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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克里奇利和他的各种乱想_西蒙

时间:2019-01-21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或许哲学家始终都是忧郁的生物。所以,你只应在要解决纷争的时候召唤他们,玩的时候让他们滚蛋。”   著名哲学家、伦理学教授西蒙?克里奇利(SimonCritchley)很有明星范儿,样子酷酷的活像一个大龄摇滚男青年。克里奇利1960年出生于英格兰东部的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当时他的出生地比他更有名,现在可能一样有名了。赫特福德郡是奥斯卡?王尔德的戏剧《不可儿戏》的发生地;简?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也主要设置在这个地方。至于乔治?奥威尔曾于1936到1940年之间住在这里,那本文艺青年们熟知的《动物农场》就是取材自这里的沃林顿村庄园农场和大谷仓。此外你在赫特福德郡还可以找到著名的霍华德庄园的原型,E.M.福斯特有一句话说“England at its quietest”(英格兰于此最安静)。不知是否这安静严重滋养了童年少年时代的西蒙?克里奇利,使他亲近沉思、选择哲学;多年以后,他的每一本严肃的学术出版物中,都带着闲来无事胡思乱想的意思。
  克里奇利最早出版于1992年的《解构主义的道德观(The Ethics of Deconstruction)》,试图说明伦理学的动力事实上一直驱策着德里达的研究。《很少,几乎没有(very little,almostnothing)》,兴趣转向哲学与文学以及虚无主义的关系。两年以后整理论文出版《伦理、政治与主观(Ethics-Politics―Subjectivity)》。国内读者较早看到的可能是2001年牛津出版社出的《欧陆哲学(continental Philosophy:A Very ShortIntroduction》),里面对他所学习和研究的欧陆哲学进行了介绍和梳理。以后引起中国读者更多兴趣的,可能是《你好,幽默(On Humor)》,他开始哲学性地研究幽默。一年以后的《不过如此(Things MerelyAre)》,就开始冥想哲学与诗歌的关系。他花四年时间梳理自己的哲学立场,之后出了《无限要求(Infinitely Demanding)》,哲学延伸到美学和政治理论以及实践。2008年出版研究海德格尔的专著;可能是海德格尔对时间的思考太有启发性,以至于在他刺激之下克里奇利顺便考察了一下人类历史上190位哲学家千奇百怪的死法,结集为《哲学家之死(TheBook of Dead Philosophers)》,成为他的作品中最有异趣的一本。此后两三本多是他的访谈集或论文集,直到2012年2月,他的另一本新书《无信仰者的信仰(The Faith of the Faithless)》付梓,克里奇利再度分析哲学、政治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这本书立即就上了各大媒体的哲学类图书荐读榜单最显眼的位置。
  乱想之一:哲学家就是蠢货
  一切学哲学的人都要先回苏格拉底的时代去拜山头。克里奇利曾引述那个时代的小故事来说明哲学家是什么。说是聪明的色雷斯女仆嘲笑当时所谓的哲学家泰勒斯,后者由于太迫切地想知道天上发生了什么,完全没有留意脚下的路,最终掉到了井里。在女仆眼里,该哲学家是一个十足的蠢货。(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后世用常言来规劝那些层出不穷的蠢货时,才务必要同时强调看星星时脚下的路也很重要:目向星辰,脚下有路。)不过苏格拉底听到女仆的评语以后接着说,这种嘲笑适用于所有搞哲学的人。有一段很有意思的问答,也能部分地说明哲学家的本质。人问“我们难道不是闲着吗”,苏格拉底回答说“我们好像闲着”。
  哲学家都是一个笑柄、一个心不在焉的小丑、众多玩笑嘲弄的对象,他们以悠闲从容相互致敬,他们不诉讼,不制定政策,不搞抵押贷款,因此避免受到“扭曲和妨碍”。掉井里那位,也没有白掉。泰勒斯后来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认为水是世界本原。由于掉井掉得够早,他在唯物主义哲学史上永远坐着一把耀眼的交椅。所以克里奇利说,可能笑到最后的也是哲学家。你看,哲学家连自我安慰起来都这么拉风。
  乱想之二:幽默就是非人
  克里奇利对幽默的解释挺有颠覆性。克里奇利认为幽默是“人与非人”的诡吊结合。许多幽默都有将人动物化的表现形式,如漫画。动物界里,鹦鹉是出演最多喜剧的代表;它之所以成为喜剧之王,正是因为它有模仿人说话的能力,是人与非人的矛盾混合物。
  另一方面,克里奇利也发现幽默的身体性。低俗、涉及身体或排泄的,常有喜剧效果。这是对柏拉图以降强调精神性的反叛。身体扭曲或变形放大,如小人国或巨人国的故事,都是荒谬喜剧的早期形式。故而幽默的本质可能在于发现或承认自我的荒谬,进而使主体变成低贱的客体。用哲学家的话说:
  “非我才是自我的关键。”
  乱想之三:哲学家是怎么死的?
  死终究是个悲剧,当然伟大或重要人物的死,就更悲了。但是把他们的死放一起说,就不是那么悲。这是一加一不能等于二的另一个铁证。
  古希腊时代的第欧根尼是在木桶里憋气自己憋死的。英国的培根则是大雪天跑到户外去扒雪用来冻鸡验证冷冻原理时患上肺病死的。他的死,不是为了那年冬天那只鸡,乃是为自己的经验主义哲学。法国启蒙年代的自然哲学家卢梭在街头被一条壮实的大丹犬撞伤继而死去。尼采的精神崩溃是他于1865年读书时在科隆一家妓院感染的梅毒造成;他的梅毒发病过程非常典型,唯一的特殊之处就是从发病到死亡,持续了11年之久。福柯1984年死于艾滋,死时一边研究古希腊著作,一边写他的《性史》,可谓经典的哲学家之死。德里达2004年因癌症死亡,死前,这位一生追寻智慧的人说,“我根本无法掌握面对死亡的智慧”。
  他的新书和老风格
  承前所述,克里奇利以哲学为圆心的学术漫游现在走到了政治与宗教。借新书《无信仰者的信仰》,他再次重申宗教可以影响甚至严重改变政治生态。在政治游戏中,齐泽克一度倡导一种“神圣暴力”:退后一步等着形势自行崩溃。西蒙?克里奇利对这种隔岸观火相当不以为然,他的研究支持另外一种选择:动用一切有必要的暴力方式来反抗滥用权力的政府。
  虽然倾向暴力革命,在日常生活中,据称克里奇利是一位温和绅士,最重视日常的微笑,认为这是伦理上最合理的日常姿态。不过作为一个写作者,温和或刻板也许不是优点。读者在阅读他的时候会找到大量精彩案例或语句,令人遗憾的是做出那些事和说出那些话的,都是别的哲学家。所以某位刻薄的纽约评论家曾经说:“可怜的克里奇利,他的快乐似乎都来自被他征引的伟大文本,而非自身的思考。或许哲学家始终都是忧郁的生物。所以,你只应在要解决纷争的时候召唤他们,玩的时候让他们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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