被唤成“幼稚园”，其实颇具殖民地广东佬的幽默趣意。六岁，属于幼儿园高班，暑假后便要做小学生了"那间幼儿园位于港岛湾仔，校名“嘉模”。仅有两位女老师，都穿旗袍上课，洋溢着20世纪60年代的花样年华。别误会，她们并非我的初恋对象，我对于熟女们的爱慕到了中学才开始萌发，在此以前，我仍然只爱同龄人。
不幸成为我第一个“暗恋”对象的女孩子姓马，我清楚记得，或因同姓。也记得头发乌黑长密，有时候束起两根小辫子，眼睛明亮纯真，如同每一位六岁的小女孩。有没有小酒窝?忘记了，只记得笑起来很甜很甜，她一笑，我便“乖乖的”，心软了，其他部分或因年轻而也是软的，幸好。可惜还未等到六月毕业，她便转校了，我的“初恋”至此告终。
封新城：我出生在东北长白山区的一个小镇。我上大学前几乎没和女孩说过话。大概在高一的时候，喜欢上了班里最漂亮的那个女孩，但只是心里喜欢而已。最多在操场上隔得远远地看看她。哦，想起来了一那时我常常四五点钟天没亮就踩着嘎吱嘎吱的雪赶到学校生炉子。六点半前，教室里空无―人。有天我在黑板上写下了她的名字。大大的。整个黑板，退后看两眼，就像做了坏事一样迅速擦掉。想起这事，还能感觉到当时砰砰的心跳。
一年后。我跳级考上了大学，从东北到西北。有天，我收到了来自母校中学的一封信，竟然，竟然是她写给我的!那是封普通的问候的信。但足足让我激动了一个星期，回信后天天去信箱等信。后来，她也上了大学，后来，就有了我和她的初恋。因为相隔遥远，我的初恋其实就是写信、思念和等信。
第一次去对岸
Q：第一次去内地或香港是什么时候，当时最震撼的感受是什么?
马家辉：我第一次独自去中国大陆旅行，时为1985年。大二升到大三的暑假，从台湾回到香港，报名参加“学生联会”组织的旅行团，先去广州，再去北京，然后是呼和浩特和包头。曾在眼前出现的人事景物罩已忘得一干二净。除了两个影像，一是万里长城的高耸宏伟，比任何照片任何图画任何想象都更具震撼力，站在墙下，昂首仰望高不可攀的石头复石头怎么看还是石头，我感动了，想流泪。其二呢，便是同样令我想流泪――但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感慨――的公共厕所，遍地的屎尿复屎尿再怎么看还是屎尿，我呆站厕内，进退维艰，动弹不得，只想扯开嗓门向站在厕外的导游喊救命。
那回旅行，耗了二十多天在大陆，壮丽河山，苍茫草原，小桥流水，统统见识过了，出发前倒没想到过连厕所里的黄金沼泽亦有机会近距离参观考察。古人说“道在便溺”。若如是，我便算是曾在道里徘徊闻赏，至于是否得道，或得了道而不自知，属于另一个大话题，适宜另文再论。
封新城：1993年，我去香港采访，那还是回归前，再去已是回归多年以后。当时我是从水路入港的，当船驶入维多利亚海湾，看见电影里看过无数遍的高楼林立的港岛，真的high了。一切一切都那么新奇：从干净的街道到琳琅满目的商场；从报摊的色情杂志到午夜场的成人电影；从香港人的行色匆匆到地铁里比广州话更好听更洋气的粤语广播。
那些新奇的感受是回到广州后几乎一个月里都不嫌烦的话题。现在回想起来，初次到港的最深印象有三：一、 地铁真方便真人性，无数的出口，最神奇的是竟然可以从地下直接进入地面的楼里；二、到处都那么干净有序。而他们是和自己一样的黄皮肤黑头发：三、采访了十几位香港企业家，吃惊地发现，其中一半都是当年偷渡来港的。
历史课本
Q：你们对待历史课本是什么态度?认真上过历史课吗?
马家辉：我讨厌读教科书。但中国历史科的成绩我从小到大全在全班之首。还在同学之间有了“史怪”的调侃声好。在我成长的70年代。“殖民地”这个在中国历史科是有的，却只从三王五帝讲到慈禧太后，往下去的，像鸦片战争、民国建立，像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一概不提，历史课本内空空如也，学生们的脑袋知识亦空空如也。曾有一段很长的日子，我丝毫没有说笑，我和许多同学皆以为“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而已。什么台湾、大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来龙去脉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也全无兴趣。幸好，课本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在殖民地的教育框框内，仍然有一些教师企图在框框边缘游走。小学六年级时我便遇过一位历史科老师，某回，课本写的明明是清朝的治乱得失，他却把整节课花在讲述近现代的历史混乱之上，袁世凯与孙中山之争。五四运动和新文化之启蒙，中国人对抗日本之悲歌……细节我当然全部忘记，但我记得，他哭了，他边讲边哭，所以我也哭了"或许不是为了他所说的内容，而只是由于气氛悲凄，当老师哭时，学生绝对不可以笑。自此而后我仍然对历史不感兴趣，但一直记得这位善良的老师和他动人的眼泪。
封新城：这个问题不想谈。
偶像
Q：在成长路上，有无自己的偶像，或者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
马家辉：偶像很难说，但我可以说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我曾为他耗费了不少夜晚窝缩在MTV的黑暗角落，用薄薄的一百元新台币租一盒厚厚的录像带，然后坐在一个小小的房间近距离贴看窄窄的电影银幕。《第七封印》《野草莓》《处女泉》，像朝圣一样努力从黑白光影里找寻关于生命的启示。死神、上帝……离开MTV，眼前世界尽变黑白，回到新店溪旁的居所，几乎写满了整本日记簿，但仍似有许多许多话语写不出来。而许多许多年以后，早已忘记当时到底想写什么或写了什么。只记得曾有一次在家重看《第七封印》DVD，电影播映不到十五分钟我已呼呼进入梦乡，生活太累了，累得我已懒得再去说什么。
封新城：北岛和王朔。北岛让我看见了世界，王朔让我看见了自己。很荣幸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换个说法，这个时代乏善可陈，好在还有北岛和王朔给我的照耀。2007年《新周刊》做了一期“幸好还有王朔――《致女儿书》照妖中国文坛”的封面，北岛和他都是对我有精神教父价值的作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