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至1982年，我在拉萨市城关区光明公社（现改名为夺底乡）工作，在那里，我学到的东西太多了，我和藏族人民的骨肉深情就是在那里建立起来的。 那时的晚上，没有月亮，没有电灯，老鼠乱窜，窗外的风吹动着旗帜和经幡，像人走动的脚步声一样，常常使我彻夜难眠。
一天夜里，我去5队看完电影回家，只见黑乎乎的门口树着一根“木头”，心想，是谁这么好心，给我送来一根木头。我用手去摸，热热的。不，不是木头，是一个人。我差点吓昏：“妈呀！快来抓贼！快……”我大声叫喊。
那“木头”一溜烟跑了。
公社厨房里的炊事员、拖拉机手全出来了。
我全身发抖，借助手电筒的光，指着地上清晰的脚印说：“你们看，这，这里。”
大家顺着脚印走到墙边，脚印消失了，他们翻过土墙，跟着脚印一直朝前走，到了河边就看不见脚印了。大家只好返回公社。
乡党支部书记罗吉向乡供销员、共产党员强巴云登发出命令：“强巴云登啦，阿加（藏族对女同志的尊称）的生命安全你要负责，夜里多留心一点，出了事我找你试问。”
社员们都来劝慰我：“阿加，别怕，到我家去住吧！”
乡长央金送来热腾腾的酥油茶，说：“阿加，喝了我们的酥油茶，胆量就会大起来，不要害怕。”
我双手战栗地捧起酥油茶，语无伦次地直点头：“土其（谢谢）！土其！”
咕噜噜几口就喝下去，大家啧啧称是。
深秋，光明公社的野桃子漫山遍野地成熟了，红红的，黄黄的，比比皆是。我第一次吃到西藏野桃，煞是高兴。我从2队巡诊回公社，边走边采边吃，军装衣袋里上上下下都装得满满的，一路上盘算着怎么晒桃干。
晚上，半夜时分，我周身发痒，又吐又拉，发高烧。糟了，食物中毒。我一个人无法打静脉点滴，连最起码的扑尔敏也没有，又不好意思去惊动炊事员。
“天啦，你是不是要我的命呀。”我不知道跑了多少次厕所，实在跑不动了，就坐在厕所台阶上吐，黄疸水都吐出来了，我呻吟，“妈呀，我快死了！”
“安木几啦（医生），你怎么啦？”传来炊事员的询问声。
“阿爸啦，我，我快死了！呃！呃！”我痛苦地说。
他披着军用大衣，手提着马灯，扶我进屋。
年过半百的炊事员嘎玛才旺，烹调技术不错，曾在旧西藏噶厦政府当差，为上层人士做了几年饭，学会了几套拿手菜。一次，他烹调的羊肉多放了咖喱粉，被主人痛打一顿，扫地出门，无家可归，流落到夺底沟，凭着年轻，有气力，靠打石磨为生，娶妻生子。长时间的劳作使他手指变形了，握不住铁锤，后来就留在公社当炊事员，种了2亩土豆、萝卜、青稞。
我到光明公社后，嘎玛才旺视我为亲生女儿。今天，见我病成这个样子，他急得团团转，将火炉的牛粪烧得满屋通红，用藏药给我热敷，不见效，又连夜跑到当地驻军请来医生诊治。病稍有好转，他又熬稀粥，把家里的鸡蛋煮好送给我，在他夫妇的细心调理下，我很快恢复了健康。
从那以后，我把嘎玛才旺一家当作亲人，逢年过节，我一家人都要带着好吃的东西去光明公社看望老人。
卓嘎，光明公社的一枝花，年轻美貌，人才出众，可她第一次来我这里看病，就因为语言不通闹了一场笑话――
卓嘎说：“安木几啦（医生），拿格（我病了）。”
我说：“哪里痛？”
卓嘎指指肚脐眼。
我说：“肚脐眼痛？”我顺手摸了一下卓嘎的肚子。
卓嘎脸一红，跑了。
我百思不解。
后来与卓嘎交上了朋友，她才说：“肚脐眼的‘肚’音，藏语中与女生殖器谐音，所以，我那次跑了。”
我们汉族，要为藏族人民服务，不学习藏语藏文是不行的。
在这个只有惟一一个汉族同志的乡村里，学藏话是不成问题的。
亚培（请进来）、切让古苏得波银白（您身体好吗）、息他去（请抽烟）、切让公达来拱卡巴银（您爱人在哪里工作）……
从这些简单的对话学起，加上我与藏族老百姓朝夕相处，天天打交道，藏话很快就学会了。我又自学藏文，被送去城关区党校专攻藏文三个月，达到了用藏文写作的水平。《西藏日报》藏文版还发表过我不少藏文稿件呢。
学会藏语藏文，我如鱼得水，如虎添翼，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在藏族人民群众中工作和生活了。
小尼玛，是个不到10岁的孩子，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他阿妈急得团团转，经我诊断，是急性阑尾炎，需要立即动手术。在设备简陋的公社医务室，没有做阑尾手术的设施。
我束手无策，在屋子里走过去踱过来，走到门口，突然发现门外停着一辆解放牌汽车，我把小尼玛背进驾驶室，也不打听车是谁的，启动马达，飞快地把孩子送进拉萨市人民医院，使这个藏族小孩死里复生。
我从医院回来，向驾驶员又是陪礼道歉，又是送鸡蛋，还美美地招待了驾驶员一顿。驾驶员知道此事，反倒感谢我为藏族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小尼玛出院不久，便得了麻疹，浑身发烧，我用西藏的一种香草为他熏烤，用药水为他洗身，在我的精心护理下，小尼玛顺利度过了麻疹关。
1979年，藏北草原嘉黎县牧民边巴卓玛乘坐货车车箱长途颠簸来拉萨办过年货。由于劳累过度，饥寒交迫，形成先天性流产，血水不止。
边巴卓玛在拉萨听说光明公社有个叫明久的民间医生，能治她的病，就搭车去找到明久，明久给边巴卓玛吃了一些利尿的西药，血水流得更多。
明久慌了手脚，急忙请我去。
边巴卓玛的脉搏跳动得十分微弱，打针连血管都找不到。事不宜迟，我当即开着公社的拖拉机把边巴卓玛送往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妇产科。
血，凝固了边巴卓玛的藏靴，靴肉相连，脱不下皮靴。我用温开水给边巴卓玛洗刷，血腥尿臭随着蒸腾的热气一齐向我袭来，我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和义务，根本不在乎这些。一双靴子脱了将近半个小时。
医生问：“她是你什么人？”
我用藏话回答：“她是我妹妹。”
边巴卓玛补充说：“她比我妹妹还亲。”
边巴卓玛要动手术，引产急需血浆。
我四处奔波，请来两个卖血的人。他们提出先付80元，若血型不合，不退钱。救人要紧，我二话没说，给了他们80元。80元是我两个月的工资，为救这位藏族妹妹，我舍得花钱。
一验血，两个人果然血型不合。
我又跑到拉萨市人民医院、西藏军区总医院、职工医院。忙了大半天，终于在西藏自治区卫生厅花了100多元钱买来了血浆。
边巴卓玛引产成功。孩子在肚子里死了，幸好保住了年轻的生命。
我天天从光明公社给边巴卓玛送酥油茶、稀粥、面条、鸡蛋、奶粉……
正值年关前夕，西藏自治区主要领导人前往医院看望了边巴卓玛和其他病人。
妇产科的病人和部分医生每人给边巴卓玛捐助20元。
正月初五，边巴卓玛的爱人和弟弟从藏北赶到拉萨。他们一见我，便双双下跪叩头说：“安木机啦，切让牙古洗渣都（您太好了），罗几声几米马拉向弟学（您才是真正在全心全意为我们藏族人民服务）！”
边巴卓玛的爱人和弟弟还向光明公社的领导和群众一一致谢。他们提着边巴卓玛带来的那条羊腿来谢我，我坚决不收。他们不断说“土其，土其”，依依不舍地回藏北草原去了。
《西藏日报》1979年5月11日发表《高原处处有亲人》，对此事作了详细报道。
深秋，我去拉萨东方红电影院附近的门市部。
一位腆着大肚子的青年妇女突然拉着我的手说：“阿加啦，我肚子疼。”我见她十分难受，又挺着个大肚子，估计是要生孩子。于是，把她扶到门市部的临时床上，羊水已经流出来了。
我倒了一瓶白酒洗手消毒，刚把产妇的鞋子脱下来，羊水和血便溅了我一脸。我用袖子擦擦脸，用毛巾被把一个男婴接住了。忙了好一阵，才把孩子包好。又为产妇煮甜鸡蛋汤。吃完以后，产妇的爱人才推着木板车来了。
门市部附近的老阿妈说：“按我们民族的习惯，是不能让陌生人在自己家里生孩子的。”她们竖起大姆指，直夸我是好样的。
产妇和孩子被拉走了，连名字也没有留下。走后，我花半天功夫把床上的东西洗干净。
1980年盛夏，我随光明公社的干部一起去5队一组检查牧业生产情况。这个牧业组只有两户人家13口人，海拔4000米以上。我先是骑牦牛，后来牦牛受惊，乱跑。又改骑毛驴。人们都笑话我像电影《地道战》中的花姑娘。
这个牧业组101岁老人卓玛玉珍，从没有见到过汉族同志到她家里去过。现在见到了，而且还是一个女同志。她拉着我的手，亲了又亲，吻了又吻，激动地说：“了不起，了不起！牙咕嘟（好），牙咕嘟！”
百岁老人卓玛玉珍唱起了藏族民歌，欢迎我的到来――
凤鸟住在东边的树上，
凰鸟住在西边的林中。
两种鸟儿飞过七座大山，
终于汇合在一起，
成为形影相随的伴侣。
汉族兄妹住在遥远的东方，
藏族姐弟住在西边的草原。
姑娘呀你翻过了七座大山，
终于和我们汇合在一起，
成为相依为命的朋友。
我深深感到藏族人民的真诚、好客、纯朴和温暖。
我为百岁老人和牧民群众裁剪缝制衣服；把筷子削尖为老人打毛衣；和老人一起去附近草原拣牛粪作燃料；夜里，老人用暖和的牛粪把我的帐篷通风口遮住，以免风吹进来受冻……
在这里，我有喝不完的新鲜牛奶和酸奶子。
在这里，我有吃不完的干牛肉和羊肉。
在这里，没有民族之分，没有男女之别，没有没完没了的世事纷争。
这里充满了友谊，充满了人间最美好的爱，我把自己融合在这个民族之中。
风雨雪雹的8天8夜过去了，我就要回乡了。百岁老人卓玛玉珍用干枯的手捧着我黧黑的脸蛋，泪流满面地说：“姑娘，我一生就见过一个汉族人，就是您。您太好了，汉族人太好了。您走了肯定就不会再来了，是吗？”
我哽咽着说：“阿妈啦，我要来，我要来看您。”
“您不会来了，我年老多病，看不到您了。只不过我有一个心愿，就是死了以后，您能把我送到天葬台去吗？”
“阿妈啦，您还要活一百岁……您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陪您去……”
“真的？”
“真的。”
我给老人留下许多药品，离开了这个让我永远怀念的地方。
半年以后，我“护送”一位女友逝世的阿爸，在拉萨八廓街转了三圈，然后在灵床上做完仪式，又和阿爸的亲人一起把他背上天葬台。在这里正好碰上逝去的卓玛玉珍老人也被送来了，老人睁着眼睛，我说：“阿妈啦，我送您来了。”为老人把睁着的眼睛抹了下来。
在高原乡下工作的医生，基本上是既当人医，又当兽医。光明公社以及乡附近一些单位和驻军的人和牲畜病了，都要请我去诊治。我的足迹布满了光明公社的每一寸土地。
在这里，藏汉人民水乳交融的深厚情谊，建立起一座高大的丰碑。
一天，4队的措姆大着胆子来找我谈接生的事情，她说：“我要在牛圈里生孩子。”
我说：“在牛圈里生孩子，是你们的风俗，但还是请你考虑，在家里生孩子比在牛圈里生要好得多，卫生得多，安全得多。但我不强迫你。”
措姆没有多说，满怀狐疑地走了。
一个晴朗的上午，一位中年汉子急冲冲跑到医务室，焦急地对我说：“快点，安木几啦，措姆要生孩子了。”
见他那么着急，估计措姆遇到麻烦了，否则，他丈夫不会跑那么快。
我急忙提起药箱往措姆家赶。
到了措姆家，屋子的里里外外不见措姆，只有一两只公鸡在门口悠闲地晃来晃去，一头小黄牛无聊地咀嚼着干草。我正纳闷，一个小姑娘拉着我，指了一下，又画了一个门的图案，即刻跑掉了。
我想起措姆那次和我的谈话，径直奔向牛圈，里面黑咕隆咚，我微闭眼睛，小声叫：“措姆！措姆！”
“安木几啦，我在这儿。”
顺着声音望去，措姆跪在拴牛的柱子下，痛苦地呻吟着。
我被这农村妇女生孩子的真实场面所震惊。
“措姆啦，怎么你到牛圈里来了？”
“对不起，不是……不是我不想在家里生，是……丈夫不允许。”
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一个乡村医生又怎能去改变本地风俗呢？我顾不得多想，脱下外套，铺在措姆跪的地方，叫她脱裤子。没想到，居然生小孩不脱裤子，我迫不得已给她跪下，求她尽快脱一只裤腿也行。措姆被我的眼泪感动了，吃力地脱下一条裤腿，还没站稳，婴儿就出来了，我接在手中，将婴儿放在外套上，用止血钳夹住脐带，用绷带缠好，还没放好酒精瓶，第二个婴儿又生下来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忘记了自己是在什么地方。我坐在牛圈里，小心翼翼地给婴儿消毒，滴眼药，将双胞胎包好放在外套里，直到产妇的胎盘全部剥落，我们才离开牛圈。
天快黑了。
我在水渠边洗手，捧着清泉连喝带洗脸，飒飒秋风吹走了饥饿和疲倦。
嘎玛才旺的大女儿达嘎也要到牛圈里生孩子。我给她讲科学道理，讲卫生知识，希望她在家里生。我多次耐心地做工作，整夜守在达嘎身边，给她拉家常，给她煮红枣稀粥，给她按摩。
达嘎在家里顺利地产下孩子。
在我的倡导下，光明公社的群众不再在牛圈里生孩子了。
“光明”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原名夺底沟，夺，藏语是石头的意思，这个沟里除了满山遍岭光秃秃的石头外，什么庄稼也很难长好，5个生产队，除了1队靠近拉萨市北郊大修厂外，其他生产队都是顺着山沟转，一个山坡紧接着一个山坡，没有止境。
光明公社是全市农业学大寨的示范点，社员们起早贪黑地劳动，天不亮就往地里送肥料，加强田间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除虫灭病，吃饭在田间地头。用几块石头堆砌一下，能放上一个汉阳锅，烧清茶喝，几块土豆或一点萝卜丝，就是一顿午餐。晚上社员们加班修水库、打场，点着马灯，一直到深夜。2000多人的公社，每天都有病人来医务室取药、打针、包扎伤口，还要到生产队巡诊，定期给儿童、学生接种百日咳、白喉、百百破、麻疹等疫苗。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便把生产队的赤脚医生请到乡医务室来培训，赤脚医生都很听话，帮助我洗针管、消毒、提水，一起下乡看病，当翻译，我每天的生活过得很充实：白天无论走多少路，爬多少山，挨多少饿，从没叫一声苦，喊一声累，到田间地头给社员看病时，社员吃什么，我就吃什么，经常把自己的酥油、面粉无偿地送给“五保户”，有空就帮公社里的缝纫工裁剪衣服，晚上一个人住在不足12平方的、刚腾出来的仓库里，除了一张床、一个小小的煤油炉子和一张桌子以外，陪伴我的就是一条狗和房顶上随风飘扬的彩旗及大大小小的老鼠。晚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不过，只要狗叫或有人敲门，我会马上起床随同社员一起出去看病、接生。
一年过去了，我很少回家，连过年也在公社，大年初一、初二都在路口村边为老百姓看病，为小学生打预防针。
我目睹了藏区发生的新鲜事，提起手里的笔，将所见所闻写下来，寄给《西藏日报》、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拉萨广播站，陆陆续续发表了《金珠玛米教我“驾”铁牛》、《闪光的青春》、《坚持按劳分配政策实行“五定一奖”制度》、《拉萨市城关区想方设法多积肥》、《光明公社及时除虫灭病》、《嘎玛才旺不怕“冒尖”》等文章。1978年2月3日，我第一次给《西藏日报》投稿，寄去了《解放军教我“驾”铁牛”》，时隔17天的2月20日，刊登出来了，通联组给我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多给报纸写稿。西藏人民广播电台通联组让我写《为什么要坚持写稿》……这些激励，像催化剂一样，使我忘掉工作中的疲劳、生活中的艰辛和语言的障碍，努力学习新闻知识。我拿起笔，走到哪儿写到哪儿，不管是刮风下雪，还是天寒地冻，把我所看到的新事物都记在心上，就是骑马也在打腹稿，一到住地，就记下来，哪怕是深夜，也要拧亮电筒，爬在被窝里写，天一亮，就将稿件投出去。我采写的稿件见报或被电台、广播站采用后，心里高兴得无法形容，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年月，精神食粮是何等“值钱”，3分钱一张的奖状可以使人冲锋陷阵，舍生忘死……我写的《文明花开拉萨城》、《市长与市场》、《撒拉族在拉萨》、《井盖不翼而飞坑煞过路人》等文章，为维护祖国统一，为增强民族团结，为西藏的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在光明公社，我提倡“新法接生”、“妇幼保健”、“针灸”等新技术，受到上级领导和农牧民的普遍欢迎。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汇报了自己的家庭历史和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终身愿望。
党组经过慎重研究、讨论，同意我填写“入党志愿书”，并上报组织部，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又迈向了新的征程。
（作者单位：区计生委）
责任编辑：邵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