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力量推动经济的长期增长?政府和市场在推动经济长期增长方面的作为是什么?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因素非常简单：一是人口统计学上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二是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三是制度经济学上讲的制度安排。而且，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自由市场制度的因素基本给定，因而可以再进一步简化为人口统计因素和劳动生产率因素两点。如果知道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长期力量之所在，那么就不难判断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了。
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
大多数人都忽视了在经济的长期增长中，人口结构变化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人口结构所指的是性别比例、年龄结构、就业状况、生活地点和人口迁徙的特征。所谓“人口红利”就是指人口统计结构上呈现出推动经济增长的特征。从国外的经验看，战后美国有一个明显的“婴儿潮”，相对而言欧洲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加之美国的移民政策比欧洲宽松，导致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相对欧洲而言，美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较快，抚养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上的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要优于欧洲。而欧洲由于人口结构上的劣势，人口结构老化，选民投票自然倾向于福利主义政府，这才是当下欧洲债务危机的真正根源。观察人口结构因素，我们可以把现象与本质分开。欧洲的福利主义，表面上是由于政府的政策失误所致，其实质是人口结构因素通过民主选票推动了福利主义政策的盛行。
同样，可以用人口的结构特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幸运在于，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正好与中国的人口结构上的黄金时期相重叠。中国的生育率迅速下降，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的持续快速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由1980年的5.60亿增长为2010年的9.18亿。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抚养负担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其经济含义就是储蓄率上升，投资率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中长期可持续的动力。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增长来源于投资，而不是消费。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起飞中，人口结构的转变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通俗地讲，就是工作的人占比增多了，被抚养的人占比下降了。工作的人要为未来退休作储蓄，储蓄率上升导致投资率提高而推动经济增长。
不过，中国的人口结构因素正朝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方向转变。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平均每年增长率约为1.3％。就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总量而言，2010年与2000年相比，已经缩减了近15％。未来20年内，该人群组总量还会缩减近20％。《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I 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抚养比在2015年出现拐点开始上升，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在不久的将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结构趋于老化。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西方学者甚至断言中国将“未富先老”。人口红利衰竭甚至逆转在经济发展上的含义就是：劳动力供给增速的下降，居民储蓄率下降，较低的储蓄率意味着更低的投资率和资本形成，同时消费率上升。过去30年的低消费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必将发生变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另一个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是生产率的提高。在给定的要素投入下，劳动的产出越大则劳动生产率越高，则经济的增长更快。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在学术上的讨论就复杂得多。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普遍较高，这是因为先进技术的应用，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的教育水准。从另一方面讲，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则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这就为它们的长期增长注入了动力。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有多少是来源于生产率的提高?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很难做出精确的回答。从直观上讲，中国的生产率的提升是明显的，但学术界对劳动生产率的计量很复杂。他们建立了一个数量模型，将经济增长归结于三个互相独立的变量：就业人口的增长、资本的投入和生产率的提高。邹至庄曾测算中国1978至199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9％，另一个华人学者郑京海发现1995至200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至19％。这说明，在改革开放初期生产率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高，而过去十年对GDP增长的贡献下降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资本投入，邹至庄对前20年的测算是63％，而郑京海对近年来的数据测算的结果是67％。说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我国的经济日益显示出投资驱动的粗放式增长特征。
简单来讲，如果中国过去30年平均年增长10％的话，前20年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大约是3个百分点，后十年下降至2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前20年约6个百分点，而后十年增加至近7个百分点。剩下的就是劳动力增长的贡献，也就维持在1个百分点多一点。这类的计量经济学研究很多，结论基本相同。中国的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很低，这似乎是公认的共识。我基本认同这些研究结论，但是我深深地怀疑是否低估了劳动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否则“人口红利”从何而来?纯属个人感受，于此不赘述。
保罗?克鲁格曼曾说过：“生产率不是万能的，但从长远来看它几乎是故事的全部。”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这是毫无疑问的。要做到这点，必须通过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人力资源的改善。从长远来讲，需要从教育入手，同时要鼓励技术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
制度问题：发展模式之争
为什么有的国家可以实现持续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则陷入贫困的泥潭不能自拔?什么是决定经济繁荣或贫困的历史力量?诺斯指出，制度变迁决定了人类历史中的社会演化方式，因而是理解历史发展的关键。在经济发展史上，制度变迁的核心是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之争。在中国这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当下有关“中国模式”讨论的背后，是对自由市场模式的又一次质疑。放在百年的经济思想史的背景之下看，这当然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自由市场模式的思想来源，是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亚当斯密证明了个人理性在私利驱动下，经过市场竞争可以达至经济和社会的协调运行。“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指“市场的法则”。历史上，第一次被全面付诸实践的另类模式是“列宁－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中国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源于此。在最初的几十年间，中央计划、公有企业和政治 控制的经济模式似乎取得了成功，自由市场模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然而，众所周知，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最终失败了，其原因在于：第一，缺乏追求利润的有效激励：第二，用计划代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缺乏效率；第三，苏联模式存在严重的政治权力的不公平的现象。所谓“公平”是以个人民主权力的丧失为代价。
上世纪70、80年代，东亚地区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等)实行了另一种不同于自由市场模式的发展模式，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东亚模式的要点是：第一，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的作用；第二，政府试图管理甚至干预“市场”；第三，采取“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然而，上世纪末发生的东南亚经济风暴宣告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失败。原因何在?斯蒂格利茨曾指出，在强势政府主导的模式下，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是失败的。东亚地区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是依靠银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通过影响贷款的流向和规模，使得信贷市场的有效性下降，资产配置的效率受损。东亚模式的副产品是僵硬的政治文化和“官商勾结”等社会问题。政府项目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企业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强化了政府的经济权力，极易出现寻租行为，造成政治上的腐败。东南亚金融危机最终是以债务危机(特别是现金流危机)的形式出现，东亚特别是日本陷入“失去的十年”，神奇不再。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快速崛起，“中国模式”成为“新左派”们热衷宣扬的话题。他们对中国式的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大为推崇，对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和效率大加赞赏。“中国模式”再次向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发起了挑战。什么是“中国模式”?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模式”，部分具有早期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子，部分具有东亚模式的市场经济特色。一方面，源于对私有产权不信任，需要国有企业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保障国计民生，继承了列宁的控制“制高点”的思想；另一方面，源于对市场机制不信任，政府要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干预实体经济的运行。
如何看待市场与政府的经济功能，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在经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主张自由市场与主张国家干预的思想不断碰撞和交锋。亚当斯密之后，两种思潮的代表性的人物分别是凯恩斯和哈耶克。凯恩斯主义的背景是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凯恩斯认为市场机制并不稳定，某些时候市场的均衡可能会远远偏离充分就业的理想状况。经济会周期性地出现衰退甚至萧条，凯恩斯的建议是采取赤字财政，使公共投资替代私人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凯恩斯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上扮演更大、更积极地的角色。
哈耶克则坚信自由市场经济，他的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甚嚣尘上的上世纪60、70年代尤其显得孤独而深刻。哈耶克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反对价格管制和产量控制。哈耶克不但反对“极权社会主义”，而且他还对欧洲的所谓“理性社会主义”进行了批判，他坚信人类的经济秩序是自发的，而不是由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在他最后一部著作中，哈耶克对那种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设计的做法进行激烈的抨击，认为那是一种“致命的自负”。
中国的经济学界在关于政府的功能定位方面，分为旗帜鲜明的两派：一派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强调自由市场机制：另一派则认为强势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这两派都被标签化了，强调市场机制的骄傲地站在“哈耶克”的旗帜下；鼓吹强势政府经济功能的则不情愿地被“凯恩斯”了。奇怪的是，这两派关于长期经济问题的看法，并没有呈现出激烈的争论，反而高度的一致。不管是主张自由市场还是鼓吹强势政府，都采用共同的语言，例如“调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遗憾的是，汉文字是一种简洁而不严谨的对话体，缺乏“主语”。问题就这样被“和谐”了，自由市场派一箱情愿地理解为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结构调整，而强势政府派则不动声色地进一步强化政府的调节和干预。
对此，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