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有好几篇文章说到梅兰芳，有人说这是对梅兰芳的人格侮辱，据说连梅兰芳本人也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房向东先生的鲁迅研究专著《鲁迅与他“骂”过的人》(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中，有《“男人扮女人”之外》一文说到这桩历史公案。他的此类文章在报上陆续发表之时，曾请我谈谈看法，说是或“捧”或“骂”均可，我遵嘱专门选定“淡谈”的恰恰就是有关鲁迅与梅兰芳的这一篇。我赞成房向东说的鲁迅之“骂”梅兰芳，并非与梅兰芳有什么过隙，无非是借梅兰芳说事；却不赞成他的一个观点：鲁迅借以批判的是所谓的“太监文化”。我注意到，房向东将此文收入他的专著之时，曾根据我的批评作了一些文字处理，却依然保留“太监文化”之说。
在我看来，鲁迅之评论梅兰芳，在其骨子里想说的，有这样两层意思。其一，是关于艺术的雅与俗的问题。他在《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一文中说：
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泼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然而梅兰芳对记者说，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鲁迅主要批评的是将梅兰芳“罩进玻璃罩”的士大夫，同时也带及被“罩进玻璃罩”的梅兰芳，因为他接受了这种“雅”，而且认为“雅”得还不够，“还要将别的剧本改得雅一些”。此处所表达的思想，与他的批评将艺术卷进“象牙之塔”，将“小品文”变成“小摆设”和“士大夫的清玩”正相一致。
其二，则是相当形象和准确地体现了鲁迅的反“中庸”。鲁迅有《论照相之类》一文，分为《材料之类》、《形式之类》与《无题之类》3个部分。他在《无题之类》这个部分中，说到“北京特有”的一种现象：即“照相馆选定一个或数个阔人的照相，放大了挂在门口”，只是好景不长，“其人阔，则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则其像不见”――这有点像如今的请“阔人”题词，其人仕途看好，其字高悬；其人“出事”，则其字悄悄消失――然而，他注意到，“要在北京城内寻求一张不像那些阔人似的缩小放大挂起挂倒的照相，则据鄙陋所知，实在只有一位梅兰芳君”。他说，“惟有这一位‘艺术家’的艺术，在中国是永久的”。接着，鲁迅发表了这样一通议论：
异性大抵相爱。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假使我用了这“无”字还不算什么语病。然而也就可见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为从两性看来，都近于异性，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挂在国民的心中。外国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调采色，弄墨水的人们跋扈。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鲁迅的这篇文章，写于1924年11月11日，发表于1925年1月12日出版的《语丝》周刊第9期。在此八九年后，即1933年3月30日，鲁迅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更进一步的挑明了他所说的这种“艺术”的真实内涵：
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然而如果不扮，还成艺术么?
鲁迅此文最后一句感叹：“呵，中国真是个最艺术的国家，最中庸的民族。”
从前后时隔八九年的这两段极其相似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鲁迅表面上说的是梅兰芳及其“男人扮女人”的艺术，其实却是讽刺所谓“中庸”；二、鲁迅讽刺的这种“中庸”之“可贵”，就“在于两面光”，也就是朱熹所谓的“不偏不倚”，孟子所说的“一乡之人皆称愿”的“阉然媚于世也者”，孔子所厌恶的“乡愿”，倒恰恰不是孔子所谓的中庸；三、时隔八九年，鲁迅的意思并没有多大的变化，可见，他对这种“中庸”的“艺术”早已胸有定识。我之所以不赞成房向东先生的“太监文化”之说，其原因也在于此：在这两篇文章中，鲁迅自己都已经明明白白地说了――《论照相之类》说的是“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决没有人爱他，因为他是无性了”；《最艺术的国家》说的是这种“男人扮女人”与“太监”的区别，“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他自己都已说得那么明白，岂能再将批判“太监文化”之功绩强加于他?
其实，同样的意思，不同的表述，也见诸鲁迅别的文章。例如，鲁迅曾经写过《我来说“持中”的真相》，其中所说的“持中”，乃是“中庸”的另一种说法。此处所说的“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则与“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似男似女”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处所说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则有点像房向东先生所谓“太监文化”中的“太监”了，而鲁迅也明明白白地说“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我以为这是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24年12月15日《语丝》周刊第五期，与鲁迅说“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论照相之类》的发表时间极为相近。二者之间，无疑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鲁迅反对的“中庸”，大多不是孔子说的那种以“无过无不及”为主要特征的中庸，而是在两千余年的历史中逐渐流变的以“不偏不倚”为主要特征的“中庸”，这一点，可谓确凿无疑。如果细加分析，那么，还可梳理出不同的层次。
一是以“中庸”掩盖立场，表面不偏不倚，貌似公允，其实自有所偏。鲁迅之所以一直强调“男人扮女人”的“艺术”与“太监”不同，也正是这个意思――太监确实是无性的了，但“男人扮女人”的“艺术”之高明，就在于男人明明是有性的，却能做得“两面光”，这就有相当的欺骗性。同样的意思，也体现在鲁迅对于“正人君子”或“叭儿狗”的本性之揭示上。例如，他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说的“叭儿狗”，指的显然是某种“不偏不倚”的“正人君子”，尽管表面上“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尽管“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其实，却只是“为阔人，太监，太太，小姐们所钟爱”，被“贵人豢养”，看到穿破衣服的穷人，却是会叫会咬的，一点儿也不公允。
二是以中庸掩饰卑怯，不敢得罪任何一方，不敢有自己的立场。同是处世中庸，在这一点上，却与前者稍有不同。1925年3月16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徐炳昶在给鲁迅的信中说：“人类思想里面，本来有一种惰性的东西，我们中国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现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听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听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气打不破，我国人的思想，永远没有进步的希望。”鲁迅于3月29日给徐炳昶的信中说：“我以为这两种态度的根柢，怕不可仅以惰性了之，其实乃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这种对于“遇见强者，不敢反抗”的“卑怯”的“粉饰”，颇有点像阿O式的精神取胜。那些“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的人，当他们“在狼面前是羊”之时，往往就用“中庸”二字“聊以自慰”。
三是以中庸掩饰自己的退却，以守为攻。这与“在狼面前是羊，在羊面前是狼”有联系却又有区别。那段话还是鲁迅在回复徐炳昶时说的：“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
所谓“穷寇莫追”，所谓“以德报怨”，所谓不打“落水狗”，这些被人理解为“中庸之道”题中应有之义的言词，大致都是在这种境况中冒出来的，这在那些原先“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的人来说，便是一种“以守为攻”的策略。所以鲁迅说：“‘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
当然，这已经涉及与“中庸”相关的另一个概念即“忠恕”，暂且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