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中国经济的平稳回升，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企业的并购脚步也开始有所加快，尤其是在政府干预下的企业并购表现得更加积极，故此研究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本文首先对当前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的现状进行了描述，也对其相关理论基础进行了总结，然后着重对国内外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梳理和分析研究，指出不足之处，进一步地总结了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改进措施。
【关键词】政府干预；企业并购；绩效
在市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并购是一种独立的行为，政府并不直接的介入企业的并购过程。而在我国，由于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也不是很成熟，各种金融中介组织发育也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投资银行体制的不健全，这些都妨碍了企业并购的规范化发展路程。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和体制背景之下，政府在企业兼并中所起到的作用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但是不可否认，政府在发挥正面促进作用的同时，会出于政府部门利益的考虑，往往用行政性的手段直接干预影响企业的兼并流程与效果。在政府有干预的前提下，企业并购的绩效究竟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众说纷纭。本文通过梳理有关企业并购绩效的概念、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方法及已得出的研究结论、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等等相关文献，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总结，最后得到自己的结论，并对我国企业并购中的政府行为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国外文献综述
作者梳理了国外的相关文献，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描述性研究：首先是理论研究方面的创新：如政府干预理论中的公共利益理论的提出（Michael，1988；Utton，1986；Breyer，1990；Williamson，1975），自身利益理论的发展完善（Sitigler，1971；Posner，1974；Peltzman，1976），其次还有对并购绩效理论的综述（Jensen，Ruback，1983）。
2.探索性研究：在政府干预下，一些学者或者是利用20世纪70年代新发展起来的事件研究方法来建立一个股票价格波动的模型（Mandelker，1974），或者是利用超额收益率法来对企业并购的短期效益进行评估（Magenheim，1998；Jensen，1983），还有通过事件研究（Bradley.M，Desai.E，1988；Jafferson，1992；Agrawal，2000）来进行实证分析从而发现企业并购后的绩效有所提高。而另一些人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并购确实能够使得企业的规模扩大，但绩效却并没有得到提升，企业的管理能力也没有得到提高，但高层管理人员在并购后的实际收入却大幅翻高（Goldberg，1983）。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外的研究文献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主要原因是国外的市场机制相比我国来说先进许多，他们的研究具有广泛性，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于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导致了政府成为企业并购行为的内在构成因素。中国已然成为并购史上的特例，而中国出现的问题也成为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适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的相关文献大致也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1.规范类研究：在研究并购分类方面，并购可分为敌意并购和善意并购（郭永清，2000）；相信政府在无偿划拨类企业的并购事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故将其归类为“政府干预型并购”，而将股权有偿转让的并购归类为“市场化并购”（梁卫斌，2005）。在绩效概念界定方面，有人认为并购绩效就是对由并购所形成的实际经济效果的全面反映（于春晖，刘祥生，2002）；有人认为并购绩效是通过并购形成的企业财务和非财务价值（朱宝宪，朱朝华，2003）；并购绩效可从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两个方面来理解（石原峰，2006）。2.实证类研究：首先是采用会计研究方法：如通过比较企业重组前后的几个特定的会计指标（原红旗，吴星宇，1998；檀向球，1999）或对上市公司的重组动因或目标进行分析研究（彭志刚，1999），也有人采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计算企业并购前后的绩效稳定性指标（李心丹，2003）。其次是采用事件研究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如采用上市公司并购通知公告前10天至之后20天内的累积超常收益作为事件指标（陈信元，张田余，1999）。还有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主成分综合评价法综合全面地研究上市公司的并购绩效（张文璋，顾慧慧，2002）及同时采用事件研究法和会计研究法，分别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行为是否创造了价值进行全面完整的分析研究（张新，2003）。对于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绩效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文献尽管不多，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终极产权论”的提出（朱志刚，刘芍佳、孙霈，刘乃全，2003；夏立军，方轶强，2005）。
通过对上述国内文献的分析，我们发现国内的研究文献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可靠性与真实性有待加强。第二，有些研究没有直接的考查政府干预控制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最终也没有追溯至终极控制人，属于典型的虎头蛇尾类。第三，大多数的研究都是利用并购前后的财务指标的变化趋势来分析企业的并购绩效的，方法单一，没有创新点与闪光点。第四，样本的选择缺乏系统性，样本的处理缺乏科学性。不同的人对并购的界定不一样就使得样本的选择缺乏系统性，而许多学者由于对样本的数据采集处理缺乏具体严格的标准。
三、结论及建议
回顾了国内外有关政府干预与企业并购绩效关系的文献，我们知道，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可以对企业并购得过程起到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而且对调整经济走向、优化产业结构及打造规模经济效应等可以产生比较明显的鼓励。但政府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干预同时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弊端，如果政策允许政府过多地干预企业的并购行为，必将产生许多风险。在文章的最后，作者对未来深层次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府职责的限定及并购市场建设及等提出建议，并对全流通时代企业并购的新特点进行展望。首先，塑造真正的并购主体，进一步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地方政府及其有关官员的干预，才能真正的保障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其次，进一步发展完善并购市场，弥补其功能缺位要发展完善我国的并购市场。在外部监督方面，要建立全面的监督管理机制；在企业制度方面，要全力构筑“防火墙”等。
参考文献
[1]Agrawal A,Jaff J F.The Post-merger Performance Puzzle.Advances in Mergersand Acquisition,2000:7-41.
[2]陈善朴.企业并购绩效研究[J].现代商贸工业,2010.
[3]黄兴孪.政府干预,内部控制与上市公司绩效[J].工商管理,2009.
[4]潘红波,夏新平,余明桂.政府干预、政治关联与地方国有企业并购[J].经济研究,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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