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曾氏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实现了三大通融：一是儒学与诸子百家的通融；二是理学与经世致用的通融；三是宋学与汉学的通融。 关键词：曾国藩 理学 经世致用 宋学 汉学 通融
曾国藩是诗文大家，以其留下一千五百多万字的秦稿、案牍、诗文、书信、日记等编辑而成的《曾文正公全集》为证，其中诗歌三百二十多首，文章一百四十多篇。根深才能叶茂，曾国藩由应制时文的俗学而到古文史学，由古文史学而到理学，由理学而小学，曾氏诗文深深植根于深厚的中国传统历史文化。
一、由应制时文的俗学而到古文史学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真正订立耕读家规的是其祖父曾玉屏。自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往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之久，曾家连秀才也没有出一个，用旧时的话叫“寒门冷籍”，用现在流行的话叫“草根”。曾玉屏的父亲克勤克俭，积下一点资产，买了一些田地，家道渐渐好转，和大多数人一样，“仓廪实而知礼节”，曾家刚过了温饱，便将子弟送进私塾，希望能通过“十年寒窗而登天子之堂”。无奈曾玉屏年轻时游惰不事产业，对读书也没有多大兴趣，既没有严师督导，家族中也没有成功的读书人作为他的榜样，经常骑着马跑到湘潭同一些纨绔子弟鬼混，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据曾国藩为其祖父母写的碑文《大界墓表》记载：“府君（曾氏祖父）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垅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孙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①从上面的文字可以看出，曾国藩的祖父制订了曾家耕读家风，而且曾玉屏不惜重资，为曾国藩的父亲延请名师，只叹曾麟书要么天资平常，要么考运不济，为一个秀才，前后考了十七次，直到四十三岁那年，只比曾国藩早一年考上秀才。曾麟书有自知之明，没有一条路走到黑，自知才短，没有再参加应试而是安心做私塾先生，教导子弟读书。
曾国藩自五岁时开始读书识字，六岁时祖父为他设了一所家塾，聘请陈雁门老先生教其读《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增广贤文》等，这是曾氏的启蒙教育。由于曾国藩的父亲科举考试屡考屡败，为了养家糊口，在曾国藩七岁时，其父曾麟书便在家里办了一所私塾，曾国藩便在父亲身边读书，学习《周礼》《仪礼》及《史记》《昭明文选》等，这一读便是七年。十四岁那年，曾国藩和父亲一起赴长沙应童子试，结果父子双方落第，曾麟书不想让儿子走自己的老路，和父亲商量决定送曾国藩出外求学。
从十四岁起，曾国藩先后求学于衡阳汪觉阉的唐氏家塾、涟滨书院、岳麓书院。书院生活是曾国藩一生学问与事业的起点，书院的教学过程，一般可分学、问、思、辨、行五个步骤，行在最后，却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教学的最终目的。所以涟滨书院刘元堂山长强调“力行”既是读书目的，又是检验读书是否有“真见”的标志。刘山长勉励曾国藩一批青年学士“学贵力行”。曾国藩一生重实践的务实学风与此有着必然联系。
岳麓书院在宋代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历代山长都是饱学之士，张 、朱熹曾讲学于此。张 任岳麓书院山长期间，为岳麓书院制订了办学宗旨，张 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指出：“岂特使子群君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造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②在科举兴盛时代，宣称办学的宗旨不是为了科举利禄，也不仅是言语文辞之工，而是为了培养传道济民人才，这是何等的远见和胆识！纵观曾氏一生，出将入相，官居一品，反复教导子弟要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不要受科举所累，不要汲汲于功名，恐怕也与岳麓书院的教育有关；曾氏一生以卫道者自居，以书生犯难，剿灭“洪杨之乱”，兴办洋务，正是岳麓书院“传道济民”办学宗旨的最好诠释。如果说良好的教育让曾氏一生受用的话，那么科举的成功则是立竿见影。曾国藩自涟滨书院肄业第二年（1833）科试，考取秀才，入县学；1834年曾国藩从岳麓书院肄业，同年，中式第三十六名举人；1835年、1836年曾国藩两次进京会试，虽然并未得中,但京都之行，眼界大开，尤其是在京城的长沙会馆，曾氏住了一年多，除了继续研读经史，苦修应试时文之外，曾国藩对唐宋诗歌和古文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韩愈的古文和诗歌，曾氏一生爱不释手,推崇备至，在家书和日记中反复提及，曾氏的古文受韩愈的古文影响颇深。
两次会试的失败，并没有挫伤曾氏气吞云梦之气和廓清宇宙之志，颇有杜甫当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自负，因为曾氏此时尚不足二十六岁，远大的前程正等着他。旋即曾氏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借此机会实现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宏愿。路过金陵时，在书肆曾氏见到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后便爱不释手，魂不守舍。他用借来的一百两银子，并当掉了随身一件皮袍，才买下了这套令他魂牵梦萦的《二十三史》，足见曾氏年轻时的决断和志趣的高雅，因为一百两银子在当时的农家相当于大半个家产。
回家后，其父对他说：“你借钱买书我不怕，可以尽力想法替你偿还，你但能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字字千斤，曾国藩自此闭门不出，发愤苦读，限定进度，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不孝。”③从此养成了每日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史记》《汉书》史家之绝唱,古文之楷模，是曾氏一生之至爱，治乱兴衰，了然于胸，经邦济世，得心应手。京师之行，开启了曾氏学术之门和文学创作之路，正如曾氏所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④
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再一次进京会试，中式三十八名进士，经过复试、殿试、朝考，曾国藩一路凯歌高奏，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置身词林，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京官生涯，经过名师指点、学友切磋、自身的苦学，奠定了自己一生学问的基础，这也是曾国藩诗文形成的根基之一。
二、理学与经世致用的通融
曾国藩在京城的读书生涯，经历了由盲目到自觉进而自成一家，并在读书过程中认清中国文化的正宗，终成一代之通儒。刚到京师之时，曾氏意气风发，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自勉，但这时曾氏虽读书精神可嘉,但在读书、治学方向和内容上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当曾国藩功成名就，追忆自己当年刚到京城治古文辞的经历时说：“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诗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读之,其他六代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⑤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此时的曾国藩由以前整日忙于科举，做八股试帖，以猎取功名为目的向真正的文学迈进，并对古文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初步触摸到做文章的诀窍，并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源与流的思考。但此时的曾国藩仍以自学为主，并没有名师益友的指导与砥砺，随着和京师名流学者的交往，曾国藩引以自豪的古文领域，当时的梅曾亮、何绍基已经远远地走在他的前面。梅曾亮是姚鼐四大弟子之一，以古文见长，何绍基文章书法已自成一家。当时曾氏的感受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游接，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吾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思多读书，以为异日若辈不足相伯仲。”⑥天性不服输的曾国藩决定进一步刻苦攻读以期将来一决高低。但读什么书，怎样读，曾氏当时心中没底。于是他便买来一套宋代理学家的《朱子全集》来阅读。在阅读过程中，曾氏还是难以入门，于是他像小学生一样，求教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虚心向他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唐镜海告诉曾国藩：
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据，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效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诚能用力于义理之学。彼小技，亦非所难。⑦
唐鉴这一番话使曾国藩茅塞顿开，使他的学问之途再上新台阶，也是曾氏一生中思想上的一次重大转变。曾氏由钻研八股文，到京城后探索古文和诗词方法，这时明白了义理之学为治学之根本,不光经济之学包含于义理之中，诗、文、词、曲也包含于义理之中。尤其是“经济之学”对曾国藩一生影响巨大，当时的“经济之学”是经世济用之学的简称，又称经世致用之学，包括政治、经济、天文、地理等各方面的知识。我们可以从曾国藩致诸弟的信中略知一二：
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文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泊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司马迁韩愈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⑧
从这封家书可以看出曾国藩从唐鉴那里找到了治学的门径，那就是道光咸丰年间高居届堂之高的以程朱理学为宗的“宋学”，尤其是曾氏汲取理学之中的经世思想，作为拯救江河日下满清王朝的“良方”。曾氏对这段经历感触颇深,并对其一生功业文章影响巨大，我们可以从他给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证：
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规。⑨
三、“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实现了汉宋通融
曾国藩所处时代是以考据为特征的“汉学”衰微，“宋学”正盛，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的信中也提到自己于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但是一个偶然机会使曾国藩步入文字训诂之学。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曾国藩得到朝廷恩准，去城南报国寺养病，他在此之前由于钻研理学和研读古文，身体很差，这次去养病带了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一部，随手翻检，借以打发时光，没想到精通考据，名震学界的古文经学高人刘传莹也在此养病，曾国藩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向刘传莹请教文字训诂之学，懂得了考据学，弥补了学识上的欠缺,也改变了他对考据学的偏见。我们可以从他致一生知己、著名古文家刘蓉的信窥其心迹：“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⑩曾国藩对汉学和宋学是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表现他不同流俗的眼光，更体现了他对中国学术的深切体认。曾国藩对这段求学经历颇为珍视，当刘传莹不幸英年早逝，曾国藩亲自为其作传，在这篇传记中对汉宋优劣说得更为明确：“自乾隆中叶以来，世有所谓汉学云者，起自一二博闻之士，稽核名物，颇拾先贤之遗而补其阙。久之风气日弊，学者渐以非毁宋儒为能，至取孔孟书中心性仁义之字，一切变更旧训，以与诸子相攻难。附和着既不一察，而矫之者恶其恣肆，因并藐其稽核之长，而授人以诟病之柄。”{11}不仅如此，曾国藩甚至将训诂之学列为治家为学的八本之首：“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做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身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12}曾国藩向刘传莹请教文字训诂之学，懂得了考据学，补强了自己的短板，开拓了治学的疆域，从此在学术上走向了全面发展的道路，也使曾国藩超越时人，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实现了汉宋通融。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由应制时文的俗学而到古文史学，由古文史学而理学，由理学而小学，曾氏都下过苦功夫，并在名师指点、学友的切磋之下而终成一代通博之大儒。
① 唐浩明选目：《曾国藩诗文精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
② 张 ：《张南轩先生文集》，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70页。
③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6页。
④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2页。
⑤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八月二十一日。
⑥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92页。
⑦ 曾国藩：《曾国藩全典?日记》，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页。
⑧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第一卷，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版，第91页。
⑨ 曾国藩：《曾文正公书札》第一卷。
⑩ 《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８页。
{11} 《汉阳刘君家传》，《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12页。
{12} 曾国藩：《曾国藩全典?家书》北京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页。
参考文献：
[1] 朱东安.曾国藩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2] 罗益群.曾国藩读书记[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