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是儒家思想的奠基人，被世界尊为人类历史上“四大圣哲”之一。他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具有跨时代进步意义的“仁政”学说、富民主张、教育思想等，同时在军事方面的论说也深刻、独到，倡导治军用兵的“礼治观”“民本观”“战争观”“武艺观”和“大一统观”，时至今天也不过时，值得我们去研究借鉴。
“礼治观”。孔子认为礼治是治国之根本，强调“以德为政”。他在鲁国担任司寇(管司法方面的首长)时说：“对人民用礼义来约束，人民就会有廉耻，又肯往好处走的。”孔子同样认为礼治是治军用兵的原则和根本，不懂得礼治，也不可能管好军事，在他看来，“礼”先于军事。当年游学到卫国时，不把他看在眼里的卫灵公曾向他请教有关作战布阵的方法，他回答说：“要是问我礼仪方面的事，我是学过的；打仗么，我可不懂。”在“礼”与“勇”的关系上，他认为即使是有勇武精神，也应该受礼义统率。“有勇无礼”之人是受到厌恶的，君子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作乱；小人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偷盗。当然，“礼”在军事上的指导是从战略层面来讲的，而非战术上的；并且，不仅对内要求“礼”，对外也要“礼”当其冲。孔子在一次陪同鲁定公赴齐鲁夹谷之会前建议：“外交场合必须有军事准备，战争场合也必须有外交配合，文武是交互为用的。”会见时，孔子及时识出齐国的阴谋后，有礼节地上前提出交涉：“两国国君庄严会见，野蛮的歌舞为何出现在这里?请问齐国管事的，该怎么办?”由于外交有礼，加之鲁国事先准备了武力，最终让军事上占优势的齐国阴谋未能得逞，鲁国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
“民本观”。孔子坚持“民信”是国家之根本，军事武力的使用首先要考虑民众利益。一次子贡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理政事，他说：“使粮食充足，使军备充足，让百姓对政府产生信任就行了。”接着子贡询问：“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该先去掉哪一项?”孔子的回答首先是军事，其次是粮食，最后是百姓，百姓若不依赖政府，国家就无法存在了。这一方面体现了孔子民富兵强的思想，另一方面体现了强大的经济与国防实力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两者不可偏废。孔子希望境内人民生活安定，远方的人愿意往这里投奔，他在归鲁后警告季康子：“在内部动干戈，忧患倒不在外而是在内。”并对帮助季康子剥削百姓的冉求感到愤慨，他说：“冉求不再是我的弟子了!大家敲起鼓来，一齐去攻击他吧!”此外，孔子认为不能随心所欲地役使人民，需要首先对人民文武“教之”，他说：“行善的人教导百姓七年之久，就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保家卫国了。”“如果不先对百姓进行作战训练就让其参战，只能说是抛弃他们。”这充分体现了孔子爱民、重民的慎战思想，也体现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战备意识。
“战争观”。孔子在军事作战问题上有着明确的立场，战争是为了自卫还是侵略，是他支持和反对作战的标准。凡保家卫国、反对侵略的战争，就是正义的，是应该支持的。比如鲁哀公八年，吴国的兵攻打鲁国，孔子弟子有若参加战役并坚决抵抗，吴国的兵才退去。后来，齐军侵入鲁国，鲁国的三家贵族都不肯抵抗，经过孔子弟子冉有的劝说，他们才出兵，结果是只有冉有统率的季家这一支兵打了胜仗。季康子问冉有：“你的军事才能，是学来的呢还是生来就有的?”冉有回答说：“是从孔子那里学的。”可以说，冉有坚决抗击外来入侵的思想和行为，反映了孔子的主张。与此同时，凡是以侵略他国或使国家分崩离析为目的的战争，就是非正义的，应该要反对。国家的强大，并非依靠用兵之计。鲁国的季氏曾想要攻打颛臾，冉有、子路都在季家做事，便去告诉孔子季氏准备对颛臾用兵了。孔子说：“颛臾领地在鲁国境内，这个小国向来是鲁国的附庸藩属，为什么要攻打它呢?”在冉有的再三辩解后，孔子说：“看到危险而不去保护，快要摔倒而不去扶持，那还用辅助的人干什么呢?”他形象地运用老虎、野牛逃出栅栏，龟甲、玉器在匣子里毁坏的比喻，告诫两弟子要劝阻季氏对颛臾的非正义用兵。
“武艺观”。孔子反对外来侵略与社会内乱，希望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为国家、人民的安定而奉献的责任。在发动人民投入战争前，执政者要事先对民众进行军事教育，提倡教民“即戎”，反对“不教民战”，通过学习和训练，让民众掌握“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这里的射(射箭)、御(驾车)就是兼具强身修德和武艺作战功能的科目，鲜明地体现了“德技兼备”的教育原则，这种思想理念促进了武“艺”与文“化”的结合，奠定了中华武艺的外练武技、内修武德的“内外双修”军事、体育教育传统，也成为选拔、任用军事人才的标准。同时，孔子提倡“志”，也就是志气、节操。孔子说：“强大的军队也有可能被敌打败而失去主帅，但一个平凡人坚定的意志绝不能被改变。”他赞扬不得志的伯夷和叔齐：“不降低自己的意志，不辱没自己的身份。”他主张“有志与行仁之人，不会为了活命而背弃理想、损害仁德，却肯牺牲生命来成全人生理想”。习武之人应当在国家遭受侵害和分裂的危难时刻，不惜用生命换取安宁。
“大一统观”。孔子没有使用过“大一统”的概念，但有着丰富的大一统思想，他把建立“四海之内皆兄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大一统国家当做自己的志向。坚持国家统一，抨击破坏国家统一的言行。季孙氏在“三分公室”后，掌握了鲁国的实权，搞了很多僭越活动，如庭前举行天子专享的八佾之舞、祭祀泰山等，孔子要求弟子冉有前去阻止。在对历史人物管仲的评价上，孔子说：“齐桓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这就是管仲的功劳，管仲是个仁者。”“管仲帮助齐桓公，使他成为诸侯的领袖，匡正了天下，到现在百姓还享受着他的恩惠。”从中可以看出，孔子赞成管仲“不以兵车”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体现了他和平会盟的思想。孔子为了实行他那一套要求统一的主张，也绝不放弃运用军事手段。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时，对鲁定公说：“按道理，大臣不该私有军队，大夫不能有五里地大小的城。”于是派子路到季氏家去当主管，目的是有步骤地把叔孙氏、季孙氏、孟孙氏三家贵族盘踞的城堡拆除。尽管最后出兵仍没有拆除孟孙氏的城邑，但削弱了贵族势力，有助于维护鲁国的统一。另外，他在回到卫国时曾告诉卫灵公，“应该讨伐匡城蒲乡的公孙戌”，因为“那地方的男人现在宁愿死，也不愿跟着公孙戌胡闹；那地方的妇女也肯出死力保卫自己的家乡，而不愿意受公孙戌的压迫”。体现了孔子为了国家统一不放弃武力的主张。
总之，孔子以上关于为政用兵、治军方面的论说，在今天看来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进步的一面是主要的，它既对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作出了贡献，也对实现富国强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及世界人类和平共处的目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现实作用。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