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的监控方式也在逐步演变。在新媒体环境下，社会监控的加强，既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也有侵犯个人隐私的隐忧。但对有些人来说，它形同虚设；对另一些人来说，如坐针毡。
【关键词】新媒体 监控 社会监控
一、“监控社会”及其形成
按照加拿大社会学家David Lyon的说法，“监控社会”这一概念是美国社会学家于1985年提出的,用来表示为了达到绝对的社会控制而被计算机监控技术所包围的现代社会，Lyon对“监控社会”的定义是：“1980年后，依靠信息和通讯科技作为行政与控制过程的社会”。
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为了三次盛会的安保，这三个城市的监控摄像头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而在“科技强警建设工程”等重大公共工程项目的推动下，着力建设视频监控系统的“平安城市”项目，正从东部城市逐步向中西部及二三线城市推进。
随着监控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逐步向英国著名思想家边沁设计的“全景式监狱”靠近。边沁设想的“全景式监狱”是用来监禁犯人的，也可应用来收容精神病人，或者作为学校和兵营。它的基本构造是四周环形的建筑由许多独立的囚室组成，圆环的中心位置是?望塔。每个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朝向?望塔，另一个在环形建筑的外侧，与之相对，以便光线可以进入囚室。在逆光下?望塔里的看守可以容易地观察囚犯。?望塔上有一圈大窗户用以观察任何一个囚室，但囚室中的人看不到?望塔的看守。由于囚犯并不知道看守是否在观察自己，反而产生了不间断的监视效果。这种心理上的威慑迫使囚犯循规蹈矩。
边沁晚年曾经说过：“监狱是一个华丽的工具，用这个工具，我梦想着革新世界。”信息科技的发展似乎实现了他的愿望。
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似乎将每个公民都搁置到了一种“全景式监狱”的环境中。这种感受在独自进入电梯时尤为明显，不在管摄像头背后有无人在观看，那个刺眼的存在总能让人浑身不自在，这是一种时刻被监视的胁迫感。
其实，法国思想家福柯也曾对“监控社会”进行过描述。在他看来，监控社会中个体的身体被权力技术控制和规训化。在福柯看来，一个超级大的“超全景监狱”已经从20世纪后期开始成长起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使新传媒和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广泛运用，这些技术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甚至是国家机器的管理，随着运用范围的增加，我们很自觉地进入这个没有高墙没有狱警的监控系统。这个监控系统没有明显的界限，人们置身其中却不自知。身份证的办理和使用，信用卡、驾驶执照等类似的“监督卡”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拥有。互联网的诞生，让“监狱”系统更加健全，人们自己动手将自己的所有信息录入监控系统。
二、“监控社会”的演变
当然，监控社会并非是横空出世的。
追寻历史的步履，不难发现，传统社会依旧是一个监控的社会。传统乡土社会，首先是一个不流动的社会，由于交通工具的不便限制了个人的出行，将人圈禁在一个小圈子里。进而它形成了一个熟人社会。所谓“熟人社会”，一般是指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概念。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这种私人关系的复杂和普遍将每个人的行为都暴露在了“熟人”的目光下，因为这种潜在的被观看的压力，每个人都选择约束个人的行为，形成约定的社会伦理。在邻里乡亲的注视之下，每个人都不自觉的规范着自己的行为，在做出真正的行动前，内心已经预先对个人行为的得失和后果进行了自省，当然，这种自省并非完全出于个人的意愿。所以，传统社会更多的应该被称作一个德治的社会形态，而非法治。
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过程中，这种监控关系曾经一度缺失。在大面积的将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中，许多人为了追寻更好的生活，远离了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朋友。在不熟悉的环境中和城市中的陌生人生活在一起。监控社会所依赖的人际关系网络轰然倒塌，原本的道德自省意识逐渐被自我意识侵蚀。
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科学进步，尤其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具有了现实社会中的陌生人和网络世界中的熟人的双重身份，移动互联网社交应用正在构成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大家依靠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观联系在了一起，在各种SNS社交网站、IM通讯工具到微博所形成的织网中。北京大学教授刘德寰为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发明了一个词――“半熟社会”。
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1967年在他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地球村”的概念再一次得到了证实。他认为，互联网媒介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以及人类认识和解释这个社会的意识。交通工具的发达一度使地球上的原始“村落”都市化，而互联网媒介的革新却又一次对地球实施了“重新村落化”，消解了城市的集权，使人的交往方式由大工业时代的人机互动重新返璞归真到了个人对个人的交往。这种交往方式虽然基于网络，但同时也能作用于现实中。
2011年10月16日，一段长达7分钟的视频监控录像被放到了网络上。视频中记录了发生在广东佛山的一桩另全国人民颤栗的惨剧。傍晚时分，2岁的女童小悦悦在佛山南海广歧广佛五金城内玩耍时意外遭遇车祸，相继被两车碾压，在长达7分钟的事故现场，有18名路人经过，却同时选择沉默和不作为，漠然而去，直到最后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挺身施以援手。这段视频瞬间点燃了国人的情绪，一时间，视频被大量的评论、转载、置顶。大量对道德与人性的拷问使其置于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半熟社会”的监控已然伴随着科技的发展，从“熟人”目光的监控发展到了全方位的科技的监控，城市中无处不在的官方的非官方的摄像头正在悄无声息的记录每个人的行为，“人在做天在看”变成了“人在做监控在看”，科技的力量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小悦悦事件”中冷漠的18路人正是被放置在了这样的一种环境中，而其本身并不自知。在传统“熟人社会”到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演进中，个人开始无限的远离传统“熟人社会”中的道德压力，潘多拉的魔盒似乎正在被开启，现代“陌生人社会”释放了隐藏在最深处的人性的阴暗，所幸，新媒体的横空出世及时将社会拉回了正轨，视频监控搭载着新媒体的快车警示了每一处或明或暗的恶念。曾经、正在或者试图违背良知的念头有了被揭露、遏止的可能。
监控在传统的“熟人社会”的环境是是呈现单向度的状态，这也就是说，这种监控只存在于看者对被看者的注视，是一种单一向度的行为，而并非看者与被看者的相互注视，即双向度的反馈式观看，并且，看者群体之间也并未存在信息交流。这样，被监视者无法建立一种“监控意识的内在化”，即被看者在不知情和知情两种完全相反的情况下被观看所产生的心理异动进而形成自我放纵或者约束这样两种相反的行为后果。现代社会的监控是不同于以往社会的，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监控从传统社会“使大批的人群能够观看少数对象”发展到现代社会“使少数人甚至一个人能够在瞬间看到一大群人”，这就是“监控社会”特征的改变。
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和普及应用使得“监控社会”呈现出了另外一番景象：由于新媒体介质本身所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实时的交互性，使得看者与被看者之间的主体间性增强。第一，整个监控不再是从中心向外围的单向度监控，而是非中心化或弱中心化的结点监控体系。由于结点化的监控体系即使在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时仍然能保持整体上的信息畅通和可控性，它避免了因某个环节的疏忽而发生大面积管理瘫痪和监控失灵。第二，与因果关系的监控体系的抽象性不同，新传媒的监控是视觉化的、具体生动，整个监控体系不再是事后惩处的，而是实时监控的。这不仅表现在虚拟监控网络的实时信息交换，而且还得益于被监视者道德上的“监控意识内在化”，从而减少或消除了越轨行为。第三,面孔化的。很显然，主体间性的交往得益于新传媒所生产的信息量远远超过传统一般化传媒的信息量，它使社会系统变得透明和立体化、民主化。
在新媒体环境下的监控社会扩展了每个人的视野，曾经无法看到或者只能选择性看到的事实开始被公开呈现在了网络上。各种五花八门的监控视频如同传播学的学科开创者施拉姆眼中的“自助餐厅”里的食物，网友是来餐厅进餐的客人，在媒体营造的“拟态环境”中根据“使用与满足”论来挑选心仪的食物。
另一方面，监控社会背后的人为因素也与个人隐私产生了冲突。监控行为被无限强化的后果是公民隐私的无限弱化。
2008年，深圳罗湖雅园立交桥旁一个“电子眼”每天午夜零点后，都像幽灵一般转向，透过设防不严的窗户，拍摄卧室或浴室内女人洗澡、男女脱衣等居民隐私；今年，四川一车主边超速边摸身旁年轻女子胸部，被电子眼拍到，照片被放到网上后，引发了“摸奶门”事件。出现在教室的监控最终引发了大量“学校门”事件在网络上被大肆宣扬。
无疑，监控社会影响了人们的行为方式。对有些人来说，它，形同虚设。对另一些人来说，如坐针毡。
参考文献
①《你我都在网中央 监控社会正在中国逐步成型》，南方报业网，2011-11-15
②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③袁典妃，《从福柯的全景式监狱看新传媒监控系统》，《三峡大学学报》，2010（2）
（作者：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0级研究生）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