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外国作家阿代尔说过这样一句话：“爱是真真切切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它，但它有一个大敌，就是生活。”我和梅梅结婚这么多年了，经受住了传说中七年之痒的考验，也迎来了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孩子。风风雨雨这么多年，我俩的感情却历久弥新。
我和梅梅的爱情萌芽于槐花盛开的季节，悄然绽放在领导特许的一缕阳光之下，为我们照亮这束光的正是时任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艺术顾问的许秀林老师。当时，我还在兰州军区战斗歌舞团工作。在一次谈话中，许老师有意无意地提起：“我发现咱团有个姑娘不错。”我问：“哪个？”“舞蹈队的谭梅，这孩子不但漂亮，还比舞蹈队其他的孩子懂事。”许老师正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那时候我已经注意梅梅很久了。
刚到“兰战”时，我在一次打开水的途中偶遇了梅梅，当时的她穿着背带裤，正和同伴们蹦跳着勾槐花。还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梅梅的笑脸和阳光一样明媚。想起这个情景，我傻呵呵地回了许老师一句：“我也觉得她不错。”许老师心领神会地一笑：“那这事就好办了。”
后来，许老师为了撮合我俩，在梅梅面前帮我说了不少好话，甚至还编了瞎话。他给梅梅做工作说：“朱军这小伙子好啊，重感情，讲义气，业务又好，长得又帅，家里还是万元户……”其实，当时我家的经济条件刚刚有所好转，离所谓的“万元户”还差得远呢！
1989 年我们开始相恋，那时候她才18岁，还是部队文工团的学员，属于战士身份。按照部队条例规定，战士是不允许谈恋爱的，所以我们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下恋情。1991 年，她提干，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在一起了。在部队有一种说法，男女双方的年龄加起来够50岁才算晚婚，而军人必须遵照晚婚的标准。于是，等到梅梅22岁，我熬到了28岁，50才算刚好凑够了。
1992年12月26日，我们去领了结婚证。冬至刚过，正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梅梅的小脸冻得通红，我帮她把围巾整理好，一种一定要把她照顾好的责任感在我内心里变得强烈起来――从今以后，她就是我的老婆了。我很郑重地拉起她的手，向她袒露了我的心里话：“我家孩子多，从小日子就过得很紧张，咱们结婚本来是好事，办婚礼就不要再给家里增添负担了，我们自己有多大本事就办多大本事的婚礼，不要家里一分钱，我不要，你也不要，好不好？”她点了点头：“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爸爸走了以后，妈妈为我们姐妹三个操了不少心，我不该再让她受累了。”
许老师没有说错，我更没有看错，这个姑娘不但漂亮，而且懂事。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样一个重利风气渐成气候的时代，当歌舞团的漂亮女孩几乎纷纷找到了事业有成者，并通过各种机会炫耀的时候，我身边的这个平时争强好胜的姑娘出于对父母的体谅、对丈夫的理解，却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仪式归于平实。
1993年3月28日，我们在兰州西北宾馆举行了婚礼。当年享誉西北的笑星张保和为我们主持，兰州军区的政治部孔副主任是我们的主婚人，甘肃广播电视厅的厅长海飞是证婚人。在领导、战友、朋友和亲人的祝福声中，我和梅梅成了一对幸福的军中小夫妻。
“兰战”营职楼一单元402那套房子承载了太多美好的回忆，那是我和梅梅的第一个小家。然而我住了不到一年，就顺着杨澜、高立民老师给指的路去北京闯荡了。当我试探着跟梅梅说想去北京闯一闯时，她没有丝毫阻拦，只说“去吧，不用惦记我，你好，我就好了。”于是，带着两件衬衣和几千块钱，我单枪匹马地来到北京闯荡。当我最初在电视台整天忙着给人擦桌子、倒水、订盒饭，前途一片茫然的时候，“尽快好起来”成了支撑我坚持下去的信念。
没想到，促成我和梅梅在北京团聚的竟是1995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那一年，春晚群舞演员以“兰战”歌舞团和吉林歌舞团两家做班底，梅梅也在其中，当时她参与演出了开场舞，还为那英的《雾里看花》、赵丽蓉老师的《如此包装》等多个节目伴舞。作为一名舞蹈演员，参加春晚是一种很大的荣誉，哪怕只是作为群舞，梅梅也很骄傲。而我，当时已在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打工近两年，还是临时工的身份，为了多看梅梅一眼，我经常在排练大厅门口偷偷地看她们彩排。一群跳舞的女孩子打扮都差不多，但我一眼就能把梅梅认出来。
年三十晚上，我去了春晚直播现场，那时我还只有临时出入证，在工作的8小时之外是进不了台的。去朋友家吃饭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恰好我和值班的战士比较熟，他没怎么难为我就放我进去了。进入春晚演播大厅之后，我一直站在门口，台上载歌载舞，异彩纷呈，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爆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从我的位置看那个舞台，美轮美奂，真实无比，但我觉得它又是那么遥远，遥远得令我绝望。作为一名文艺节目主持人，我不知道要努力多少年才能冲上去，要怎么努力才能冲上去，还是无论怎么努力都冲不上去。但是，我的心里总潜伏着一种隐秘的向往，向往什么呢？又无从说起。于是我提前离场，回到了租住的小屋。
当梅梅兴奋无比地带着春晚的气息回来时，我好像要把输掉的一局扳回来似的：“你等着瞧，我以后一定是中央电视台最好的主持人！”不知道当时的我是哪里来的底气说这样的话，我期待地看着梅梅，仿佛成败的答案就在她的眼睛里。她只说了一句：“我信你……”
话是这样说，现实依然不太乐观。两个人如果一起在北京闯荡，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吧。于是，我们想出了一个团聚的办法――让梅梅考北京的大学。考虑过后，她决定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梅梅是学舞蹈出身，对表演并不了解，报考这个专业有多大的把握呢？我们俩谁也不知道。那真是一段备受煎熬的日子，我这里一边要忙着台里的工作，生怕因为生活上的事给领导和同事留下不好的印象，一边要忙着找专业老师陪梅梅进行专业学习。
梅梅果然争气，一举考中。在电话里得知她考上的那一刻，我不禁百感交集，乃至一时语塞，只在心里大声地说了一句：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可以一起奋斗在北京了。
梅梅刚来北京的时候，我住在丰台区的一栋小白楼里，这是临时租用的单身宿舍。她平时都住在学校，只有周六日可以来我这边。从海淀的军艺到丰台区的住所，中间要倒多次公交车，还要经过一个地下通道。一个周六的晚上，天已经特别黑了，我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她回来。当时也没有手机，联系不上她。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坐立难安，眼看就要到11点了，我想，这或许是有什么事情耽误了吧，可是她也应该提前打声招呼啊，莫非是半路遇到了什么不测……我一边踱步一边瞎想，刚想出去找她的时候，梅梅像风一样冲了进来，气喘吁吁地说：“老公，可吓死我了！”我看她脸色煞白，心一下子揪了起来，赶紧问：“怎么了？”
原来是今晚她们班临时加了排练，结束时已经没了公交车。无奈之下，梅梅只得打的，一路上她都在盯着计价器上不断蹦跳着的数字，心疼得不得了。当车刚走到小白楼对面的地下通道，梅梅立刻让司机停了下来。几近午夜，她壮着胆子走进那个黑乎乎的刮着凛冽穿堂风的地下通道，几乎是闭着眼睛一口气冲进了小白楼。听了她的讲述，我又生气又心疼，冲她吼道：“你干吗啊？你万一真的出点意外怎么办？咱就差这两块钱吗？”她趴在桌子上，埋着头不说话。
今夜的这场虚惊纵然透出生存的苦涩，但只要两个人一起承担，忧愁也减去了一大半。贫贱夫妻百事哀，有幸和梅梅相伴，共同恪守着“你好，我也就好”的誓言，我们终于迎来了奋斗之后的初回报。
1998年，我已两次亮相春晚，在台里主持岗位上名气渐增，慢慢被委以重任，我的事业在上升，生活也有了新的起色。谭梅从军艺毕业，考进了海政文工团。好事接踵而至，为了方便工作，台里给播音员、主持人分了值班用房，就在梅地亚附近，步行一分多钟就可以到达办公室。分给我的房子在王宁家对面，梅梅和我终于拥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北京的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