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关学”创始人。字子原，陕西凤翔?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嘉佑先生，历授崇文院校书，知太常礼院，提出“太虚即气”的学说。是中国古代以气为本原的宇宙理论的系统化和哲学化。著作有《正蒙》、《经学理窟》、《横渠易说》，后编入《张子全书》中。
创建于明朝的关中书院，从历史纵向意义上讲，是关中学派的最后领地。无论是书院的创史人冯从吾，还是后起之秀李?，都以力倡关学为已任。通过他们薪尽火传的艰苦努力，不仅传承了关学，而且培养造就了一批关学的优秀人才，从而使关学历经数百年不绝如缕，成为陕西乃至西北文人学士――独特的思想操守、气质、禀性的根源和成因。
何为关学呢？关学，作为一个哲学术语，是指以北宋张载为代表的哲学流派。张载是关学的创始人和领袖，因为他一生著述、讲学多在关中（古代函谷以西、大散关以东、武关以北、萧关以南为关中），故称为关学。他是陕西眉县横渠镇人，自号横渠，关中学派亦被称为横渠学派。作为宋代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张载的关学与濂、洛之学并驾齐驱，自成体系，影响深远。有人如是评价：“张载关学的诞生标志着西北学术文化由经验、制度、民俗层次升化为理论哲学层面”。而张载之后，由于其生前并非名公巨卿，没有政治势力，也没有富足的田产，更非名望家族，加之他的著名弟子三吕及苏?均投入二程麾下，关学一度衰落。元代以后，作为以张载“气一元”论为核心标志的理学唯物论流派的关学，也随之发生了演变，业已为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道统所取代。关学或叫关中学派则泛指关中学者的理学思潮。它所继承的主要是张载质朴务实的学风和力行道德实践的执着精神。在这方面，明、清时期，矢志振兴关学的一系列学人士子中，影响和贡献最大的莫过于高陵的吕?、关中书院的创史人冯从吾和以倡明关学为已任、后为关中书院掌门人的李?（二曲先生）。当我们要鉴往知来，透彻了解关中书院的来龙去脉时，又怎么能越过关学鼻祖张载呢！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号横渠。祖籍河南开封大梁，生于长安（今西安市），客居于陕西眉县横渠镇，世称横渠先生。张载一生命运多厄，自幼随父漂泊。宋仁宗景?元年（1034），十五岁时乃父张迪病殁于四川涪州任所。当张载与母亲及幼弟张戬扶父柩东归开封，一路风尘仆仆，越巴山，奔汉中，出斜谷关，拔山涉水，以泪洗面，行至眉县横渠镇南野狐岭时，适逢前路发生兵变，加之路资不足，真可谓是屋漏偏遇连阴雨，于兵荒马乱之中，实在无力扶父灵柩归故里开封，于是就葬父于横渠镇南大振谷口迷狐岭上。为了便于祭扫父陵，以尽孝道，张载从此寄居陕西眉县横渠镇，侍母教弟，以耕读为生。
张载自幼天资聪颖，加之少年丧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环境所迫，使他过早成熟，支撑门户。但张载穷迫不坠青云之志，在料理小家的同时，密切地关注着国家大事。陕西在北宋时是为边陲，经常受到西夏的侵扰，而宋王朝兵久不用，文恬武嬉，西北边境，民少宁日。处斯世斯境，对胸怀抱负非凡，“慨然以功名自许”的张载而言，是莫大的刺激。他荡气回肠，不能自已，曾倾心研习兵法，立志请膺统兵征战，收复失地，以解除边患，为朝廷分忧。宋仁宗景?四年（1037），年仅十八岁的张载，投奔陕西彬县谙熟《孙子兵法》的焦寅，从学领兵攻守之道，“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洮西，今甘肃洮县一带），以酬报国之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夏天，张载二十一岁，按捺不住满腔热血，不甘于纸上谈兵，抱着对那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胸怀宽广的范仲淹无限钦敬之情，远投时任陕西招讨副使并知延州（今延安）的范仲淹，上书提出自己的军事主张九条，即清野、回守、省戍、因民、讲实、择帅、择守、足用、警败。深得范仲淹赏识，见其不同凡响，必成大器，便因势利导，“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奉劝血气方刚的张载弃武从文，研阅儒家经典。张载欣然领受，回家穷究儒家经典。他“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张载自拟励志楹联）。溟搜旁求，细读《中庸》，探访释老，求诸《六经》，苦心力索数十载。“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宋?吕大临《张横渠先生行状》）。最终了悟儒、释、道互补真谛，以儒为本，取舍扬弃，逐渐形成了自己崇“实”尚信，经世治国的民本主义学说体系。宋仁宗嘉?二年（1057），三十八岁的张载至京师开封举进士，受知于座师欧阳修，与苏轼、苏辙同榜中进士，亦是文坛耆宿相遇的佳话。在候诏侍命之际，于考场初试锋芒，使考官服膺的张载，受宰相文彦博的鼓励和支持，在开封府相国寺设虎皮椅讲解《易经》。一时听者云集，声震遐迩，讨教者络绎不绝。是时，张载与当时的著名学者洛阳的程颢、程颐兄弟不期相遇。作为二程表叔且比其大十二三岁的张载，并未恃才傲世，而是虚心待之，悉心听取他们对《易经》的高见。在相互切蹉中，张载对二程兄弟有关《易经》的精深见解不无赞叹，但切入路径不同，不免也有论争，可对自己的学识也不失自信。于是，第二天便撤席罢讲，一方面对听讲的士子们畅明：“今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辈可师之”。（《宋史?张载行状》）敦促他们向二程兄弟学习；另一方面张载并未臣伏于二程兄弟，仍坚持自己的《易》道见解，对他们说：“吾道自足，何事傍求”（同上）。继续沿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开拓前进，并撰成了集中体现他这一时期学术成果的专著――《易说》一书。
考中进士后，张载于是年（1057）先受祁州（今河北安国县）司法参军，又迁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县西北部富县一带）县令，后任著作佐郎（协助修史的官员）。期间，张载应邀曾于宋英宗治平二年、三年（1065―1066）两度到长安郡学（当时西北的最高学府）讲学，听者甚众。平治四年（1067）又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深蒙经原路经略使蔡挺的尊重、厚爱和信任，协助甚力，多有建树，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等，展现了他的军事政治才能。由于治政细密，夙夜呕心沥血，宋英宗平治四年（1067），四十八岁的张载不幸罹患肺病，埋下终生疾患。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十九岁的张载，因有感于得意门生苏?以集贤殿修赴京都（汴梁即开封），以诗送别兼论治国之道，撰成《送苏修赴阙》诗四首，以示勉励，不可多得。在此摘选其中二首：
之二
道大宁容小不同，
颖愚何敢与机通。
井疆师律三王事，
请议成功器业中。
天理之大可以容纳此小不同，
无论聪颖愚拙怎敢说通透天机。
推行井田制以效法尧舜禹三王之事，
相邀谈论的成功是在经世致用中有所建树。
之三
阖辟天机未始休，
衫衣胝足两何求？
巍巍只为苍生事，
彼美何尝与九州。
天机开合变化不曾止息，
衣衫蓝缕脚生老茧究竟追求什么，
崇高伟大的目标只是为了老百姓的事，
如此美德又何尝不与国家相关呢。
凭心而论，张载的诗才实在不能与他的同科、擅长诗、词、歌、赋的苏轼同日而语。他思想甚深，以理入诗，以诗说理，犯了宋代诗人“理障”的通病，故此他的寓意虽好，但读来艰涩难懂，不易把握，流传下来的诗作并不多。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过半百的张载，承蒙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举荐， “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可以召对访问”。于是神宗召张载进京，与其讨论治国之道。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为对。”（三代即夏、商、周）神宗听了非常满意，欲委任张载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任职做事。适逢王安石变法，张载觉得自己刚来京都，对朝廷事宜尚不熟悉，便婉言谢过，待观察一段时间看能否有所贡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也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便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张载回答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与人追琢，则人亦故有不能。”委婉地表示自己虽支持改革，但在实现改革的方法和手段方面却不尽相同，所以态度比较暧昧，加之他原来与旧党关系比较接近，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恰在此时，又发生了一起不愉快的小插曲。张载之弟张戬屡次上书宋神宗要求取消王安石变法条例，宋神宗将奏章批给中书省处理。王安石知道后，在一次会上持扇掩面而笑张戬，张戬知道笑他，出于激愤，不顾尊卑本分，临朝回道：“参政（王安石）所为事耳！岂惟戬笑，天下谁人不笑之者？”（见司马光《温公目录》）副宰相陈升之忙在一旁劝阻说：“察院（监察御史的别称）不须如此。”张戬回头就是一句：“只相公得无过邪？退而家居，中台不视而待罚。”（同上）情绪对立，闹得各方均不愉快。同时，变法与守旧、新党与旧党、南派与北派的斗争又交织在一起，使得这场思想斗争更加复杂化。张载被王安石外放浙东明州（今浙江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他秉公执法，为苗振洗污，把他从死亡线上拽回来。当时苗振已被判死型，经张载核查，免于死刑，准予削职。当他如期结案返回京都开封时，其弟张戬却因廷议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职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宦海浮沉，波诡云谲。一酬莫展的张载，进而宗儒，退而以道，亦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熙宁四年（1071）五十二岁时，张载辞官回到眉县横渠。此后六载，他创办横渠书院，聚士讲学，在书院东、西门墙上书《贬愚》、《订顽》以告诫学生。同时又不遗余力地仰思俯读，著书立说。正如他自己说的“六年无限诗书乐，一种难忘是本朝。”（《张载文集佚存?杂诗》）将自己多年来日知夜悟的心得，集腋成裘，撰成《正蒙》一书。通过艰辛的社会实践，深入地观察、思考和长期积累，使张载的思想理论趋于成熟，臻于完善，著述也瓜熟蒂落，到了收获期。他先后撰写完成了《横渠易说》、《东铭》、《西铭》、《经学理窟》、《横渠中庸解》等。
然而，穷究质实的秉性，决定了张载不满足于理性思维和心性求索，他梦寐以求地要把自己民本主义思想化为现实。由于远离朝廷，不能做到登高一呼，远近响应，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就从我做起，躬身自践。宋神宗熙宁六年至七年（1073-1074），张载独自涉足午井（今陕西扶风县午井乡），长安（今长安子午镇）、蓝田等地，划子午以正方位，进行试办“井田制”的实践，探求富民安邦的途径。用他的话说，就是“纵不能行之天下，犹可验之一乡”。他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按比例划分公田、私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通过实际运作以验证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其用心良苦，是非成败姑且不论，而扶风午井、长安子午镇因此而得名，的确其来有自。直到现在，横渠崖下村、扶风午井乡、长安子午镇仍留下不少遗迹，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由此足见张载“民胞物与”、爱民佑民的思想，深得民心，并非了然无痕！
熙宁九年（1076），对五十七岁的张载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年，其弟张戬因得罪王安石被一贬再贬为周至竹监（在今陕西周至县司竹镇，负责管理竹子生产的官员），三月突患暴疾而卒。爱弟于郁郁不得志中死于非命。“肺病支离恰十春”的张载，手足情生离死别，悲从中来，竟至于失声恸哭。大悲对肺病患者本是大忌，更何况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又怎消承受？悲怆中完葬其弟后，张载元气大伤，肺病即离，时好时坏，命悬一线。次年即熙宁十年（1077）秦风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再次举荐张载，高度评价“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神宗再度下诏命张载至京都，并授以同知太常礼院（礼部副职）。时年五十八岁的张载，不以衰残之躯告辞，满怀实现自己人生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最后希冀，抱病入京。他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辞，庶几有遇焉。”其言也朴实，其意也恳切。鬓虽秋，身已枯，那种“一种难忘是本朝”的抱国热忱，不惜拼却老身一搏的迫切情怀和忘我精神，催人下泪！这也是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庸碌之辈，以及狐窃鼠偷之流无法理解的。然而，尽管张载不惜残年衰朽之躯，舟车劳顿，日夜兼程地赶赴开封，担任同知太常礼院职务不久，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执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不无激动地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终因政见不同，加之他又不善官场的虚与委蛇，以曲求伸，最终拂逆众意，置身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郁郁然肺病加重，须臾辞职西归。中道于洛阳曾与二程兄弟（程颢、程颐）相见，气若游丝的张载不无自慰地对二程说：“载病不起，尚可及长安也。”是年农历十二月，舟车颠簸行至临潼，当晚沐浴就寝，翌日晨在所驻馆舍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临终时仅有外甥宋京一人在身边。平生清贫的他，病殁驿馆竟至于无钱买灵柩。外甥宋京连夜哭告长安，诸多张载弟子吕希哲、吕大钧、苏?等，哭奔临潼凑钱为先生主办丧事，并扶柩归眉县横渠镇。翌年春葬先生于乃父张迪坟茔处――大振谷口的迷狐岭上。
总览张载一生，两度召晋，三历外任；虽有际遇，终未展才。然蹭蹬坎坷的政治人生，迫使其上下求索，著书立说，却成就了一位享誉中外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张载的“太虚即气”的理论，可以与近代西方笛卡尔的“以太”理论相匹敌，是中国古代以气为本原的宇宙理论的系统化和哲学化。张载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正蒙》、《横渠易说》、《经学理窟》，以及由其学生笔录的《张子语录》等。明代被编为《张子全书》。1978年，中华书局整理出版的《张载集》，是一个收录张载著作较全的完整文集。
三国时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张载其人，其文，以及其开创的关学，正应了曹丕的话，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源远流长，百代流芳。关学作为宋明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自北宋张载开山，经明朝中叶吕冉等人的复兴，最后由冯从吾集其大成，从而成为一个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理学学派。尽管在明清之际，由于各种原因，宋明理学失去了往日的活力，关学也后继乏人，但经清代关中大儒李隅不遗余力地倡导刊刻冯从吾、张舜典等人的著作，关学曾一度呈现繁荣景象。像思想史上任何学术流派一样，它终究都会由盛转衰，然而关学是衰落了，可由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及其传承者所留下的文章、著作，却成为研究关学盛衰缘变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它无疑是丰富了中华民族思想理论的宝库。
于今看来，张载有五奇。一奇是他一生治学，无所依傍，无所师承，苦心力索，自学成才，终成大器。其学说如黄钟大吕，影响所及，自宋迄今，不绝如缕。据历史文献记载，张载年轻时虽然曾受范仲淹的点拨，亦有书信往来，可从“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角度而言，他并非关门入室，受其耳提面命，所以要说张载为范仲淹门徒确实有些牵强。二奇是老大为父，十五岁即挑起家庭重担，潜心侍母教弟，使其弟张戬廿有四岁登科中举，位列朝纲。而他自己三十八岁方赴京应试，便一举成功，竟与大文豪苏洵、苏轼及苏辙父子同榜登科，便受恩座师、一代名相欧阳修的赏识。思想文化巨子，不期而遇，也是千古佳话。三奇是张载学富五车，涣然自信，“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胸中山河，博大精深，仰之弥高。为文气势如虹，大有开疆拓土的王者之气。自古及今，谁人有张载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君临天下的创新思维和学术思想气概！四奇是在学术思想上，他以儒为宗，兼通释、老，坚信民为邦本，坚持唯物质实，但其建立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理论体系，面对封建伦理政治的重压，以及人力不及的地理天象，一不小心就滑进了唯心主义‘宿命论’的泥潭。所以，在张载的哲学思想中所展现的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自我，亦是一个矛盾着、困惑着的自我。五奇是张载学究天人之际，弟子趋之若鹜，声震朝野，但“古来才大难为用”。总观张载一生，两次被皇帝诏晋，对话也还投机，并给了他一定的职位，可到头来政治毕竟是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艺术，也是团队的艺术，身单影只的张载，却一无可施。造化弄人，或因不能跨越世俗层面的樊笼，囿于理性的固执，和者盖寡；或因未融入当时皇家钦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缺乏号召力，在政治实践的层面上孤掌难鸣而搁浅。所以，张载的理学思想有如一座宝山，瑕玉互映，只有留待后世学者，一代一代去挖掘、抽译和推介了。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期，宋太祖赵匡胤实行“佑文”政策，宋儒一改往昔儒生的一味膜拜，挺直了脊梁，勇敢地挑战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学”权威。从“六经注我”演变为“我注六经”甚至于疑经改经，庶几打破了汉唐儒学的所谓“家法”、“师法”，掀起了一场革故鼎新的学术思潮。加之当时辽、金不断犯边，内忧外患并俱，何以安邦济国？王安石以大无畏的气概和反潮流精神，提出并竭力倡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实行变法，从而一石激起千重浪。朝廷中新旧两党对垒，各派政治思想迭出，形成了门派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等等，各持己见，分庭抗礼。凭心而论，较之其他学派，张载的关学远离政治中心，既无师承，也无政治靠山依傍，虽不能呼风唤雨，却也少了诸多条条框框，有了更广阔的游弋空间。于是，他面壁穷经，精研佛老，浏览兵法，兼收并蓄，进而以儒为宗，释道互补，逐渐形成了自己“太虚即气”和“理一分殊”的宇宙观；“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人性论；“闻见之知”与“德行之知”的认识论；“天人同体”与“民胞物与”的伦理观。在学术造诣上达到了“吾道自足”，无待于外的自信境界时，张载毅然决然地扯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关学大旗，开办横渠书院，聚众讲学，开坛畅论，以至于弟子盈门，声震朝野，就连新法代表人物王安石、二程兄弟对他也不能等闲视之。这样，关学就与当时影响颇大的濂、洛之学形成三足鼎立的态势，也为日后关中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张载生前，关学的营垒门生云集，阵营不可谓不大。据《宋元关学》和张骥的《关学宗传》所载，当时张载的著名弟子有吕大中、吕大钧、吕大临三兄弟，即所谓“蓝田三吕”，还有苏?、范育，薛昌期等。受学于张载的则有种师道、游师雄、潘拯、李复、田腴、邵颖明等。然而，并非名公巨卿的张载一殁，一无政治势力依恃和经济支柱的关学，随着他的著名弟子三吕兄弟投奔洛学宗师二程门下，关学开始洛学化，逐渐衰落式微了。虽说有未及门弟子李复殿后守本，但与当时尚还健在的二程洛学等相比就显得势单力薄了。
北宋历史上“完颜之乱”后，徽、钦二帝成为金国的阶下囚，亦有在中国历史上对士子学人的民族自尊心伤害最重、隐痛最深、绵延时间最长的“靖康之耻”后，北宋王朝宣告灭亡。南宋小朝廷迁至温柔富贵之乡――临安（杭州），苟安一隅，夜夜笙歌，“直把杭州作汴州”。北方倔强的士子学人，不愿为逆子二臣，臣服蛮夷，于是纷纷全身远害，隐遁山林，用老庄哲学抚慰受伤的心灵。以陕西咸阳王哲（王重阳）创立的“全真道”为代表，成了引领北方道教的主要派别。南北异处，音信隔阻，朱熹的“闽学”在宋金对峙中长足发展。《四书集注》一出，一时洛阳纸贵，北方学人竟不知所云。而上述士林学人的隐遁心态在“全真道”所谓丛林制度的引导下，一直延续到元朝。“蝇头老子五千言……赋庄生秋水篇，布袍宽风月无边。名不上琼林殿，梦不到金谷园，海上神仙。”（元?张可久散曲《[双调]水仙子?次韵》）这种高蹈远隐，淡薄名利，追踪道教仙人的心态，形象地刻画出当时知识分子的无奈心境。国破家亡，百年不闻学统，经世致用的关学，在“读书人一生长叹”中，也经历了一个尘封蛮荒的历史时期。
元蒙统一中国后，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恢复了废止多年的科考制度。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敕令以“四书”为科考的主要内容，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官方解释（即标准答案）。于是，闽学北渐,进而唤醒了沉睡的关学，横渠书院也开始复苏，被列入全国40个书院之一，受到扶持，于是，又闻朗朗读书声。是时，以杨奂为代表的“乾州之学”和以杨天德、杨公懿、杨寅子孙三代为代表的“高陵之学”，均奋力倡导关中学统，虽说影响不大，却拉开了关学复兴的序幕。
到了明朝，开国之君明太祖朱元璋倡导以理学开国，也把朱熹的学说作为学统思想，为加强其封建统治服务。明初三十余年推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仅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而且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加之明成祖朱棣又敕撰《四书大全》等，将儒家典籍颁行天下，从而形成了“政教合一”的朱学（即闽学）统治时期。明中叶以后，朱熹学说支离烦琐的“即物穷理”（理一元论），被王阳明的“致良知”的“知行合一”（心一元论）学说所代替，形成了阳明学的百年统治时期。与之同时，虽未被定于一尊的张载关学，作为宋明理学的一个分支，也乘势浅滋暗长，有了一定的学人规模。据记载：在有明以来前后三百年间，关中的理学家就达百人。其中最有名的学者当属高陵的吕?，其次是长安的冯从吾。尤其是吕?官至礼部侍郎，处庙堂之高，学宗张载、二程、朱熹，在京师（北京）与王阳明竟然能分庭抗礼，唱对台戏。其才德影响声震四海，就连当时朝鲜国的使者也上奏乞请：“状元吕?，主事马理为中国人才第一，朝廷宜加厚遇，仍乞颁赐其文，使本国为式”（《关学编》（附续编）卷四，《泾野吕先生》）。吕?一度外放山西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判官。他从政之余，以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为己任，曾主持建造解梁书院，后来被召晋入京。为官之余，又讲学于南方的东林书院等地，吴、楚、闽、越等“东南学者，尽出其门”，达千人之多。晚年辞官回到故乡高陵，倡导并建立北泉书院（精舍）授徒讲学，笔耕不辍。其主要著作有《四书因问》、《礼问》、《泾野先生文集》等。吕?是张载之后关学名符其实的代表人物。明人赞评他的学说是“真醇道学”，在关中可继承张横渠（载）者，唯吕?一人。
长安的冯从吾是继吕?之后为倡扬关学最力者。他的外祖父冯友，官至保定郡丞，笃信王阳明的“心学”。受其儒学士大夫家族的影响，冯从吾自幼得益于家学，精研孔、孟、程、朱、王等家著述，二十岁即脱颖而出，“以恩选入太学”。卒业回到长安，先后讲学于正学书院，中年创办关中书院，晚年与当时浙江大学者邹元标相比肩，共同讲学于北京城隍庙并创办首善书院，被誉为承宗关学的“关西夫子”。冯从吾虽两度位列朝纲，终因秉性刚直、冲犯皇威、得罪阉党而两度下野。伴君如伴虎，天尊难犯，动辄得咎，官场蹭蹬，使冯从吾切身领悟到“夫世道隆污系士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冯从吾《关中书院题词》）。于是他身体力行，承前启后，聚士授徒，讲习儒家的要言妙道，刊刻关学先贤的著作精华，发微探幽，著书立说，形成一家之言。他以自己的《冯恭定公全集》、《陕西通志》、《关学编》等著作，丰富了关中学派的理论，使关学更加系统化，为明、清之际关学的发展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明朝末年，皇亲国戚更加穷奢极欲，腐朽没落，导致阶级矛盾激化，官逼民反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达到了“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的地步。李自成于崇祯元年（1628）在陕北与高迎祥起义，崇祯四年（1631）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在延安起义。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汇聚成不可抗拒的洪流，经过十多年的蓄势，到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举攻占北京，推翻了明王朝的统治。待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立足未稳，满清军队与吴三桂一笔政治交易，乘虚而入，“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自嘲》），建立了清王朝。武器地批判大大地动摇了王阳明“心学”的百年学统地位。“以气节著称”的关中学者和崇尚关学的思想家们，把这一切归罪于王阳明“空谈性命”的唯心主义哲学观。以李?（二曲）先生为代表的关中学派，包括富平的李因笃、眉县的李柏（雪木），号称“关中三李”，还有户县的王心敬、华阴的王弘撰等，与东南学者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号亭林）、黄宗羲（浙江余桃人）、王夫之（湖南衡阳人，号船山）相呼应，展开了一场对王阳明理学的清算和辨析。确切地说，顾、黄二先生后来以“反王（阳明）尊朱（熹）”立论，而关中学派则再次扯起张载“经世致用”、躬身自践和反思自我的“实学”大旗。再加上当时颇具号召力的湖湘大儒王夫之的摇旗呐喊，推波助澜，与关中学人携手为张横渠（载）之关学而奋斗。以其代表作《正蒙注》为标志，从而使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在明末清初的学术思想界再次金声玉振，享誉大江南北，得以长足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关学影响所及，使一代大儒顾炎武在亡明之痛的反思中，志不事清，激赏张载的关学，更喜爱秦地的风土人情。他亲临陕西，游历讲学，足迹所至，先后到过西安、周至、富平、乾州、同官、耀县、华阴、临潼、渭南等地，这期间他还曾被关中学人延请到关中书院讲学。康熙十四年（1675），在他年逾花甲六十三岁时纯粹舍弃其在山东的经营，定居陕西关中。临终前的最后六年，就是在华阴王弘撰家中渡过的。他与关中大儒李?、李因笃、王弘撰等交往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顾炎武的带动下，通过南北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共同切磋，进一步拓宽了关学士子的视野，扩大了关学的影响，提高了关学的地位。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王夫之的关于张载的《正蒙注》被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必修内容，张载也被推恩为五大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之一，并被请进孔庙供奉。康熙皇帝还为之御书“学达性天”巨幅匾额，赐眉县横渠书院，这真可谓是皇恩浩荡了。值此之际，横渠书院也一次次被修茸扩建，成为关中学人朝觐的圣地。那末，让我们回溯一下张载祠堂和横渠书院的变迁史，也许更能映衬出以张载为代表的关中学派发展的脉络变化。据历史记载：张横渠祠堂又称张子祠，始建于元代元贞元年（1295）。泰定三年（1326）又在原横渠书院旧址上重建横渠书院。这又幸于元朝统一中国后，元世祖忽必烈在他的关中封地推行汉法，“崇文尊儒”深得汉族民心而大获成功。于是元成宗铁穆耳沿袭和继承了这一治国方略，颁诏要求为大儒营造特祠，以供祭祀观瞻。横渠书院与张载祠堂在布局上为“前书院后祠堂”式，浑然一体。据统计：张子祠堂从始建（1295）到最后一次重建的光绪九年（1883），历时580余年，前后修茸十三次。其中明朝修茸五次：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孝宗弘治八年（1495）、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关中大地震后的1556）、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各修茸一次；清朝共修茸八次：清圣祖康熙九年(1670)、二十三年（1684）、五十一年（1721），乾隆三年（1738）、十八年（1753）、二十七年（1762），道光三年（1823），光绪九年（1883）各修茸一次。而横渠书院于元代泰定三年（1326）重建以来，到清光绪十一年（1885）最后一次重修，历时460年，共计修茸了九次。其中元朝两次：即元代泰定三年（1326）、元仁宗延佑四年（1317）各一次；明朝四次：即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明英宗正统年间（1436―1499）、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清朝三次：即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五十一年（1712）、光绪十一年（1885）各修葺一次。从张载祠堂和横渠书院的衰荣更易、冷热变化看，在某种度上，也折射出关中学派的潮涨潮落、曲曲折折的发展历程。
历代关学士子、达官显宦，或景仰张载的学问，或叹服其人格，或感喟其节操，前往拜谒题辞者不一而足。他们抒幽思之情，各怀寄托，留下了不少诗词、楹联和条幅。有宋一朝，张载以殁，南宋理宗赵昀亲撰《祭张献公（载）诗歌三章》，称赞张载是“大儒张子，斯文（儒者）至尊。”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哀横渠》长诗中，评价张载云：
先生负材气，溺冠游穷边。
麻衣揖巨公，决策期万全。
明季文坛前“七子”之一的陕西武功人康海拜谒张子祠题辞“关西一人”。著名关学学者吕?题“三秦之光”。明嘉靖十八年（1539）陕西按察司佥事、南京刑部郎中白镒拜谒张子祠所题诗，较为巧妙地概括了张载的生前身后的影响。其诗云：
学释谈兵用世竦，中庸看罢道无余。
潜心井地布前代，立论订顽示广居。
理窟遗言人事备，驴鸣妙契性天虚。
关西夫子高风远，景仰斯文拜里闾。
清代拜谒题辞者就更多了。清初当朝监察御史李大年为张子祠题写“宋代儒宗”四个大字。康熙皇帝御书“学达性天”匾额。乾隆二十七年（1768），应眉县知县之请，在京状元王杰（韩城人）为张子祠撰写了楹联两幅。第一幅：
道并二程关学无殊洛学
法制三代性功即是事功
第二幅：
三代可期井田夙愿经时略
二铭如揭俎豆能往阐道功
清末三原五品衔举人贺瑞麟为张子祠作楹联一幅：
近马帐而传砭愚订顽传百代均沾化雨
设虎皮以讲易经明德立群论共被春风
民国初年朱子桥将军来陕拯灾，拜谒张子祠后题：“学究天人”匾额。民国二十二年（1933）于右任来张子祠拜谒后，题写“母校千秋”，并撰联一幅
忠教仁爱信义和平
礼仪廉耻国之四维
由此可见，张载思想学理对后代的影响可说是源远流长。
自乾隆到光绪（1736――1908）近二百年间，宋明理学受大的时代背景的制约和影响，发生了分支变化。一是像顾炎武、王夫之等关学的倡导者，本意是想通过反对王阳明空谈“命理”、“心性”的心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惟精一之说”（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的虚妄之谈，借宗汉儒经注之学来达到“通经致用”的目的，孰料却导源和派生出后来以考据见长、蔚为大观的“乾嘉学派”。这一学派虽为整理国故、拯救古代文献做出了贡献，但在哲学上最终却步入了为考据而考据，脱离实际的“朴学”之途。二是在这期间，陕西虽然有泾阳的王徵及韩城的状元王杰、三原的贺瑞麟等关学后生相承接，可受西学东渐影响，“格物穷理”已为天文、历、算等实用之学所代替，步入自然科学研究一途。三是道光中期（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国势日衰，夷患沓至。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民族危亡，抵御外侮成了朝野学人思考的主题。出于治国安邦的考虑，不少士子学人努力向知已知彼、安内攘外的经世济用之学方面用力。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学人士子，致力于边疆历史地理和少数民族迁徙流变始末的研究，以《四洲志》和《海国图志》等为代表作的“道咸之学”随应运而生。正像清末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所概括的那样：“故国初之学大，乾喜之学精，而道咸以降之学新”。在学术日新的趋势下，宋明理学虽未寿终正寝，但显然失去了昔日的学统地位。加之戊戌变法，废除了科举制度，以孔孟为宗，不切实际的危惟精一、格物穷理的宋明理学，被救国救民的思想主所代替。思想文化界的注意力导向新文化运动，关学崇实黜虚的精神虽不无现实意义，可时代潮流使然，也就日益成为岑寂之学。这一时期，虽说出现了咸阳的刘古愚和礼泉的宋伯鲁以及蓝田的牛兆濂、三原的于右任等一批关学代表人物，但大都继承了张载关学的“实学”精神，更多地精力倾注于学以致用，汲取西方学术，注重教育，兴办工厂，从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的先进技术熔于一炉，奖掖和激励后学，投身救国救亡运动。关学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虽未宣告终结，但也掀过了辉煌的一页，只能作为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观，留待后人去挖掘和品评并批判地继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