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作为探讨个人与国家、政府关系的一种独特视角，始于古代朴素契约论，繁荣发展于对近代政治实践的思考。社会契约理论为国家的起源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确立了个人对国家的主体地位。反观现实政治实践，社会契约论精神对政府自身建设与个体公民意识的培养都提出了要求，且对当前新型政民关系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价值。
关键词：社会契约；政府；公民意识；政民关系
中图分类号：D6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09-0016-02
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长河中，关于社会与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合法性和政治权威一直是思想家们关注的政治主题之一。社会契约论无疑具体代表性，它将契约精神引入政治实践，解释了社会及国家的起源，论证了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本文拟在回顾西方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结合当代政治实践探讨社会契约论对当代政治实践的价值。
一、近代社会契约论的形成
将契约理论运用于政治实践始于古希腊哲人伊壁鸠鲁，他提出了正义即社会契约的朴素的契约思想。明确探讨政治权力起源的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主张“君权神授”论。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开始用人的眼光看待政治权力问题，真正开启了西方的政治哲学，提出了政治权力起源于权术和暴力的运用。近代西方政治哲学当中真正开始探讨政治权力问题始于社会契约理论，先后经过霍布斯、洛克到卢梭，将社会契约论推向极致。
（一）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霍布斯对社会契约论的探讨始于对自然状态的描述。首先，他认为在国家诞生之前，人们生活在一种充满互相争斗、恐惧不安的自然状态中，自然状态受着自然法的支配。其次，人人都是天生自由的、平等的。第三，他主张人性是恶的，作为一个自然的生物，人的自然本性首先在于求自保、自存，从而是自私自利、恐惧、贪婪、残暴无情，人对人之间像狼和狼一样处于可怕的自然状态。第四，人都是具有理性的，面对争斗不已的自然状态，都有渴望和平和安定生活的共同要求，于是人们相互间同意订立契约，放弃各人的自然权利，把它托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由多人组成的集体。这样订立的契约就是社会契约，这个人或这个集体就是主权者，而像这样通过社会契约而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组成了国家。霍布斯说：“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用更尊敬的方式来说，这就是活的上帝的诞生。”[1]132在霍布斯看来，订立契约过程中主权者没有参与，主权者不受契约的约束，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拥护君主专制也成为其契约的重要指向。
（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洛克的社会契约思想也是从自然状态的描述开始的，他认为，自然状态不是“永久的战争状态”，而是“和平、善意和互相帮助的状态”[2]。其次，他认为，虽然在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相处较好，但人都有“利己”的天性，不能永久保证一个人不会损害他人的利益从而引起争端，而对于争端的解决又没有公认的是非标准和仲裁者，因此，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有战争的可能性[3]，于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为了避免战争的出现，人们便订立契约，组成国家来判断是非标准，解决争端。第三，洛克认为，人们在订立契约的过程中出让的仅仅是财产纠纷的仲裁权，至于生命、自由、私有财产权这些基本的自然权利，则没有转让，而应受到国家保护。第四，他认为契约的订立者是包括执政者在内的全体成员，因此，执政者也要忠实地履行契约，按大多数人的意志行事，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民主、自由。
（三）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在卢梭看来，自然状态本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在自然法的指导之下，人们相互之间处于一种自由、平等的生活状态。他主张性善论，认为“自爱心使每个人自我保护，同情心使人们相互帮助。”[4]121然而，“自从人民觉察到一个具有两个人的粮食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5]111私有制和不平等的产生使人们互相仇恨、残害，打破了原来美好的生活状态，于是人们出于理性的考虑，便相互约定，“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成员作为全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6]20-34这就是国家的产生过程，共同体也即是国家。第二，他主张立约过程是全体公民对自身所有权利的让渡，而且是让渡给人民全体，由人民自己管理自己，因此，权利让渡之后人们仍然像以前一样自由，由于任何一个结合都把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交给整个集体，因此他们只不过是服从自己本人。第三，卢梭认为公意是人们签订契约时，把自己的权力交给全体、个人的意志整合之后产生的，公意是真正的权威，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主权是公意的体现，主权具有最高权威，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统治者。政府基于主权者而存在，不过是执行公意的机关，它只是一个附属性工具，完全听命于人民[7]。
二、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简要述评
社会契约论作为近代主要的政治思想之一，虽然各位思想家的具体主张存在差距，但都是从对自然状态的描述出发，对政治权力合法性进行了反向的论证，认为国家产生于自然状态下人们理性的使然，即人类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和权利，彼此之间签订社会契约，让渡自然权利给公共权威的结果。与此同时，从另一侧面也显示出了公民权利先于政治共同体的特点，即政治权力源于公民权利自下而上的授予，从而从根本上打破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打破了统治行政模式确定人们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身份基准，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进步”[8]。从社会契约论订立的逻辑前提来看，立约人与政府的目的应是一致的，即公民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与权利而立约产生了国家，国家、政府的存在是立约人为更好地实现自身的利益与权利的一个手段。因此，政府与公民的目标之间在逻辑上没有根本冲突，从而为新型的、和谐的政民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新型政民关系建设――社会契约论的现代价值
现代社会，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从社会契约论的精神出发，一方面要求政府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力争为更好地实现立约人的公共利益并赢得立约人的认同；另一方面，个人作为具体的契约签订者应不断培养自身的公民意识，以便于契约的更好履行。
（一）政府加强自身合法性建设，明确政府的职责与定位
一是政府自身应树立起契约意识，从根本上理解政府产生的契约前提与职责所在，培养政府工作人员应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念，改变以往的统治者、管理者的角色定位，尽快树立起公仆意识。
二是树立主权在民思想，正确地把握和使用公共权力。维护个人的自然权利是个人联合成政治国家的理由，公共权力只能以个人权利为限度而不能对之侵犯，并且国家权力必须以保护和促进个人权利和利益的实现为目标，正确把握运用权力的目标，把公权力的使用作为实现立约人公共利益与争得立约人认同的一种手段。
三是建立政民互动的公共决策机制。契约的订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博弈和完善的结果，在契约的执行过程中，按照双方互动的方式来确定公共权力的运用本身也是契约精神所在。建立科学有效的、政民互动的公共决策机制，不但可以集中民众的智慧，为政府决策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而且能够争得公民对政府决策的认同和支持，有利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贯彻执行。另外，“在互动的决策体制下制定的公共政策不仅能够使公民的理想、价值和公共利益得到有效的表达和实现，而且能够实现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政府管理活动的民主化过程，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9]。
四是要不断改进政府行为正当性的评判尺度。“公共权力不能自认为公民谋求福利和幸福就证明自身存在的‘善’，政府的正当性只能建基于被统治者独立理性判断后的自主认同”[10]。按照社会契约论的精神，应当扭转公权力使用的合法性主要由政府内部进行评判的局面，建立起一套以立约人为评判主体的评价体系。
（二）培养个体公民意识，不断提高公民素养
公民意识是民众在民主政治时代必须具备的一种社会意识。主要包括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三个层面。个体作为社会契约的立约人，在订立契约之时都是出于理性使然的结果。因此，个体一方面为了能在自身方面更好地履行契约之约定，另一方面为了提升自己对公共权力运用正当性的监督与判断，有必要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不断提升自己的公民素养。
一是个体应注重自身社会责任感及主体意识的培养，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类国家事务，将参与国家行政管理当成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改变老好人思想。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公民素质教育，增强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个人素养与实际参与能力。另外，应该进一步开拓公民的参与途径，如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电子政府、网上政府、听证会、村民自治等都是行之有效的措施。
综上所述，近代政治思想家以对自然状态的描写为起点，以社会契约论的形式论证了国家状态的产生，从而为政府权力合法性提供了依据，但与同时也为主权在民找到了前提，二者的逻辑目标没有根本冲突。结合实践，新型的政民关系可在契约精神中找到依据，这就要求政府要明确自身定位，加强合法性建设，另一方面公民个体也应不断培养自身公民意识，提升参与能力，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建立起新型政民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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