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各国企业对外投资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政治风险却是诸类风险中对企业影响更为直接、杀伤力最大的风险。 从恐怖分子的频繁袭击到索马里海盗的猖獗横行，从越南单方面宣布本币贬值到巴西征收资本利得税，从至今还未停息的利比亚战争到日前朝鲜政府宣布废止韩国现代集团对金刚山旅游项目的垄断经营权，所有的这一切非常清楚地表明国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FDI）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政治风险。这种风险重则使企业丧失财产所有权，轻则令企业破产或者遭遇重大经济与经营损失。正是如此，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引以为重。
政治风险与特征
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国际范围内各国对外直接投资在最近20年中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态势。资料显示，1990年全球FDI为3708亿美元，而到2010年，该数值达到了1.122万亿美元，增长196.8%。需要指出的是，在各国对外投资主体结构中，企业扮演中最主要的角色，全球EDI的90%都是由各国企业主导而完成的。与在国内投资经营完全不同，企业的跨国投资除了遭遇经济风险和文化冲突风险外，还更直接面临着政治风险的挑战。
所谓政治风险是指战争、暴乱引起的政权更替或政治动乱以及国有化和东道国政策的重大变化而给投资企业造成的风险，这种风险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不可预测性。不同于汇率的剧烈变化和通胀（通缩）趋势等经济风险可以进行相对的预测分析和把握外，政治风险发生具有突发性，而且其未来演变趋势企业也无法预判。因此，尽管许多跨国公司聘请专业分析机构或者知名专家试图找出投资对象国政治风险的发生规律，但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清晰的结论。
――不可逆转性。对于跨国投资企业而言，经济风险发生后可以通过一系列逆向操作而将风险降低到最小程度，文化冲突风险也可以通过渐进化手段而予以消弭，但由于政治风险主要是由政府行为引起的，这种外部政治势力是企业无法抗衡的，因此，一旦政治风险，绝大部分情况下企业只能被动地接受。
――负面冲击性。经济风险对跨国投资企业来说有时会产生有利的偏转，如一国通货膨胀可以使投资东道国原材料开发的国外企业受益，汇率的人为低估可让跨国投资企业获得出口竞争优势。但是，政治风险一旦作用于跨国企业，其结果只能是负面的。这种负面结果表现为国际企业丧失了对海外企业所有权的控制，损失了有形和无形资产，无法实现企业的商业目标等。
政治风险的基本层面
政治风险是一种多元因素叠加的风险，按照其对跨国投资企业影响程度，可以分割为以下四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国有化风险。国有化就是将外国企业投资及资产没收归东道国所用。这种风险自上个世纪70年以来经常发生，而且其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也发生在发达国家。典型案例有：阿尔及利亚独立后接管石油行业中的外国企业所有权，智利政府没收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财产，伊朗政府没收所有外来投资，委内瑞拉国民警卫队“军事接管”隶属于美国迈阿密泛美饮料公司的拉丁美洲最大的软饮料企业，玻利维亚总统拉莫莱斯下令将外资企业在国内拥有的天然气田全数收归国有等。国有化风险对跨国投资的影响有时是全面的，有时仅是行业性的。
第二个层面：战争、骚乱和恐怖事件风险。这类风险在所有政治风险中最难预测，而且其影响一般都是全面性的。以利比亚战争为例，战争爆发不仅引发了国际石油价格的连续上涨，抬高所有国家企业的投资与经营成本，而且还引发了投资于利比亚的欧美和中国企业大撤离，仅中国企业就有50个大型在建项目在这次战争中蒙受重大损失，涉及合同金额达188亿美元。需要说明的，这类损失虽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险补偿，但补偿主要是针对直接损失，而其他间接损失往往忽略不计。
第三个层面：转移风险。即东道国政府通过外汇管制等措施，使跨国投资企业无法将其所得利润、资产等汇回本国或转移到其他国家。如拉美国家在1980年代债务危机中宣布冻结一定时期的对外汇款行为。此外，东道国还可以采取大幅度调整汇率的办法，人为地使本币非正常贬值，达到减少外国投资者正当利益的目的。这种汇价波动不同于因国际收支不平衡导致的汇率风险，而是旨在剥夺投资者的利益，限制资本外流，因而是一种政治风险。
第四个层面：政治力量阻抗风险。这种风险更多地发生在跨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购并过程之中。如中铝注资力拓遭到澳大利亚财政部和商务部等政治势力的阻挠而失败；中海油收购美国优尼科石油公司，因美国国会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而失败；五矿收购诺兰达由于加拿大政府的反对而未能成功；华为收购马可尼遭遇英国保守势力的阻击而失败。由于购并行为还处于最终谈判或刚刚草拟协议阶段，双方并没有实质性的资产账目来往，因此，这种政治风险不会对投资企业造成深度损失，但会加大企业的交易成本和使交易成本白白发生。
国际企业的应对策略
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各国企业对外投资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但政治风险却是诸类风险中对企业影响更为直接、杀伤力最大的风险，因此国际企业在严阵以待的前提下，还必须学会对政治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
首先，应当对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进行充分的调查和分析。重点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尽可能选择与母国政府签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开办企业；二是当地政治形势比较稳定，不会因政局不稳或政权更迭造成对企业财产和人身安全的威胁；三是当地涉外投资法规健全，对企业投资确有法律保障；四是当地外汇管制比较宽松，投资方所得利润及其他合法收益可以自由汇出等。
其次，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在掌握以上政治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跨国投资企业应注重对东道国政治风险进行评估。评估的方法主要有规范评价和实证评价两种。规范评价以一定的标准在情报源中寻找风险因素，作出主观的价值判断。如政治风险指数评价法，该方法动态考量不同国家经营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5年后和10年后的情况，它先选定一套能够灵活加权的关键因素,再由专长于政治科学而不是商务的常设专家组对评估国家多项因素以国际企业的角度评分,汇总各因素的评分即得该国政治风险指数。实证评价是指根据情报资源按一定体系分类，作出客观的状态描述。如某国发生政变的频率、宗教冲突的激烈程度、领导人的政治性格等。这种方法比较客观，可以避免分析者主观意识的介入。
再次，积极实施“本土化”策略。国际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积极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不仅有利于尽快熟悉和适应当地投资环境，充分利用和享受东道国推行的外资优惠政策，而且有利于获得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减少或避免来自企业外部的投资与经营风险。在实践中，本土化战略的内涵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包括人才本土化、营销本土化、研发本土化、原料和生产本土化等。企业的“本土化”要注意遵循东道国的法律规范和风俗习惯，尽可能地雇佣当地专业人才参与企业管理；要在当地搭建企业原料供应链条和营销网络，开发适应当地需求的特色产品；要主动与当地政府、行业协会和民间工会组织进行沟通，构建和完善本土化的公共关系。
第四，参与海外投资保险。作为分散或者转移跨国企业投资风险的保险制度目前被各国政府推崇，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设立了旨在保护本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安全的保险机构。在美国,承担投资保险和担保的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英国有出口信贷保险部（ECGD），日本有通商产业省的海外投资保险办，中国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此外，一些私人保险机构，如英国劳埃德保险集团、美国的北美保险公司和纽约保险交易所也涉足海外投资保险业务。
第五、签署投资协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企业可以在一开始即与合伙人在投资协定中规定双方地位有秩序变化的程序。如安第斯集团国家的投资协定用粗略的方式考虑了投资者和东道国之间可能变化的关系，要求在规定年限内有计划地减少外国人的所有权。这种投资协定有利于企业事先对政治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