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生态翻译学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综合整体性研究，该理论提出“以译者为中心”及翻译过程中“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三维转换。本文以林语堂的英译《石钟山记》为例，从生态翻译学角度研究林语堂古文翻译，并凸显生态翻译学理论对译者提出的高要求及读者反馈的重要性。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古文翻译林语堂
一、引言
2006年，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提出“生态翻译学”。该理论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理论范式：“着眼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读。”（刘爱华，2010）。古文英译是跨越时空的文化交际活动，而理想的译文应能高质量地长存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目的语文化系统，因此将生态翻译学应用于古文英译研究，有助于译者在翻译适应论指导下确定翻译策略，使译文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从而实现生存、生效。
二、生态翻译学概要
生态翻译学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理论基础，将“生态环境”“适应/选择”“适者生存”“汰弱留强”“共生互动”等一系列生态术语和概念引入翻译研究，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刘爱华，2010）。翻译过程是译者适应与译者选择交替进行的循环过程。明确以“译者为中心”，对于译者而言，既要适应，又要选择；适应中有选择，即适应性选择；选择中有适应，即选择性适应。（胡庚申，2010）
生态翻译学把翻译过程分为两个阶段，首先以原文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者，然后以译者为典型要件的“翻译生态环境”选择译文。第二个阶段里的译者发生了变化，此时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泛指的“译者”，而是一个“接受了”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或曰“适应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制约的、特定的“译者”，因此，这时的译者已经能够体现、以至代表“翻译生态环境”来实施对译文的选择了。（胡庚申，2008）
生态翻译学提出“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三维”主要发生在翻译操作层面上，“语言维”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文化维”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交际维”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胡庚申，2008）
三、《石钟山记》英译本分析
原作《石钟山记》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篇考察游记，写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夏季，苏轼送长子苏迈赴任汝州的旅途中。短文通过记叙作者探究石钟山得名的由来，说明认识真相必须“目见耳闻”，不可主观臆断，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
在当今中外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下，我们更强调的是翻译应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作出应有的贡献（王宁，2011）。中国的悠久历史及传统文化对西方读者颇具吸引力，《石钟山记》是苏轼的代表作之一，目的语读者期待这一中国名作的译介。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翻译活动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从上海到纽约，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美国五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以非凡的文学和语言造诣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赢得世界文坛的尊重，并出版了一系列介绍中国、宣扬中国文化的译著和著作，如《浮生六记》《古文小品译英》《道德经》《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等。“林先生的作品虽未必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全貌，但其透过文学作品而沟通东西文化、促进国际了解的影响与贡献，确乎是伟大的，甚至可以说求之当世，惟此一人。”（林太乙）这位名满天下的“幽默大师”，能以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文化，熟知西方人的口味，知道应该选择怎样的方式介绍给西方读者。因此，翻译家林语堂独特的人生经历、卓越的翻译才华与个人魅力促使“翻译生态环境”正确选择了他这位中国文化传播使者。
通过对比分析《石钟山记》原文和译文，可见生态翻译学理论能够较全面地解释林语堂翻译思想和翻译策略，下文将分别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进行具体分析。
（一）语言维
1.字词
林语堂将题目《石钟山记》直译为“The Stone Bell Mountain”，而非当作景点进行音译。一方面可以引发西方读者阅读兴趣，思考“石”“钟”“山”三者之间的关系，具有语用效果，另一方面也与文中具体要探讨的问题有关，即为什么山会发出石钟声，可见此处直译的翻译策略能够让译文既适应原文又适应译语读者。
“森然欲搏人”林语堂舍去原文的生动表达，并未按字直译，而是将之简译为“in frightening postures”，足以清晰明了地描述了夜间山石的凶猛奇异之势，同时也表达了当时阴森恐怖的气氛，信息得以完全传递且译文完成了适应译语的语言形式适应性转换。
2.句式
“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意为“凡事不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却根据主观猜测去推断它的有或没有，可以吗”，林译为“One is often inclined to doubt ancient records until one personally sees these things.”译者化疑问为肯定，加强气势，适应译语，提出了人们了解事物真相时所应该持有的态度，这也是全文主旨所在。
“……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一句，林译为“But I had my doubts, for there are certainly rocks which make a ringing sound when struck, but these were said to make sounds like bells”，译者采取合译的翻译策略，改变句子结构增强语气，并添加关联词使得句式紧凑逻辑性加强，更适应译语，也易于目的语读者理解。
3.修辞
“大石侧立千尺”一句，林译为“The river here was flanked by a high cliff almost a thousand feet high.”紧接着，又在脚注中说明“actually about 500～600 feet”。林译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中国古代的长度单位“尺”先转换为现代西方读者熟悉的“feet”（英尺），虽然长度上不对等，但原文中也是采用夸张的修辞手法，译文中予以保留，又通过脚注让读者了解到大石的实际高度，消除了阅读理解障碍。林译不仅做到了“忠实”，而且成功地实现了“语言维”中的修辞和“文化维”的转换，适应了译语与读者。
石钟山的声音是引发人们探索的缘由，故而是全文的重点。原文中对石钟山声音有细致生动的描写，如“声如洪钟”“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焉”“噌?如钟鼓不绝”“?坎镗?”“铿然”“磔磔”等。译文中，林语堂也采用了许多象声词，意在保留原文中的“音响效果”，如“clanging”“ringing”“dull thuds”“coughing and chortling”“booming and whining”“roaring，surging”“swish-swashed”等等。这些“ing”形式的词语增强了现场感和气势，引人入胜，同时少量头韵修辞手法的运用，也增添了文章的文学色彩，对应原文又适应译语。
（二）文化维
“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一句中，“唐李渤”音译为“the Tang Period Li Po”，因担心读者将之与闻名海外的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混淆，林语堂特意在括号中注明（not the poet），适应原文又适应读者。“元丰七年六月丁丑”一句，林语堂直接译为“in June，1084”。“元丰”为宋神宗赵顼的一个年号，“丁丑”也是中国传统天干地支纪年，西方读者对之了解甚少，林语堂充分考虑中外文化差异，这种归化的转换译法，充分体现了“文化维”转换，适应了读者。
“噌?者，周景王之无射也；?坎镗?者，魏庄子之歌钟也。”林语堂翻译此句时，加注为“Su Tugpo could repeat phrases and whole passages from history books.”不仅说明此句中“周景王之无射也，魏庄子之歌钟也”出于史书，补充背景知识，注重文化内涵的传递与阐释，又突出了作者苏东坡的超人才艺，加深目的语读者对这位中国古代伟大文学家的理解。
（三）交际维
林语堂在译文前补充了对《石钟山记》原作作者苏东坡的简要介绍，一方面可加强目的语读者对原文作者的理解，另一方面激发了读者对一位“中国文学史上最受欢迎的文学家”作品的浓厚兴趣。
译文最后，林语堂又增加了对石钟山发出声音的评论，虽然此文揭示石钟山发出声音的真正原因，减少了其神奇色彩，但这也是本文哲理所在，即认识真相必须“目见耳闻”，不可主观臆断。其后还附有1606年另一位学者的实地勘察，更加全面地描述了石钟山发声如洪的奥妙。从“交际维”方面看，译者很好地实现了作者的交际意图，成功向读者传达了文章内容及所蕴含的深刻哲理。
原文共三段，而林语堂则按照深夜勘探石钟山前后的时间顺序及文章的写作目的，将译文分为四段，其中将原文作者对儿子（苏轼对苏迈谈话）的交谈及短文中不同人探寻真相的特点描述合为单独一段。这样的翻译方法不仅突出了文章主旨，而且符合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实现了“交际维”转换。
至今，苏东坡的《石钟山记》仍处于文学系统中心地位，经久不衰，闻名中外，苏东坡也为西方读者所熟知，在外国文学系统中占据一席之地。翻译的成功在于翻译生态环境选择了林语堂这样一位杰出且对西方读者颇具吸引力的作家与译者介绍中国文化，也在于译者选择了正确的翻译策略，使译作得以适应翻译生态系统。
生态翻译学认为，译品是译者价值的体现；译者的“生存”质量或“生存”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生产的译品（胡庚申，2008）。二者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共同遵循“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林语堂的多部译著近年来也多次再版，转译广受读者好评且被海内外学者广泛用于学术研究。正是得益于林语堂的译作，西方读者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和了解。原作以译作的形式适应环境，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生存且长存。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输出，更多的中国元素为西方读者所接受，西方文化系统中中国翻译文学的地位也不断得以提高，译者的翻译策略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四、理论深思
生态翻译学强调的“译有所为”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翻译出来的东西可以做事情（侧重客观效果）。二是，运用翻译可以做事情（侧重主观能动）。实际上，笔者认为，生态翻译学理论赋予了译者无上权力的同时，也对译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译者的解放是有限度的，译者的能力和水平主要体现在对这个限度的把握上（杨自俭，2004）。译者成为整个翻译过程的中心，负责翻译过程的始终，除了极其精湛的双语双文化能力，译者的生活经历、翻译水平及翻译标准都在其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名优秀的译者，要明确翻译目的，在不断变化的翻译生态环境中提高自己的翻译素养，成为“译者群落”中的佼佼者，使译作具有创新力，长存于目的语翻译系统、巩固译者地位，且促进原作、原语文化系统和目的语文化系统的长期发展。
根据生态翻译学理论，判断一部译作成功与否在于其在翻译生态系统中的适应程度。而适应，归根结底在于市场，即读者的接受程度。译作是为目的语读者而创作，对于一部译作，读者的理解千差万别。翻译生态系统时刻更新并非一成不变，具有多样性并非单一性。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读者群，译者应对此“生态环境”有清晰的认识，从而在翻译过程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以满足不同的读者期待，使自己和译作适应不同的“亚生态环境”。因此在“以译者为中心”的同时，生态翻译理论也应该结合目的论，尽可能充分考虑读者的不同期待水平和审美经验。毕竟，最终检验译作甚至译者的标准在于读者。
五、结语
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角度研究翻译本质和翻译过程，开拓了翻译研究视野。译者应不断提高自身翻译素养，在选择性适应的同时作出适应性选择，使得译作在翻译生态系统中不断适应，永留长存。本文从生态翻译学角度解读林语堂古文英译，目的是使读者加深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翻译作品及生态翻译学的理解，并为将生态翻译学运用于古文英译研究，使中国文化生存且长存于目的语系统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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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自俭.翻译适应选择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魏红 高巍天津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300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