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敢跟乔布斯“耍大牌”呢？这个世界顶级“牛人”之一，这个跟比尔?盖茨照样叫板、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不以为然”的家伙…… 只听说这个改变了世界生活的科技天才，动不动就对他不满意的人大发脾气。而又是谁有胆量、有资格跟乔老爷“耍大牌”呢？――就是那个写《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传记作家艾萨克森。
大约在五年前，乔布斯得知自己身患重疾后，曾准备了一份单子：上面排列着一长串全美国最好的传记作家名字，准备从中选一人来为自己写一部传记。这个被人称为“完美主义者”、做任何事都十分挑剔的“苹果之父”，最终把目光落到了《时代》周刊前总编、曾写过《富兰克林传》、《爱因斯坦传》的著名畅销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的名字上。
大概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艾萨克森多次婉拒了他的邀请。艾萨克森是如何拒绝乔布斯的邀请的呢？具体细节不清楚。只知道2004年艾萨克森接到乔布斯来电，电话中先是寒暄一番，然后聊到艾萨克森刚任总裁的智囊机构阿斯本研究院……然后话题才绕到写传记的事上。“也许将来的某个时候吧！”有报道称，艾萨克森如是搪塞。那时艾氏不想动手写《乔布斯传》的理由是:乔不是伟人，还未达到他认为的“资格”线。艾氏秉承了另一位《时代》周刊前总编亨利?卢斯的理念：“若要描述历史，就应着眼于那些创造了历史的人物。”
在我们这里的传记作家或纪实文学作家中，会发生类似的“拒绝”行为吗？他们在面对乔布斯这样一个世界级知名人物、拥有巨量身家财富的传主的邀请，会怀疑传主的“伟大”而“耍大牌”吗？我们这里敢于面对金钱和权势的诱惑，敢于“耍大牌”的纪实作家极为罕见。相当多的是只要给钱，就自甘为廉价“吹鼓手”的作家。所谓“耍大牌”的背后凸显的是一位传记作家独立的人格和尊严。
很多年前，有一位作家写了一部某知名企业家的传记，一次性从传主那里获得数十万元的酬劳，此事让许多从事纪实文学写作的作家谈起来羡慕不已。至于那位企业家是不是“创造了历史”的合适的传主，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那部传记的质地如何，也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传主满意即可。那部获得高额酬劳的传记，我从未在书店里见到过，现在也根本不会有人提起。多半是出版时即被老板包销了。
作为传记作家的独立品格和尊严，不仅表现在艾萨克森对传主的选择上，也表现在实际写作中。为一位在世的人写传记，要真实地表现传主的方方面面是很难的。不用说，这样的传记很容易写成歌功颂德的表扬稿――只见过五关斩六将，不见走麦城；只见辉煌，不见瑕疵。
艾萨克森是如何写乔布斯的？《史蒂夫?乔布斯传》的质地如何？读者会有公论。笔者不想置评。但我提请有志于从事传记或纪实文学写作的作者，注意一下艾萨克森在传记即将完稿时与乔布斯的一段对话，那是一段值得好好咂摸的耐人寻味的对话。
乔布斯：“我知道在你的书里会有很多我不喜欢的内容。”
艾萨克森：“当然是这样的！”
乔布斯：“这样也好。免得这传记最后看起来像一本内部读物。我一时半会儿不会读它，因为我不想被气疯。可能我一年后会读，如果我还在的话。”
……
遗憾的是，乔布斯在世时未能读到这本传记。不知他在天堂里会笑对这本传记，还是会被“气疯”？
被“忽略”的鲁迅身份
在鲁迅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读了许多各界人士纪念鲁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鲁迅精神、品格在当下仍具有现实意义。这些文章读后颇受启发，但也有不满足的地方。
长期以来，我们沿用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定评，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近年来也有学人提出新见，认为鲁迅是伟大思想家、文学家无可置疑，但是否要戴上“革命家”的帽子，值得探讨。其理由是鲁迅始终是一位作家，而非一位职业革命家。不过，鲁迅以笔为枪而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主将，从这个意义上，称他为“革命家”似也无可厚非。
我倒是认为，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鲁迅有一个重要的“身份”，而且最能体现鲁迅精神和品格的“身份”被我们忽略了，那就是：“批评家！”当今天有为数众多的从来不发“批评”之声的“批评家”，在文坛指点江山、颐指气使时，我们真该想想鲁迅先生是一位什么样的“批评家”？
在各种文本中，我们常常把“评论”与“批评”混用，因此一位评论家，同时常常也可称之为批评家。或许我们从广义上可以这样理解，但从狭义上说，“批评”就是指出缺点、错误、问题，是与“褒奖”、“表扬”相对应的概念。因此，可以说鲁迅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伟大的批评家”。虽然“文学家”也涵盖了“文学批评家”，但鲁迅的“批评”不仅仅是局限在文学的范畴，涉及到社会重大事件、思想、文化、文学等多方面，凡见阻碍社会前行的障碍物，凡遇那些“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之徒，他都毫不留情地挥戈“批评”，闪烁着四面出击的刀光剑影……
我想，称鲁迅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批评家”是实至名归的。他作为“批评家”的战绩，不仅仅体现在他大量的杂文中，他创作的小说、散文等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大都可看作是他进行社会批评、批判、反思的另一类艺术手段。这样一种强烈介入现实的文学观，与索尔仁尼琴的文学追求是心心相应的。索氏认为“文学，如果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呼吸，不敢传递那个社会的痛苦与恐惧，不能对威胁着道德和社会的危险及时发出警告――这样的文学是不配成为文学的”。
我还常常想，鲁迅所批评过的那些社会现象、人或事，从“新闻性”上考量，早已成为历史的尘埃，但为何我们今天仍然爱读他的杂文？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他批评的问题在现实中仍然找得到经过“变异”的影子，他的力透纸背的批评文章中闪射的智慧、思想的光芒已成为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位“伟大批评家”所具备的特立独行的品格，不仅是他那些杂文具有永恒魅力的基石，在当下仍然是一种需要大力弘扬的稀缺的品格。鲁迅在《破恶声论》中说：“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已立。”而鲁迅自己即是一位“不随风波”的大写的“人”，一位铁骨铮铮、无丝毫奴颜媚骨的人。
读鲁迅的杂文，可以作这样的断言：先生所有的立场、观点、判断皆从己出，而不是因了什么“功利”的左右，或看了谁的“眼色”。他估《学衡》、批《甲寅》，与复古派的论争；与现代评论派围绕女师大风潮的论争；与倡导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反对左翼文艺者的论争；与来自同一战壕的极左派的论争……无不彰显了他作为“伟大批评家”的独立品格和风骨。与先生相比，当代自以为已经足够“伟大”的作家和只会说恭维话的“批评家”，真的是要“惭惶煞人”也！
哈金的态度
中国作家一点也不笨。如果他们写不出震撼人心的作品，一定是他们的思维方式或生命“肌体”出了毛病。如同一架机器，本可高效运转，突然停转了，一定是哪里的零部件被锈蚀坏了或线路短路了。
正在读哈金新长篇《南京安魂曲》，同时手头还有一份刊有哈金长篇访谈的报纸，参照来读可了解哈金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和历程。哈金何许人也？最初我是从一位加拿大华裔作家那里知道了他的写作在美国的影响力，现在我从媒体和书籍的介绍中知道了他更为详尽的情况。他是喝中国母亲的乳汁和吃中国的五谷长大的中国人，上世纪五十年代生于东北，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英语系，于山东大学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八十年代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著有《等待》等长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集四部、还有诗集等，其作品在美国主流社会广获好评，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诸多奖项，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华裔作家”。
据介绍，这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长篇小说《南京安魂曲》，他前后修改了不下四十遍。他的其他作品也都要经历数十遍打磨。哈金自称这本书“我曾经放弃过两次，写不动了，可后来又不甘心，又重新做起。有一回我做了个梦，我太太生了个小女孩，那个孩子的脸是明妮?魏特林（《南京安魂曲》主人翁）的脸，所以我觉得那是个启示――这本书死活得写出来。这是民族经验，我写的是民族的苦难和耻辱”。从他的夫子自道中，可以想见哈金写作这部书付出的艰辛。大概用“呕心沥血”来描述是不为过的。当然每位作家写作过程不尽相同，也许有这样的天才作家，他们神思飞扬，一挥而就，不需要再反复修改和打磨。不过这样的作家要属凝天地之气的“精灵”，人世间是极少的。伟大如曹雪芹，也经历了“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艰辛创作历程；如鲁迅，也得“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
不过最使我深受触动的还不是哈金在写作中的近乎苛刻的严谨和虔诚，而是他面对批评的态度。哈金不讳言这部书出版后，《纽约时报》等一些美国重要报纸杂志给了好评，但也有几篇评论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等待》是奠定哈金在美国主流文学界的第一本书，哈金称，虽然这本书后来获美国图书奖和福克纳奖，但“一开始出来恶评也很多”。当哈金用完全平和的语调谈对他作品的“恶评”时，我们钦佩于他的胸怀和气度，在他或许却是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在他那里有争议、有交锋才是正常的，所谓“一致好评”反倒是不正常的。好作品往往也就在争议中彰显它的优秀品质。
遗憾的是，有些中国作家已经完全听不进逆耳之言了，更不用说面对把自己作品说得“一无是处”的“恶评”了。他们长期沉醉在如潮的好评中，习惯了被炫目而虚幻的光环所笼罩、所宠爱――尽管那一篇篇刊在核心期刊的“好评”文章，除了成为教授们评职称的学术成果，在普通读者中几乎无人问津。看看媒体上的那些好话连篇的书评，有几篇能让人读完？
有的作家之所以恐惧批评，其实质因他们仅是文坛中人，而非文学中人。文坛中纠结着人际、席位、功利，而文学则需要宁静、尊严、高贵。两个完全不同的场域，有着不一样的气场。它们在有的人身上可以融合，在有的人身上无法融合。有的人只是把文学当作进入文坛，获取各种利益的路径和工具而已。
哈金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浮躁、虚弱和卑微。
有些“咖啡”不能喝
说“有些‘咖啡’不能喝”，非关咖啡的产地、品种、味道，而是说作为一个书评家，对作家邀喝的咖啡不能喝、不宜喝！
近日，在北京与河北老作家、评论家陈冲聊文学批评，其中说到评论家如何处理与作家的关系，他说到国外有一种现象：如果有人发现一位书评家与作家坐在一起喝咖啡，将会成为一件“丑闻”，直接影响到这位书评家的声誉和公信力。他能否继续以书评家的身份在这个行当里“混”下去，大概也成问题。假如有人发现：某位书评家跟书商在一起喝咖啡，其后果会怎样呢？呵呵，简直就不可思议。
在当代中国文坛，之所以稀缺客观、公正、独立的书评，评论家很少对作家作品发出锐利的批评之声，一个重要原因是，评论家与作家之间大多“混”得太熟。他们岂止在一起喝咖啡，在各种笔会、研讨会等文学活动中他们经常碰面，然后把酒换盏、称兄道弟，甚而至于……建立在这样一种“兄弟姐妹”关系基础上的评论家和作家，难道我们还能奢望读到真正出以公心的“好处说好、差处说差”的批评文章？当我看到某篇 “吹捧”某作品的评论文章时，总是下意识地琢磨该作者与被评者是一种什么关系？
这么一说，评论家就该与作家是“天敌”，就该“老死不相往来”？我当然希望评论家与作家在酒桌上称兄道弟，到了书桌上写评论文章时立马转换角色，换一副面孔，能够铁面无情，如实道来；我当然也希望被批评者以宽容博大的心态，理解批评者良好的出发点和用心。如是，双方都能达到这样一种境界是再好不过的事。评论家与作家在一起喝“咖啡”，也就不会影响到批评者的独立判断和眼光。但由于人性与生俱来的弱点，要建立如此境界的关系，其难度不亚于在“蜀道”上披荆斩棘。
美国学者克利福德?纳斯在名为《你会对你的电脑撒谎吗？》一书中，谈到汽车厂商对司机所做的一个心理实验，颇能说明人对待批评的一种普遍的心理本能。某汽车厂商从驾驶安全考虑，专门为卡车和出租司机开发设计了一套软件，用以及时提示他们在驾驶中发生的危及安全的种种问题。在实验时发现，产生的效果与设计者的初衷完全相反。当司机超速行驶、转弯太快时，系统提示道：“你开得不太好哦，请小心点！”司机听了很恼火，不但没有接受提示，而且开始过度转向，对车轮方向作小而快的调整。系统马上提示：“你目前开得很糟糕啊！”司机听了愤怒得脸部肌肉扭曲，挂上快挡，在不同的车道间不停穿梭并且不打信号灯，最后与另一辆车相撞……
你能指望写了某作家的批评文章，他还会照样请你喝“咖啡”吗？许多作家容纳批评的胸怀不会比汽车司机更博大。理智的态度是，你如果想端批评家的饭碗，还是与作家保持一定距离为好，不喝或少喝作家的“咖啡”！至于有的批评家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讨一杯“咖啡”喝，甚至评论家与作家结成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成了坐轿子与抬轿子的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则又另当别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