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国乡村文化建设之背景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受尽屈辱和磨难，曾经辉煌的东方文明古国已经是奄奄一息。率先觉醒的中国人苦苦地寻找摆脱亡国灭种危机、争取民族独立自强的种种良方。“洋务运动”的终结，宣告了仅仅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是行不通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惨败，又宣告了走西方“君主立宪”道路已被历史所淘汰。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帝制，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又出现了袁世凯和张勋的两度复辟，而且民族危机依然十分严峻。中国落后的病根何在?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剧烈冲突及其给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带来的巨大危机，不少仁人志士积极探寻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欲从根本上解决民族危亡的现实问题。他们大都得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自身存在严重问题”的基本结论。他们把民族的危机归结为文化的危机。著名学者贺麟认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生活上失掉了自主权，丧失了新生命，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危机。”张岱年认为：“从广义文化的视角来看，中国近代的民族危机根本上就是一种文化危机”。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等人都认为，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变革现实的惟一出路就是自觉地放弃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全面地接受西方的文化与科学。基于这样的认识，陈独秀、李大创等人开始了场深层次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批判，掀起了以“改造国民性”、以西方“民主与科学”取代传统旧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鲁迅更是把传统礼教文化比作是“吃人”的文化。胡适则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
二、民国“乡村建设”之文化诉求
既然大家在“中华民族的危机是文化的危机”这点上达成了共识，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设中国“新文化”的问题。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就是文化失调问题，解决文化失调的根本办法在于唤起中国文化固有的质，使“老根上发出新芽来”。“中国文化是以乡村为本，以乡村为重；所以中国文化的根就是乡村。”中国社会又是个乡村社会，那么复兴中国文化或创造中国的新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文化的根子上，落实在“乡村”这个落脚点上。也就是说，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必须从乡村入手，下大力气从事乡村建设。
到20世纪30年代，民族危机日重，中国农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文化衰败。大批有识之土挺身而出，走进乡村广泛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希望通过乡村建设，以复兴农村，进而振兴整个中国。他们注重乡村文化改造与教育卫生事业，希望为衰败的中国农村寻找出路。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参与“乡村建设运动”的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600多个，建立各种实验区1000多处。
米迪刚、米阶平兄弟为代表的“中华报派”主张“学成之土一律回乡”，也就是号召“知识分子下乡”，担任村长和小学校长，大力发展乡村教育事业。
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实现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的重建。他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可以起到为乡村“增耳目、鼓喉舌、添头脑”的特殊作用。他还认为，中国社会改造的主力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居民。只有知识分子下乡与乡村居民相结合，才能训练广大农民接受而且逐步养成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新习惯和新思维。乡村建设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经济一面，政治一面，教育或文化面。”乡村建设的目的就是要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即培养中国人的
种新的人生态度，实质上就是造就新的人格。其乡村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是进行全民教育、改革乡间礼俗、树立文明风尚。他们坚持把乡村学校作为整个乡村建设的中心，通过乡村学校进行宣传，引导风俗改良。
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派”，以民主科学精神为指导，以人的改造为核心，增进农民的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旨在培养现代国家所需的“新民”，发扬平民之伟力和人格平等精神，以立地方自治之基础。晏阳初认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愚、穷、弱、私”四病。“针对中国人的毛病和所含有的危机，便创造了‘四大教育’(‘文艺教育’以救‘愚’，‘生计教育’以救‘穷’，‘卫生教育’以救‘弱’，‘公民教育’以救‘私’。)和‘三大方法’(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家庭式教育)。
以陶行知为代表的“教育改进派”把乡村学校作为改造农村生活的中心。“职业教育派”代表黄炎培“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阎锡山的“村本政治派”，倡导“村本政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与文化。卢作孚在四川大力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乡村建设试验。新桂系在广西推行以“三自政策”、“四大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建设和国民基础教育，使广西成为了继山西之后的又一个“模范省”。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中国近百年史，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正因为如此，中国乡村不得不自救，不得不开展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的工作应从教育着手，“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才可以点滴的建设。”因此，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各派别尽管想法和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效各异，但他们以知识精英的身份深入乡村，把现代新知识和新文化带进乡村去，并与广大农民相结合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致力于建设乡村、富民强国的爱国热情和良好愿望是一致的。“要救国，必先新民；要改造社会，必先改造人；要改造人，必先改造其文化”的认识也是相同的。因此，他们“一般均由教育开其端”，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核心，在提高农民文化知识水平、养成合作精神和自治意识，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善医疗卫生条件，改良乡间礼俗，树立文明风尚等诸多方面所做的工作也是相同的，而这些工作无不包含着改造乡村文化的基本诉求。
三、民国乡村文化建设之启示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从开始就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称赞者有之，怀疑者有之，批判者亦之有。八十多年来，国人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都一直存在争论。从乡村建设运动开始时起就有人在批判，但那时的“批判”大多还只是属于种学术性质的探讨。为了增强批判的力度，有的人也亲自到实验区去调查和参观，但他们的调查和参观是戴着“显微镜”去找问题，戴着“放大镜”去做批判。当然也有极少数人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们“是美国面包喂养大的中国种的花旗狗”。这样的批判当然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最严厉的批判莫过于20世纪50年代，由学术批判上升到了人身攻击，晏阳初变成了“帝国主义走狗”。梁漱溟也因为说了“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的真话，便成了“野心家和伪君子”。他从事的“乡 村建设”，也成了“地主建设、乡村破坏和国家灭亡”。一些人借题发挥，对从事过乡村建设运动的人进行广泛的人身攻击，把他们“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历史却总是那么吊诡，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国人终于又认识到了乡村问题的重要性，国家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宏大计划。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原有政治定性和攻击谩骂又回归理性和学术，至今仍然是讨论的热点。到底如何评价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恐怕仍然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抛开政治性定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我们单从对当今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启示角度来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现实的借鉴价值。
一是在乡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上具有借鉴价值。近代中国是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经济占主导地位。不少仁人志士为了改造中国社会，提出过许多方案，甚至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如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运动、太平天国运动和辛亥革命等，但最终都失败了。历史已经证明，其失败的关键原因是这些运动的领导者没有真正认识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核心问题是农民问题。乡村建设运动者们把重点放在农村，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民问题，这种认识是比较正确的。毛泽东在1926年9月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出：“农民问题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1927年3月，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进一步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毛泽东的这观点表明，他对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刻的认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者们对乡村问题的认识与毛泽东有相同之处。他们认为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从乡村入手，进行乡村建设，优先解决乡村的问题。著名学者孙本文认为乡村建设派“值得称述”之处在于：“他们认定农村为我国社会的基本，欲从改进农村下手，以改进整个社会。此种立场，虽未必完全正确；但就我国目前状况言，农村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以上，农业为国民的主要职业；而农业不振，农村生活困苦，表现为整个社会进步的障碍。故改进农村，至少可为整个社会进步的张本”。1937年，梁漱溟就提出要集中力量解决农村的八个问题：一是治安问题；二是运输问题；三是农民负担问题；四是灾害问题；五是土地问题；六是农业金融问题(树立农业金融系统)；七是农业技术问题(推进科学技术)；八是农业经营问题(发展合作组织)。时至八十多年后的今日，这些问题仍然是我国“三农”问题中并未解决好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乡村问题依然还是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瓶颈问题。他们对乡村问题的深刻认识，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其失败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可资借鉴的宝贵遗产。
二是“知识分子下乡”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面对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以启迪民智，培植根基，救活旧农村，改造中国社会，振兴中华民族为崇高理想。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植入现代文化，养成现代公民意识，生成合格公民，摆脱乡村贫困，进行了艰苦的实践。他们深入乡村，与农民生活在起，期望实现社会改造理想和自身的价值。“今所谓知识分子，便是从前所谓念书人。……在辟建理想新社会的工作上，他是最合适不过的。……如果不能尽其天职，只顾自己贪吃便宜饭，而又要吃好饭，那便是社会之贼。今之知识分子其将为师乎?其将为贼乎?于此二途，必当有所选择。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人文关怀与现实关照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我标榜的历史责任。在梁漱溟看来，“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于完成全在其社会中知识分子与乡村居民打并起，所构成之力量。他号召革命的知识分子要下到乡间去，与乡间居民打并一起，为衰败的乡村注入生机与希望。
当时许多的知识分子，有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以满腔的热情和宗教家的牺牲精神，放弃了城市舒适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和优厚的待遇，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乡村建设，希望为“农民做点实事”。他们和农民生活与工作在一起，培养了他们对农民的感情，体现了他们深厚的爱国情怀与奉献精神，也赢得了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并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们不是为着掩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和地位，而是为着追求光阴，追求自己空洞的理想，而在农村艰苦地工作着”。
联系到八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国农村社会，在通往现代化的“马拉松”竞赛中，其劣势与被动不断凸显，被边缘化的危机并未消除。再来一次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改造”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社会运动恐怕是不可能了。从农村经过艰苦奋斗跳出“农门”的各类知识分子，进城工作多年后，“告老”也不会“还乡”，也没办法还乡，因为我们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人事制度已经完全将知识分子与乡村割裂。即使你具有民国乡村运动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的情怀和志向，你也难以返回乡村。当这些乡村文化传承的主力永远地“逃离”了乡村之后，原本就生活在乡村并接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人，随着年龄的老化，在乡村生活秩序中也被迅速边缘化。经过寒窗苦读，考上大学的当代农村知识青年，满怀对城市生活的期待和向往，理所当然地选择在城市就业。农民家庭出钱培育了大量的大学生，但他们毕业后又有几人愿意回到乡村去生活?乡村不仅仅付出了作为教育成本的经济代价，而且也付出了人才的代价，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不计回报的智力支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乡村青年大多外出务工。这些乡村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也基本上处于“离场”的状态。乡村教育的模式化与功利化，使乡村少年已不再把目光停留在乡间。他们中的许多人看不起乡土，看不起农业劳动。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土文化的传承已基本断裂，处于迅速瓦解之中。伴随着传统文化、乡土文化在乡间的解体和文化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文化次品甚至“文化垃圾”在乡村泛滥，更加剧了乡村文化“荒漠化”的趋势。由此观之，晏阳初所言“愚、贫、弱、私”问题不仅依然存在，恐怕还是要靠“知识分子下乡”或“知识进村”来加以解决。与当今社会大众诸多瞧不起农民，轻视农民，甚至把农民“妖魔化”的言行相比，民国乡村建设者们的开拓性思想和行动就更显得难能可贵。80多年前“知识分子下乡”的号召，在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又能产生怎么样的世纪回应呢?
三是“乡村教育”乃推进农村现代化的关键。20世纪初，在废科举倡新学的社会热潮中，旧式学校被迫关门解散，新式学堂先后在各大中城市纷纷建立起来，但新式学堂一时又普及不到广大乡村。在乡村创办的新式学堂不但数量极少，而学费高昂，许多从 旧式学校回家的穷人子弟不能转入新式学堂就读。新式学堂大多“食洋不化”，抄袭外国教育，脱离乡村生活实际，使广大农民送孩子上学的兴趣锐减。普及教育的困难增加，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进一步扩大。士子文人大凡有条件者都举家移居城市，乡村知识精英流失。由于旧学不保，新学不到，乡村文化呈现出片萧条与荒芜的景象。一些有识之士和民间团体极为关注普及教育和基础教育，教育工作的重心逐渐开始由城市转向乡村。这股力量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伴随着乡村建设运动的推进，乡村教育亦成为一项内容复杂的重大社会运动。
以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雷沛鸿等为代表的一批爱国知识分子，基于中国乡村因天灾人祸造成的经济上濒临崩溃、政治上动荡不安、文化上日趋荒漠化的特殊情况，从自己独特的社会视角出发，冀图在不改变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之下甚至利用现存行政管理资源，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教育来发展农业生产，改进农民生活，恢复或改善农村的伦理风尚，使其纳入现代文明的洪流，以推动整个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再造。他们试图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教育制度，而不是搬用西方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模式，为中国农村的教育和乡村建设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乡村教育在各个乡村建设实验区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陶行知断言：“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是种“误国害人的教育”，“活的乡村教育”应是“教育与农业携手”，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通过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要叫荒山变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教乡村变成西天乐园，村民变成快乐的活神仙。”乡村教育关系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办得好，能叫农民上天堂：办得不好，能叫农民下地狱。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只有教育才能医治，其乡村教育是要让国人实现洗心革面的根本改造。雷沛鸿先后五度执掌广西教育行政，坚持“教育为建国大业之根本要图”，决心“为中国穷而失教的劳苦大众教育事业而奋斗，”提出“教育的最大功能是创造”，主张“受教育权平等”。“教育是凡人一生下来便有的权利。“教育权利应与生命权利、自由权利、做工权利齐观”，“一切人等都要受教育”。“教育是人民的权利而非人民的义务。强迫而又免费的实施是政府的义务，而非政府的权利。”提出“终身教育”观，认为人的教育不应局限于人生的某阶段，而应贯穿于每个人的终生。雷沛鸿在广西推行国民基础教育，改革学制，扫除文盲，为广西农村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总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们希望通过发展乡村教育，把农民组织起来，增强农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以农民为主体，“改造乡村、再造民族”，实现乡村的现代化。他们强调了知识分子要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及其对中国乡村发展的重要性。晏阳初在《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文中总结说：“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我们组织乡村的意识，就是要形成这解决问题的主力。”这种从乡村教育着手，组织农民，引导农民，以农民自己的力量改造乡村，建设美好家园，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做法，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取得完全的成功，但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对传统乡村文化的改造和对农村、农民问题的关注与重视，知识分子下乡与农民结合的精神，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性和开创性，即使在今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四、总结
塘子村结合自身的实际，在新农村建设契机下，依托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当然，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没有统一的模式可寻，但好的思路和模式是可以互相学习借鉴的。相信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会有更多的乡村走上富民强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