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女性群体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像毛彦文那样如此深切地体会了“爱情”这一特殊情感的丰富意味，她的“爱”与“被爱”的故事如此响亮、持久，以至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的人生走向。如果没有这些与“爱”有关的故事，毛彦文的名字也许根本不会为后人所知，她的一生也就淹没在许多女性的身影中，平凡、庸常，无法辨识。
但是，因为与三个男人的情感纠葛，“毛彦文”的名字浮出了历史的水面。当我试图查询毛彦文本人的生平资料时，一个可以想象的结果是，这个名字总是与三个男人――朱君毅、吴宓、熊希龄――缠绕在一起，她的史料总是包裹在三个男人的史料中。唯有晚年的那部回忆录《往事》，让我们依稀可以分辨一个留洋女性的个人话语和独立姿态。
我常常想，毛彦文必定比其他女性更清楚地观看了爱情这面多棱镜折射下的人生，只可惜她没有太多的文字留存于世――如果她写，也许不会输于当年女子高师的同学苏雪林，《往事》足以证明这一点，其中事关爱情的描写成为毛彦文留存于世的最好的文字。只是等到由大陆去台，然后赴美，所谓的往事与回忆便成了流水账。
毛彦文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疑问在她后两段感情的取舍与选择中越发被突显出来：爱慕虚荣，贪图地位，会用心术……与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婚姻一度将这个女人推到了舆论的漩涡中。吴宓最欣赏的学生钱钟书称她为“Superannuated coquette”（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卖弄风情的大龄女人），吴宓的朋友则谓毛“半现权术、半露天真”（《吴宓日记》1931.7.25）、“深心而多用智术”“其令人可畏似多于其可爱之处”（《吴宓日记》1933.8.21）；①吴宓自己则一会儿称毛“聪明多情”、“通达世事”、“行事尽情尽理”，一会儿又说她“冷漠圆滑”、“薄情刻狠”――这些男人眼中的毛彦文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而在她自己的回忆录《往事》中，我捕捉到的倒是一个做事认真、待人周全、通情达理、也顾全大局的女人的面影，民国时期的飘摇与动荡之中，一个女人，一个被感情折磨得心力交瘁的女人，能够在人生的某些时刻对个人命运作这样的把握与持守已属不易。
朱君毅：“须水永清，郎山安在？”
毛彦文的初恋对象是自己的表哥朱君毅，这段感情影响了毛彦文的一生，并且可以说左右了她的命运走向。要追溯二人的情感发展过程还须从毛彦文的母亲说起。
毛彦文的母亲出生于浙江江山一个小康人家，是家中最小的女儿，备受父母兄长的宠爱。嫁至毛家的前几年，生活还算平稳幸福，先是生下一子，三年后（1898年）生毛彦文。但长子五岁即离开人世，毛彦文母亲的生活由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个渴望再生儿子、为毛家传宗接代的女人从此背负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一连生了六个女儿之后她彻底绝望，主动为丈夫物色侧室，从此夫妻关系名存实亡。除了要忍受婆婆和丈夫的恶劣态度，毛彦文的母亲还要精打细算，苦力经营一家人的开支。
母亲因为生女而招致的压抑与苦难生活让毛彦文印象深刻，她清晰记得遭受祖母辱骂的母亲曾经对她说的话：“月仙（毛的小名）记住，你们姐妹长大了要为我争气，好好做有用的人！”②
正因为祖母不喜欢孙女，小时候的毛彦文常常被送至外祖母家抚养，由此也就带来了她与舅父的儿子朱君毅最初的密切接触时光。
朱君毅长毛彦文四岁，三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一直与祖母生活在一起。当毛彦文到达外祖母家的时候，两个孩子便迎来了他们最快乐的时刻，朝夕相伴，同吃同睡，朱君毅对这个小表妹照顾有加：将自己最心爱的玩具给她玩，干涉或抵挡来自于其他表兄弟或表姐妹的不友善……毛彦文也视朱君毅为“最好的‘五哥’”，并“将他的一言一语，奉为圣旨”。
如果这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只拥有这么一个开头和铺垫，那么，毛彦文后来的感情创伤也许不至于这么深痛，但命运似乎在开毛彦文的玩笑，它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又制造了一些机会使得这种恋情一步步得以强化与牢固，让毛彦文刻骨铭心，不能自拔，然后再将这种积淀已久的感情撕成碎片。
辛亥革命爆发，民国初立，全国学校暂时停课。刚刚考入北京清华学堂的朱君毅回到家乡，与同村几个外地返乡的男学生一起组建了“西河女校”，希望为女性创造一些接受教育的机会。毛彦文也就成了西河女校的第一批学生，两人于是迎来了生命中第二段形影不离的时光，只是空间发生了置换：因“西河女校”距离毛家较近，朱君毅就暂时寄居在毛彦文家。
十三岁，在一个女孩子那里正是生命的视界逐渐打开的时刻，求知若渴，情窦初开，而此时此刻，朱君毅无疑是满足毛彦文的生命想象与情感期待的近乎完美的人选：他既是小时候最依赖和喜欢的表哥，又是一个“知识丰富、见闻广阔”的老师。每天白天两人同去学校，晚上回家后表哥帮表妹温习功课，给她讲述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和北京见闻――就这样，毛彦文陷入对朱君毅的热恋：对他“事事依赖，步步相随，如果有半天不见，便心烦意乱，莫之所从”。（《往事》，第31页）
这种感情绝不是单方面的，当时的朱君毅对表妹也是情有独钟――毛彦文的逃婚与退婚就是朱君毅提议与策划的，虽然他没有直接出面。九岁那年，在父亲主张下，毛彦文与衢州方家订婚，这个“父母之命”的婚约显然成为朱、毛两人情感发展的阻隔，但毛彦文对此并无概念，直到一天放学后，西河女校校长毛咸和朱君毅一起给她讲清楚了包办婚姻的本质，毛才感觉到了恐惧。
虽然朱君毅答应毛彦文会尽力阻止这场婚姻的发生，但北京学校复课，朱很快离开了家乡，毛彦文在“逼婚”到来时的反抗与逃离都是在别人的帮助下完成的，其中的混乱与恐惧也只能毛彦文一人独自承担，给父母带来的痛苦、麻烦与经济损失更是让她长时间不敢回家。婚约虽然解除了，但“婚变”事件在民国初期成为破天荒的大新闻，有人专门以此为题材写成小说《毛女逃婚记》，走在路上的毛彦文常常要忍受背后的谣言与指点。
在这个过程中，毛彦文第一次有了重新打量朱君毅人格与个性的可能――单纯的崇拜情绪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审视与不满，她觉得朱君毅有些怯弱，逃避矛盾，缺少担当，在整个解除婚约的过程中，朱一直躲到北京，不敢露面，只写信给斌甲（朱君毅堂弟），嘱他尽力协助，自己却逍遥自在地等待好消息。因为生气于他的做派，毛彦文在朱君毅第一次写信正式求婚时拒绝了他的要求，理由有三：一是与方家解约过程中，江山人认为二人有不可告人的关系，如订婚，正印证谣言；二是近亲结婚对遗传有害；三是自己学历太低，恐有不配。
这个反应证明了毛彦文一定意义上的理性与独立，只可惜这种精神没能继续延伸至以后的生活与感情，当朱君毅来信一一反驳毛彦文的观点，并称二人感情会如“郎山（江郎山）须水（江山有名河流），亘古不变”的时候，毛彦文再次陷入情感的想象与幸福期待，于是两家很快为二人举行了订婚仪式。
接下来是长达六年的分离：1916年朱君毅赴美留学，而毛彦文入湖郡女校继续读书，分别时两人难分难舍，毛彦文更是放声大哭。两人约定每两周一封信，且以仁、义、礼、智、信五字编号，五字（五个年头）用完的时候，也就到了两人相见的时刻。
但可惜的是，这个浪漫美好的约定在第四年开始出现了不协调的节拍。毛彦文仍然满怀深情，一如既往地在信中向远方的爱人倾诉内心的一切，写信的频率远远超过两周一封，但是渐渐地，她发现朱君毅的回信却越来越稀疏，两周变为一月，一月变为两月，这让接不到信的毛彦文痛苦不堪。此时的毛彦文已经在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念书，在等不到情书的苦闷与不安中，她开始学着写些白话诗，偷偷给《晨报•副刊》、《京报》投稿，用不同的笔名，发了不少小诗。毛彦文将这些小诗剪下，寄给远在美国的朱君毅，不料非但没有迎来夸赞和感情的回应，反倒惹得朱“大不高兴”，命令毛不许再写。
毛彦文在《往事》中并未追述自己面对朱君毅的这种反应与态度时的心情，但事实是，她仍如小时候一样，对朱“惟命是从”，从此终止了诗歌的写作。“青梅竹马”的情感基础在毛彦文这里如此牢不可破，以至于她再次失去了反省与梳理两人感情的能力和机会，继续朝向最后的悲剧迈进。而在这个事件中，朱君毅传统、保守的思想已初露端倪，他与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自我意识已经苏醒的女性之间的矛盾也由此埋下了伏笔。
更多的冲突与不和谐发生在朱君毅回国之后。1922年，朱留学归来，受聘于东南大学。六年的时空隔离让两个人彼此间都有一些陌生的感觉，但毛彦文将变化归于朱君毅在异国他乡求学的辛苦，反而加倍滋生怜惜之情。此时的朱君毅情感已经不再那么专注了，据他的朋友孟宪成说，早在留美的最后两年，朱已经另有他求，口袋里常装着一些女人的照片，准备与毛结婚后另行纳妾（《往事》，第47页），这也是毛彦文所说信件变得稀疏的真实原因。
两人的情感关系开始变得不平等起来。一个专情、痴心、信任顺从，一个守旧、挑剔、感情摇摆。所以，当需在爱情与个人意志之间做出选择时，毛彦文总是本能地倾向前者：在朱君毅的要求下，毛彦文放弃北京女子高师的学业，转至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她残存的个人意识体现在没有完全听从朱君毅转学至东南大学的建议，因为不喜欢两人之间变为“师生关系”。这一切无疑让朱君毅同样不悦，包括后来两人每周六的约会，同游或谈论的时候，朱君毅非常讶异毛彦文竟然有自己的意见与主张。
一年之后毛彦文接到了朱君毅的退婚书，这在她不啻一个晴天霹雳，从三四岁开始与朱君毅在一起，二十多年的情感积累顷刻间化为乌有，这个打击对毛彦文来说几乎是致命的。当时的旁观者必定也有人对这场恋情的结束感到惋惜，主动出面调解，其中东南大学教务长陶行知即是其一。他将当事人及相关亲友约至自己家里，朱君毅当场表示悔恨，并收回退婚信，烧掉。朱的好友吴宓为此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但不久之后，朱却写信给父亲，说当时所谓“悔过”是因为东大下一年的聘书尚未发出，现已收到，所以继续悔婚。朱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1924年，在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的主持下，两人正式解除婚约，作证者有陈衡哲、张伯苓等。四年后，毛彦文接到朱君毅的电报，受邀参加他在苏州举办的婚礼，旧恨新愁再次涌上心头，毛彦文不可能去婚礼现场，她回复了一封贺电，忍不住发出一声悲愤的质问：“须水永清，郎山安在？！”
这场恋情给毛彦文带来终生无法平复的创痛，而我们恰恰可以从这个窗口中看到新旧交替时期女性的爱情姿态。对于一个由传统向现代艰难蜕变中的女性，这场恋情有着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它是自由的，自主的，并且经由了一场艰难的反抗（包办）过程，毛彦文毫不怀疑地将它认定为爱情的全部内容和生命的寄托；而她身上的传统性又使她本能地对朱君毅言听计从，不作过多的反省与拒绝，即便意见相左，也多半顺应朱君毅的意志，收敛并消泯个人的意识。她对突如其来的退婚事件缺乏心理准备，是因为在内心深处，她如传统女性一样将一纸婚约当成了牢不可破的保障。
这场恋情让毛彦文“从此失去对男人的信心，更否决了爱情的存在”（《往事》，第51页），但她没有料到，一场关乎自己的更大的恋爱事件与感情风暴却正在袭来。
吴宓：无关风月的爱与被爱
“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离婚不畏圣贤讥，金钱名誉何足云。”吴宓的这首诗写在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之时，而这样公开与率直的表达一直以来给了我们一个执着、专一、苦恋一生的痴情吴宓的形象。但是，综观整个吴、毛之恋的过程，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爱情故事中实在是少有风花雪月与精神的愉悦感，而更像两人之间的一场心理拉锯战。
吴宓是朱君毅最好的朋友，两人在清华同学六年，又一同赴美，彼此之间的事情几乎全部向对方公开。吴宓的妻子陈心一曾在湖郡女中读过书，因欣赏吴宓的诗作而心生崇拜与爱恋。吴宓知道后很是动情，全权委托毛彦文代为相亲，而毛在见过陈心一后亦客观地为吴宓作了分析与反馈：“不知吴君选择对象的条件为何？陈女士系一旧式女子，做贤妻良母最为合适。皮肤稍黑, 但并不难看，中文清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倘吴君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似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往事》，第53页）这番分析如此真诚而中肯，原因当然是吴乃朱君毅最好的朋友，毛彦文在心理上与吴宓自然也是非常亲近的。
在毛彦文与朱君毅情变的过程中，吴宓也担当着一个朋友应尽的责任：劝阻制止、安慰宽解……与朱君毅分手到收到吴宓的爱情表白，其中四年的时间里，毛彦文与吴宓之间的交往与交流都是真诚、愉快的，毛彦文欣赏吴宓的博学和真诚，吴宓也夸赞毛彦文“行事尽情尽理”，出于信任，毛也愿意在可能的机会中将吴当作一个良好的倾诉对象。直到1928年吴宓发现自己“爱”上了毛彦文，两人之间的交流快乐便不复存在。
查看《吴宓日记》可以发现，吴宓对毛彦文起心动念始于1928年8月的那次南游。4日两人在杭州见面，“相谈甚欢”，吴宓道：“此次南来，诸多令我失望，惟与彦畅谈，乃极快慰之事，益爱重其人。”11日吴宓在结束南京、苏州、上海行程后回到杭州，直到22日离开，在这十一天的时间里，吴宓几乎每天都有与毛彦文共处的时光。而这个过程中两个小小的插曲必然对吴的爱情滋生构成激励：苏州见朱君毅，吴宓“坚请一见成言真”（朱君毅未婚妻），但日记中却对初见印象未着一词；回到杭州见毛彦文，十日后又是朱君毅成婚之日，毛翻出旧时信札，感极泪下，吴宓陪在旁边，感慨万千。（《吴宓日记》1928.8.4―8.22）
以我的推论，正是这两个重叠一起的场景冲击了吴宓单一的情感世界，让他开始萌生新的爱情诉求。而就在两个月前，吴宓还在日记中对妻子陈心一夸奖有加：“长年居京，照料家事，抚视儿女，辛勤安恬，毫无怨词”、“对宓谦卑而恭顺”，“得妻如心一，亦至足欣幸者已”（《吴宓日记》1928.6.11）。这些赞誉之词早已泄露了吴宓内心深处的传统与保守，也注定了他对毛彦文求而不得的悲剧结局。
在对女性感情的把握与处理上，吴宓实在是一个笨拙、固执、冲动的男人，一厢情愿，一意孤行，常常陷当事人于被动与尴尬。在并不清楚毛彦文的情感指向和内心想法时，吴宓仅凭简单的信号做出决定，于1928年10月正式提出与陈心一离婚，同时计划离婚后与毛彦文的再婚问题。但是，面对陈心一的无助和毛彦文的拒绝，吴宓左右摇摆，不知所措，甚至一度倾向“效娥皇女英”，妻妾共存，遭到毛礼貌而坚定的驳斥。1929年2月吴宓再赴杭州，四个小时的长谈中毛彦文清晰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姿态，吴宓记录如下：
（1）她把我看作她极好的朋友；
（2）在Jennings（朱君毅）之后，她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怀有爱情的感觉；
（3）如果环境迫使她非结婚不可，她只愿嫁给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
她还劝我不要说任何话或做任何事使我的妻子处在她做妻子的地位感到难堪，同时也因此之故对H•M（即毛彦文）本人的利益和名声有损。我痛快地给了我的诺言。（《吴宓日记》1929.2.16）
至此，毛彦文的立场和态度已经非常明朗，但吴宓偏偏在被拒之后“爱意益深”，且错误地将毛愿嫁“一个从未结过婚的男子”的表述猜测为对他离婚的暗示。于是一面是毛彦文的拒绝与阻止，一面是吴宓对陈心一的离婚催促，作为朋友和当年的校友，毛彦文面对陈心一的心情可想而知。
另外一个让毛彦文非常不堪的事实是，尽管一再告诫吴宓对此事不要声张，吴宓也答应并承诺，可是所到之处吴仍忍不住向别人倾诉自己的情感纠结与离婚烦扰，弄得尽人皆知，这让非常在乎个人名誉的毛彦文痛苦不堪，终至于决定不再与吴通信，也绝不会接受吴宓对她出国留学的经济资助（《吴宓日记》1929.4.21）。
吴宓再次曲解着毛彦文的决定，认为她极有可能是爱自己的，只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和结婚的无望，才给出这番措辞。在这样的情况下，吴宓既没有对毛彦文的处境表示宽容和理解，也没有中止自己的离婚计划，而且还在信中责怨毛的“决绝”与“不当”，这样的反应再次强化了毛彦文对吴宓的排斥情绪。
1929年8月毛彦文赴美留学，一个月后，吴宓与陈心一正式离婚并登报声明。吴宓虽屡次表示离婚的最终决定与毛彦文无直接关系，但是自此之后，他却以一个自由之身向毛彦文展开了更强烈的攻势。
可笑的是，吴宓的追求过程与表现实在是无关风月，毫不浪漫，两个当事人非但没有享受爱情的甜蜜，反而常常令对方心情郁闷、压抑难耐。毛彦文曾亲口对吴宓说：宓自命（poetic）诗人，而行为（关于恋爱）乃极business-like（实际功利、不浪漫的），毫不解女子delicate(敏感的、微妙的)之心性（《吴宓日记》1933.8.22）。这一点在两人的通信中表现非常明显。
毛彦文赴美之后，吴宓写信的频率远较毛彦文频繁，在收不到回信抑或是收到态度冷淡的回信时，吴宓通常采取怨恨、责备的态度，他在日记中提及回复时充满这样的词句：“仍系责数之意”、“痛责斥之”、“甚怨”等，“彦……词意决绝，宓……亦示决绝”（《吴宓日记》1930.8.12），有时甚至使用威胁口吻：“女士如不复我书，则宓之身份地位等似不便再上书与女士。”“倘此次仍不即来英，即作为绝交，永不见面。”（《吴宓日记》1930.12.8）当两人深陷这种冲天的怨恨与责备并因此身心疲惫时，吴宓又将三年来的情感愁苦和离婚责任加之于毛的身上：“宓平时辛劳节俭，一身刻苦之情形，及为彦故，离婚再娶，并代还四千元借款之经济负担，自愤自伤，而责彦之无情。”（《吴宓日记》1931.2.17）
基于这种怨怼的心情，两人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互不相让：吴宓要求毛彦文赴法国会面并商谈感情问题，毛彦文回信说“决不来法”；而当毛彦文提出吴宓最好赴美相会时，吴也毋庸置疑地回复：“决不来美”！这种反反复复的心理战让两个当事人郁闷至极，吴宓更是在日记中埋怨毛彦文为什么不能“曲从吾意”、“稍事变通”（《吴宓日记》1931.3.23）？但换一个角度，吴宓如果能够站在毛彦文的立场上，对自己作这样的追问，那种“自我”与“自私”则一目了然：一场丝毫不能、也不愿替对方着想的恋爱还能称作恋爱吗？
反过来，毛彦文之于吴宓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她究竟有没有爱过吴宓呢？答案是否定的――在看过《往事》和《吴宓日记》中关乎两人的情感交往细节后，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毛彦文从来也没有爱过吴宓，自始至终。那么为什么毛彦文却又在信中留下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爱情表白并给了吴宓严重的错误导向，致使他一直爱心不死呢？
以吴宓赴欧之后两人的通信为例：一场争吵之后吴宓接到毛彦文寄自美国的情人节贺卡：“寄给我所爱的人：每封信里都有爱情，那首诗的每个字和每一行，我都寄给你作为你的情人节贺卡。”（《吴宓日记》1931.2.14）吴宓心情大悦。但一些琐碎的措辞再次引发两人不悦，毛的信函即变得“冷淡而倔强”；正当吴宓失望愤恨之余接毛彦文电：“最亲爱的，我永远属于你。旅途小心。若有可能，请于五月份来美。否则约在六月十日欧洲相会。”（《吴宓日记》1931.3.14）不到10天又是另一个极端：“请勿再打扰我。放弃结婚，停止通信。”（吴宓日记1931.3.23）接下来吴宓“接彦三函，两大一小，热烈允婚”（《吴宓日记》1931.4.3），一周后又收到“绝交函”（《吴宓日记》1931.4.11）……
仅是罗列这样的情绪反复就让我疲倦不已，更何况两个纠结已久的当事人呢？对于毛彦文来讲，这样的无常与变化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她不爱吴宓，只是在权衡、思虑人生的选择。经历过一场失败的恋情后，毛彦文年龄已大，身心俱疲，而吴宓又将两人的故事弄得满城风雨，如不与吴宓结婚，自己名誉大受影响，且后半生也未必有更好的归宿（吴宓的学问与成就毕竟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这是毛彦文“允婚”与“示爱”的原因，也就是说，她对于吴宓的爱情表达其实都是违心的，是为结婚而准备的不得已的铺垫；但吴宓斤斤计较、睚眦必报，在追求毛彦文的过程中同时与其他女性保持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包括他去杭州向卢葆华的求爱，毛彦文也都一清二楚――这又怎能让受过伤的毛彦文愿意托付终身呢？
事实上二人的性格迥然不同：一个感性冲动、率真浪漫、说话行事了无遮拦；一个则理性、现实、婉约周全、注重外表形象与社会舆论。自始至终，吴宓都没有参透毛彦文的内心真实，在这场情感交往中两人各自站在自我的角度权衡、想象、比对、犹疑，令爱情失去了本该拥有的风花雪月、快乐美妙。这场爱情名义下的心理拉锯战让两个当事人“悔痛自伤”，身心疲惫，最后终因毛彦文嫁给熊希龄而渐渐消散了它的张力。
熊希龄：“市人争看说奇缘”
1935年2月9日，三十七岁的毛彦文与六十六岁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婚期定下来后，毛母忽于1月23日去世。毛彦文回家奔丧，熊致电毛父，商量要不要婚事延期，毛父建议按原计划进行。婚后熊希龄陪毛彦文回江城老家参加毛母“三七”纪念，对“所有长辈执礼甚恭，对所有亲友亲切接待。一时江山城中……对秉（熊希龄）的谦恭有礼，交相赞誉”。熊希龄为此赋诗一首：“痴情直堪称情圣，相见犹嫌恨晚年。同挽鹿车归故里，市人争看说奇缘。”（《往事》，第72页）
这场“奇缘”最初的铺垫应该追溯至湖郡女校时期，当时毛彦文与熊希龄夫人朱其慧的侄女朱羲是同学。后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人生地疏，有些寂寞无助，朱羲就将自己的堂妹朱畹、胞妹朱嶷介绍给她。于是毛彦文常在周末跟着朱畹、朱嶷到熊府做客，熊希龄夫人朱其慧也非常喜欢毛彦文，两年以后还亲自主持了毛与朱君毅的解除婚约仪式。在这个过程中，熊希龄常常从内侄女与夫人的口中了解毛彦文的经历，并对她的“贤淑”、“温和而多情”等特点印象深刻。“是后仆对于君之境遇，十年以来时时注意，而于危急乱离之世，尤恐君陷于危难之邦。”（《往事》，第175页）――从熊希龄后来写给毛彦文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惦念虽然未必就是爱情，但欣赏、关注与关切之情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开始了。
1931年夏，毛彦文留学归来，取道欧洲回国，至天津时，得知熊希龄夫人朱其慧新近去世，遂前去吊唁，因熊希龄“悼亡情深，形容悲戚”，两人并没有太多的交流。毛彦文南下上海谋职，途经南京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世事乱离，一个女子的辗转与孤寂更显苍凉，好在谋职还算顺利，虽有小小波折，毛彦文仍很快被暨南大学与复旦大学聘用，并兼任复旦的女生指导。1932年淞沪战事爆发，熊希龄曾致信毛彦文，邀她北上香山慈幼院就职，毛没有应允。
1934年10月的某天，从暨南大学上完课的毛彦文回复旦宿舍，看见两年未见的同学朱羲突然来访，甚为诧异。朱羲告诉毛彦文熊希龄自北平来沪，希望毛去看看他。毛彦文一向尊敬熊希龄，于是欣然应许。但毛彦文不知道，这其实是熊希龄求婚的一个小小的前奏。
在毛彦文探望熊希龄之后的第二天，朱羲接连两天来到复旦，话题逐渐明朗，最后挑明替姑父求婚的真正目的，毛彦文当时“吓了一跳”，觉得辈分、称呼、年龄都不相宜，任朱羲如何劝解都没有答应，朱羲说那就只有让姑父亲自求婚了。
熊希龄的求婚真是全力以赴，一气呵成――第二天他本人亲临复旦女生宿舍面见毛并求婚，毛觉得被女生们看见会引发好奇，央告朱羲不要让熊再来复旦；熊希龄尊重了毛彦文的感受，开始每天写信给毛，“内附诗词情意浓厚，措辞恳切”。同时他发动了所能发动的一切亲友说情，毛仍未答应。朱羲又电告熊希龄的女儿熊芷，其时熊芷怀孕已有五六个月，专程由北平来到复旦，代父求婚，表达了对毛彦文的欢迎――熊氏求亲的三部曲可谓连贯自然而又酣畅淋漓，既表达了自己的真情实意，又充分尊重毛彦文的意志，与吴宓的追求相比，熊氏的求亲无论从策略还是表达方式上都更胜一筹，自然也就令毛彦文更舒畅一些。如是数月，毛彦文被朱羲等人包围，弄得六神无主，且被熊希龄真情感召，最终同意结婚。
但毛彦文坦承自己最初对熊希龄并无爱情。她接受这样一场婚姻更多出于现实的考虑：朱君毅给她的情感伤痛经久不散，吴宓的追求亦令她心力交瘁，“当时反常心理告诉我，长我几乎一倍的长者，将永不变心，也不会考虑年龄。况且熊氏慈祥体贴，托以终身，不致有中途仳离的危险。”（《往事》，第51页）以三十年的生命距离拼来一个安全，寻得后半生的一份保证，这就是毛彦文的选择和逻辑。
这场仅仅持续了三年的婚姻因熊希龄在香港的猝然离世而终止，虽然短暂，却给毛彦文留下了许多幸福、甜蜜的回忆，两人真正的爱情滋生是在婚后开始的。
较之于前两位恋爱对象，阅历丰富且坦荡大度的熊希龄更多给了毛彦文一种温暖而安全的感觉，他对毛彦文的爱意通过许多生活细节表达出来：首先他以非常平等的姿态尊重并宽容毛彦文的意志与决定，“惟爱之意是从”，给了毛彦文自由选择的机会；其次，熊希龄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两人创造了一种轻松、愉悦而又有着充分的精神倚靠的生命状态，这种创造对毛彦文本人来说也可以说是一种精神的引导。婚前，毛彦文从事教职与其说是实现自我价值，倒不如说是出于谋生的需要；婚后，毛辞去复旦职业，专心与熊希龄一起从事慈善事业――自辞去国务总理职务后，熊希龄一直致力于贫弱孤寡的救助工作，1917年创办著名的香山慈幼院，1932年更是将全部家产捐出，用以慈幼教育。与毛彦文的婚礼上熊希龄曾这样坦白：“自朱夫人于四年前逝世后,深感内助无人……毛女士曾留学美国，学识、经验俱丰富，尤爱儿童，可协助办香山慈幼院。……毛女士以理想、职业相同乃允婚。”（《往事》，第63页）
这种意向恰恰将毛彦文本已模糊的人生轮廓与价值取向给勾勒出来，在某种程度上为毛后半生找到了职业与情感的寄托――民国时期的一代知识女性们或多或少、或强烈或微弱，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企求，如果不是熊希龄，毛彦文也许看不到更加彰显人生意义的这条路。而这些，吴宓是不可能做到的――他的社会影响力与经济能力无法与熊相提并论，他的学究气和骨子里的封建更不会助毛走上社会公益之路。
遗憾的是当毛彦文逐渐领会并陶醉于熊希龄带给她的幸福感时，熊却猝然间离开了她，两人相伴时间仅有“两年十月又十六日”，毛彦文一度曾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想起熊希龄生前的嘱托与慈善愿望，毛彦文在哀伤中接任香山慈幼院院长一职。战火之下，北京香山慈幼院维持艰难，为继续熊希龄的理想，毛彦文努力奔走、周旋，相继在广西成立慈幼院桂林分院幼稚师范、幼稚园、柳州分院小学、芷江香山女中等慈善机构，并在战时完成了相应的育人和救助计划，培养了一定数量的幼教人才。
1939年3月，毛彦文出任浙江临时参议会参议员；1947年秋，又当选为北平市参议员。《世界日报》、《华北日报》对她在参议会上温文尔雅、认真负责的形象给予了报道。年底当选国民大会代表，舆论对她的工作也充分肯定――这种自我认同与价值感的实现无不与熊希龄和他所托付的慈幼院有关，这一点毛彦文自己非常清楚且一直怀有感恩之心：正是香山慈幼院长的身份使她进入北平教育会，也才有了竞选教育团代表的可能，“饮水思源，如果秉没有创办香山慈幼院，我哪里会有院长的名义？这是余荫，能不感念？”（《往事》，第108页）
1949年毛彦文离开大陆赴台，又因谋生艰难很快去美。在美国辗转漂泊11年后再次回到台湾定居。初到台湾，毛彦文颇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一处房屋买下，偶然发现客厅对面有“凤凰阁旅社”的字样，而“凤凰”正是当年熊希龄的别称，毛彦文感慨万千，认为冥冥之中熊希龄一直在关注着她，由此也足见她对熊希龄的深情与怀想。
1999年，跨越百岁的毛彦文离开了人世。历经一个世纪的起伏跌宕，毛彦文的命运线条既有主动的描画，又有被动的书写。在追踪这个线条的走向时我常常忍不住作这样的假设：如果不是朱君毅的制止，毛彦文也许会成为一个作家；如果成为一个作家，她的人生姿态是否会发生某些改变泥？没有朱君毅的背弃，就不会有吴宓的追求，没有吴宓的追求，她是否会嫁熊希龄？如果不嫁熊希龄，她的命运又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走势呢？朱君毅之后，毛彦文的情感伤痕累累，疲倦不堪，是熊希龄给了她一个休整和安静下来的空间，也启发并唤醒了她更宽广意义上的价值实现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毛彦文算是幸运的。
注释：
①《吴宓日记》（十卷），吴学昭整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999年版。下文凡出自《吴宓日记》的引文均为这个版本，只用日记日期作为标示。
②毛彦文：《往事》，第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下文凡出自《往事》的引文均为这个版本。
责任编辑 李秀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