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的夏天，我老家的镇上遭了土匪。那年我爸八岁，与夫民叔在外面乘凉。凉床就放在镇上卖菜的一个广场上，四面透风，一地菜叶菜皮，几只瘦狗在地上寻寻觅觅。街的东西南北各有一个大巷道，非常吸风。下半夜土匪来了，先在镇外打了两枪。睡在家门口的狗都吓得吠起来了，夜里狗看起来都是黑的，只不过黑的程度不同而已。土匪先打了几枪后，然后就大摇大摆的进来了。我爸和夫民叔吓得瑟瑟发抖，把头钻到薄被面的下面，但偏想看。又把快破了老布被单面抠了两个洞，从洞里往外看。土匪有几十个人，脸上扎着一块布，就露两个眼睛在外面。有个小个子的人，手里拎着一把鬼头大刀，大刀把上拴着一块二尺多长的绸布，晚上也看不清是什么颜色的。他把刀抄在手中，一个虎跳上了石头墩上喝道：“都趴下――睡觉！谁看我剁了谁！”全镇百来号青壮汉子赶紧把头伏下来，乖乖睡了，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本镇最富的人家就数住镇西头张百音张财主。张百音家有百来亩地，牛马成群，计有牛三头，大黑驴一头，猪十五头。家里还开着牙行、糖坊、糟坊、南货店、豆腐房。张百音的儿子还跟长工一块上地，大儿子领工，抛粮散种是一把好手，做的活路比长工还苦还累。吃和长工一块吃，捧着一只比头还大的碗，碗上横担一条酱豆角，呼噜呼噜喝红薯粥。老财主偏爱老三和老四。老大是个睁眼瞎，大字不识一个。老二在河南上大学，据老辈人说上学的时候是拿稻萝挑大洋去交学费的。啧啧！
张家最小的儿子是老七，人最慷慨。常常到糖坊去拿刚烘好的大麻饼给我爸爸他们吃。张百音看见了就装作做没看见。老张是个本分的地主，人不坏。他有一头大黑驴，出来进去就用大黑驴代步，夏天穿一身白色的纺绸褂子，黑绸裤子。戴一副茶晶眼镜，驴脖子一左一右各有一个褡裢，里面装着他那些零碎。收账本子、墨盒、笔、水烟筒、小镜子、花手巾、几只绒花（注：他在另一个镇上有个相好的）黑驴到了镇口，他就从驴子上跳下来，不骑了。骑上怕镇上人家说闲话，说不懂规矩，烧包！
他牵着驴一边走一边跟人打招呼。比如：“三爷回来啦！”他在家行三。他就点头说：“今年我在山上看你家芝麻长得好，外面卖不上好价钱就送到我糖坊去吧，反正我家做麻饼也要用”。然后响亮咳嗽一声，把痰吐得远远的，一只鸡上来啄了去。冯寡妇家开茶馆，瞧见张三爷就喊：“三爷！在这里喝碗茶去吧”。三爷一边走一边招手说：“不啦！晌午饭烧了没有？七生的病好了没有，不行找赵集的王瞎子来看看，别把孩子耽误了。”王瞎子眼不瞎，怕光，终年在帽子下扎张硬纸，样式像今天的棒球帽。他是当地一方名医，专治儿科疑难杂症。张百音在当地口碑不错，没有仇家，一般土匪打劫注意不到他身上。冬天活计少，他自己家还两稀一干呢，省了钱就买地。
这些土匪也蠢，来之前没有做好侦察工作，连架梯子也没带。张百音家不好抢，两边是高大的风火墙。铺面的木门有肉案子那么厚，上面还包着铁叶子。土匪就五人一组，手挽着手往后退，然后一齐向前冲，伸右腿，“咣”的一声跺在门上。门纹丝不动，这时从大门两边的枪眼里伸出两杆枪，“啪”的一枪撂倒一个土匪。土匪着忙了，喊着：“小狗日家有枪，抢人！”土匪抢了死尸就走了，街上的人都睡得跟死人一样，心里都明白这伙土匪可能就是附近的，怕人认出来。所以拼死都要把死尸抬走。
这伙土匪在我们镇上算是吃了一个大败仗，连夜撤了。临走的时候烧了渔行几间房子，抢了富农尹必亮家两口猪。在他家毛竹园撅了一根小竹子就把猪赶走了，两头猪颠颠的就被赶上山坡走了，每只都在一百七八十斤朝上，把尹必亮心疼死了。如果不看他们有几杆破枪，尹必亮都想让三个儿子把猪抢回来。后来权衡了猪与儿子，想想还是留儿子吧。小的有十五了，过两年就能顶一个整劳力使了。
到了快过年的时候，土匪请了杀手来报复了。腊月十四的下午，从早上开始天就有点阴，酿雪天气，街上没什么人，快到傍晚的时候。一个穿长袍子的外乡人到张百音家的南货店买糖，店里伙计在打瞌睡，张百音的四儿子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账桌边算账，一边往账簿上记什么东西。看到来人买东西，他就到外面给来人称糖，刚一转身，这个人就从后腰上掏出驳壳枪给他一枪，正中后背，当场就死脱了。这人转身把礼帽拉低，顶着风就走了。街上打铁的、补锅补碗的、收鸡毛的、吹糖人的一个人也没听见。等他家伙计喊的时候，人都不知走哪里去了。
我们老家民风淳朴，也就荒年才出土匪，而且不是职业的。也就是农时务农，闲时当土匪。离本镇不远的下余村专出土匪，民风比较强悍。前几年那个村还有一个小伙子，开拖拉机的，因为谈恋爱把一户人家杀了个满门，然后跑到自己家祖坟山上自尽，因为不得法，只割开了食管，没有割开气管。等公安赶到了，还没死，呼呼的往外冒血泡泡，一个个有泡泡糖那么大。后来还送到医院抢救活了，养了年把，养得白白胖胖的才枪毙。当地老百姓很纳闷，费这个事干吗？当时补他一枪不就完了吗，费这个事！人还受了两回罪，我们那里人很讲恕道的。
从抢张财主家可以看出本土的土匪都很业余，规模也小，顶多也就是百把来人。北山有新四军的游击队，他们人多一点，有一挺花机关。不过他们不打家劫舍，有时周转不过来的时候下山绑次票，绑票也斯文，不打不骂，说好几百大洋送几百大洋，汗毛都不会少一根。而且他们不绑小地主，只绑大的。像张百音这样的人根本不入他们的法眼，耗子的尾巴，能有多少血水？没有千来亩地根本享受不到被绑的荣耀。就是有一门不好，被他们绑去了，要跟着他们满山跑。去时胖子，回来就瘦得皮包骨了，脚上的茧子有铜钱那么厚。连晚上睡觉也是一声口令就转移，一夜要挪几个地方睡觉。游击队喜欢绑耿家，耿家是我们方圆百里有名的大地主，当家的叫耿百萍，他家的地有多少呢，具体说吧，最远的地在江苏境内。
这个土老肥俭省得令人生气，你看不绑他绑谁？这人俭省到冬天连个腰带都省了，随手从草堆上拽几把草，搓了往腰上一扎就是腰带。冬天袖着手，鼻涕拖多长，二龙戏珠似的进进出出。他被游击队挟着在山上飞奔过几回后，累得受不了，晚上趴在草垫子上给队长磕头说：“你这一年搞几回真让人受不了！这么的吧，说好了我们一年一回，你派人来，要多少钱你说，我派人挑到山上去”。事情就这样成了。
游击队一年来拿一次钱，二指宽的条，上面写着要多少多少。耿百萍二话不说就派人挑了去，两下里算是相安无事了。解放后老耿被崩了，当时区里就有权批枪毙。老耿知道大事不妙，就跟儿子说你派人送信给谭震林，他说过我是开明士绅的！对队伍有贡献，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信送到了，也晚了。老耿被押赴刑场枪决了，临死还时时回顾，看看有没人断喝一声：“刀下留人！”哪有这种戏剧性的场面。
阜阳张家琦先生，1933年夏天被土匪绑了票，在土匪队伍中生活了一百多天。后来这支土匪队伍被国民党正规军给打败了，他才得以逃生。后来他把这一百多天的生活经历写了一个自传叫《小肉票》，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讲述了一股从河南拉竿子起事的土匪在豫、皖两地的一百多天的流窜劫掠史。土匪在当时的皖北话中称为“大码子”，被绑去的肉票实称为“页子”，这支两三万人的队伍所有开支就靠绑架抢掠来维持，一直到被国民党的正规军击溃。大溃败的前夜“小页子张家琦”被土匪中人称“杨四叔”的一个忠厚河南农民给放了。
这支土匪队伍起事时计有一两万人，大部分由豫东的青壮年农民组成。因为张家琦当时年龄小，那时他才十二岁，小学刚毕业。准备投考初中，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当地就风传“大码子”从河南那面下来了。全家人不敢进城，决定向东逃难。他是在逃难的路上被“大码子”马队绑去了。赎金是880块大洋，赎金的标准是每亩地10块大洋，因为张家琦怕打就虚报了40亩地，实际上他家只有40亩地，多报了近一半。结果议定赎金除880块大洋之外，还要交子弹100发，盒子枪一支。跟张家琦拴在一起的小伙伴家里比较穷，就计定为赎金33块大洋，加一只马鞍子。后来家里人来赎的时候因为马鞍的质量不好，“大码子”不给赎，后来他的家人又加上一条香烟，才把他给放了。
这支土匪队伍的头到底是谁，到今天张家琦先生也不知道。当时打的旗号是；“抗日救国军”的旗子。有说总司令叫刘得胜，有说叫杨黑子，还有的人说总司令是个女的。谁也没见过，这纯属浪漫的想象。但为什么跟着后面跑呢？起因是1931年夏天淮、颖、涡、汝几条河水患，豫东一带基本绝收。到了1932年又大旱，跟着后面就是发人瘟。要想不饿死，只有拉竿子起事，土匪中许多人乐观的寿命估计是活到来年夏收，看到新麦子登场。
这支队伍一共分为四个旅，一个独立团和一个骑兵营。每个旅、团、营、连都有自己的旗子。张家琦被绑在第三旅，旗子是深红色长方形旗帜，靠近旗杆处有一个白条，上面用墨笔写着“抗日救国军第三旅”，当中有个斗大的“蒋”字（跟蒋委员长无关），因为第三旅的旅长就姓蒋。这是依照古法，比如《三国演义》里面关二爷打的旗号有个隶书的“关”字，张飞打的旗号有个“张”字一样。张家琦被押在第三旅稽查处，这相当于一个连的编制，连队的旗子是三角形的，红色，没有白条，只是用小一点的字写着“抗日救国军第三旅“的字样，当中稽查处三个字较大，连以下不设排、班的组织。
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旗帜，什么样的都有。有红的，有蓝的，有黄的，有绿的。也有长方形的，有三角形的，有的有字，有的没字。“骑兵营”的旗帜是两面妃色的长方形的。还有的抢了老百姓家绑在供桌前的“桌头”做旗子，实在没有的就抢了妇女的花上衣绑在旗杆上做旗帜。老土匪称为“老汤”，骨干力量约有七八千至一万余人，加上顺风扬灰的农民和被绑“页子”计有两三万人之多。活动范围也就是豫东和皖北一带，他们向南过不了淮河。在淮河南岸住着国民党正规军，东不能过涡阳县的楚店集。走到河南沈丘北境受到重创后，又溃逃向西，不久又向东拉到界首一带，再次转入河南境内。这支队伍从揭竿而起到被击溃只存在了100多天，许多人连下一季麦收都没有等到就死掉了。
队伍的装备太差，别说打东洋鬼子了，连有些地方民团也打不过，最好的武器不过是汉阳造、老套筒、马枪之类。所以打仗的时候一听到机枪响，就马上撤退了。土匪用的战法还是沿用捻军时的战法，先用马队从两翼包抄，五百多匹马同时出击，就是没有武器，踩也能把对手踩死了。捻军的时候他们就一人执一只削尖的大毛竹在马上横扫了淮军，打得刘铭传要自杀。但这种战法在机枪出现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笑话。不要多，两挺机枪组成一个环形的射击面，有多少骑兵也能给你扫掉。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里曾写到，当时国军士兵只要拖一挺机枪当土匪就可立得三千大洋。这个诱惑力太大了。这也可见土匪的装备匮乏到什么程度，张家琦见到有的人连枪、刀也没有就跟着队伍空手跑，最可气的是一个“老汤”背了一只没有枪托的枪，也不知道他怎么个打法。手枪有盒子枪、八子钢、左轮，有的有枪没子弹，有的有子弹没枪。所以一般赎票的时候都要求被绑者家属上缴一定数量的子弹。有一门炮，比锄把粗不了多少，用骡子驮着，一共四匹骡子伺候这门炮，两匹轮流驮炮，两匹驮炮弹。炮弹一共有三发。国民党军队二几年剿共的时候也穷，飞机倒是有，没有炸弹，就装上大圆石派专人从飞机上往下扔，砸到了算你倒霉。
据张家琦观察这支土匪队伍也有纲领和主张，这个纲领和主张就在队伍前面两根深红色的大旗上，一面旗上写着“平均地权”，一面上写着“节制资本”。连队里也不做什么思想工作，也不做战前动员。所有“老汤”认一条理“行死不如闯祸”，休息的时候他听到一些“老汤”这样说：“饿死也是饿死，不如出来当老汤”“死也是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张家琦说豫东和皖北那些不在地的大地主（不在地：就是土地有专人经营，自己带着一家老小在城里纳福。管理土地的人，《红楼梦》中称为乌庄头的人）每亩地每年地租是120斤小麦，看起来不算多吧，可在没有化肥和灌溉的条件下，两年才能收三季，一年一季半，最后的年成，一亩也只能收一百二三十斤。齐如山在《华北的农村》中曾谈到他们老家的庄子：“天天食白面者，百家不足二三”，中等地主一年之中都有很多日子要搀些杂粮才能糊过来。
这样一算等于把全部收入都交给地主了，那自己还剩点什么呢？农民为什么愿意租地种呢？那就是地间套种的杂粮。风调雨顺的年景比如红薯、豆类、高粱、粟、瓜菜能有半季的杂粮。地租占了三分之二以上，住地地主的地租与佃户是对半分成的，但你租种人家的地就要无偿给人家挑水、打场、或者做一些粗笨的活计。这个看山西“山药蛋”派文学里描写的比较多，土改工作队进村后，一个农民就不愿意为他的主家挑水了，他对来喊他去挑水的地主儿子喝道：“告诉你爹，爷爷我没空！”如果算上这种无偿的劳动、捐税和派款最后地租还是在三分之二左右。土匪旗上写的“平均地权”确实也是当时很紧急一个问题。
张家琦说他的同班同学中，通常都有10顷，20顷土地的，最多一个同学家里有40顷地。涡阳有一个大地主家里挂过千顷牌的，最混蛋的是地多了还可以免税。这个财主就夸耀说：“你骑上马跑一天，还跑不出我的地边。”像这种大地主一般是住在城里，有地在官面上也有靠山的大地主可能会搬到北京、上海、天津这些大城市里去住。张爱玲就谈过他外婆家在安徽无为、繁昌都有地，每年有人到上海来给她家交地捐时会带一些老家的炒面来。到了她们这一代也就是知道个地在什么地方，具体什么位置，之外就不是他们应当知道的事情了，他们只要知道享福就行了。过去有钱人家最怕儿女不会享福，宁愿让他在家抽大烟，什么事也不干。
这些大地主是土匪抢不到的。真正抢的还是在地的中小地主和他们的儿子和闺女。不到万不得已不绑女的，因为过去女子较男的地位低，家里不会拿出很大的价码钱赎，另外一层原因怕绑了女的后“兵气不扬”。肉票中男的叫旱页子，女的叫水页子。土匪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稍微安顿下来之后，就开始“滤页子”，“老汤”们荷枪实弹围成一圈，“页子”排好队，坐在地上。他们拉出一个，用长凳卡住头，“页子”就呈“大字形”趴在地上。“老汤”用棍子敲打，要他们说出家里有多少地，多大铺面或者多大船，审完一个拴起脖颈和上臂，不影响活动，再向后拴另一个人，一长串10个人，强壮的在头，体弱的在后，老头和小孩拴在最后。
如果连续两三天没来赎“页子”，连长就让人把“页子”拉到太阳地去晒，叫“晒页子”，以示惩罚，如果家里还不来赎就开始杀人。这些当了土匪的农民集善良与残酷于一身，他们杀掉的人可以给追击的官兵当路标。夏天张家琦他们被拴在地上，这些人把吃过的西瓜皮扔一点过去，他们就在尘埃中抢了吃。起初土匪的收入还不错，两三个月当中发了两次饷，约三四十块银元，他们找人用布缝成宽腰带，把银元缝在里面，牢牢的系在腰里。后来随着在地的地主被搜刮得差不多，实在赎不了，就开始往下落价。从几百块大洋落到几十块，从几十快落到几块。最后给一百或者几十鸡蛋也能赎人了。我看过一个资料，1922年，“老洋人”起事的时候，把河南东南部抢掠烧杀一空。许多地方又回到蛮荒时代，几十里地看不到人烟，灌莽接天，雉飞兔走。搞到这种程度就是抢也无可抢了，有些土匪只好又转而为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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