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现代化常常首先表现为经济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上，当代大陆商界小说是中国新时期以来的市场化、现代化进程的同步叙述者；它以中国当代经济生活的现实为创作题材，展现现代性的光环与阴影下现代社会的本真面貌、现代人的真实处境，表达出鲜明的以现代经济理性为核心的价值诉求和对现代人格主体意识的诗性弘扬，并对经济现代性带来的现代心灵困境进行了揭示和反思；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在物质生存问题方面思考的不足，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的审美表达与文化反思，也因此彰显了其现代性品质。
一、现代经济理性的文学呈现
现代性原为欧洲启蒙学者为未来社会设计的一套哲理方案，强调的是以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建构的支撑性骨架。现代经济理性通常在商界活动中会表现出这样的基本诉求：追求最优方案、最佳手段、最高效率的有效性思维；人类对物质利益的需求相对于其他需求的绝对优先性。在有着几千年“尊儒贱商”传统的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虽然社会几经变化，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中国社会观念的现代性变革阻碍重重。商界小说作家们直面中国当代经济生活的现实，通过纷繁复杂的商战风云，塑造了一大批丰满鲜活的崇尚财富、敢于逐利的商人形象，表达出鲜明的以现代经济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诉求；显然有助于破除陋习，在观念上为中国开展现代性历史叙事扫清障碍。
历史题材类的商界小说力排“贵农贱商”的旧俗，以崇商建业、励志为贾为价值诉求。如《白银谷》在庚子事变前后的风云际会中塑造了一群满怀“贾何后于士”的自信的西帮商人，他们精明能干，不畏艰险，有胆有识，“学而优则商”取代了“学而优则仕”，小说借此彰显商人们崇商建业的精神追求。《大盛魁商号》中，古静轩尽管一生经商失败，但仍然不忘将对财富的渴望寄托于儿子古海身上。这种以立志从商而非读书取仕来实现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抱负的人生选择，揭示出中国社会在崇儒传统之外，还有一种崇商传统的存在。成一说：“以今天的眼光看，百年前的西帮票号，当然已经是很落后、很腐朽的一种金融制度了。但它对‘商’的理解，对‘商’的敬畏，用我们中华自己的文化资源，对‘商’的滋养，在那样一个受主流文化歧视的社会环境中，将‘商’推到的成熟程度，似乎也还值得今人回首一望的。”显然，成一们领悟到言说历史与构筑当下现代商业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在传统文化思想资源中发掘民族的重商因子，寻觅中国现代商业文化的历史根脉，鲜明地传达出以经济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诉求。
现实题材的商界小说则致力于展现现实社会里纷繁复杂的经济景观，形象地展示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的深入与发展，带来的人们在思想观念上的调整和利益观念的转变。对利益的追求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商界》(钱石昌、欧伟雄)围绕着广州地区穗光、东喜、浪河三个规模不等、所有制性质不同的公司的经济活动来展开叙事，正面肯定金钱是推动现代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工具。不仅如此，《商界》它体现了一套由独特行为方式、思维方法和价值观念构成的文化体系在古老中国大地的逐步确立，而其核心是经济社会生活的合理化，就是一切现象的合理的可计算性。……与传统社会义利之分乃人禽之异、存天理灭人欲的实用理性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它大力肯定欲望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它协调、推动欲望实现而把握商品经济的堂奥”。
小说引人注且的是塑造了一个胆识过人、欲望过人和精明过人的现代商人形象：廖祖泉。他从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凭借实力起家，做到东喜工商企业联合公司总经理；他为筹建东湾酒店，做了一系列严密谨慎的酒店业市场调查，廖祖泉巧借域外资本转风险为发展契机，充分表现出他作为现代“经济人”的智谋以及洞察市场、追求利润的本质属性。而在电脑官司中，面对利益与友谊、恩情的冲突，他认定“生意是生意，人情是人情”。小说中廖祖泉有一段独白：“商业的主宰是市场规律，而人情只是哭笑多变的媒婆。”这段独白，清楚展示了讲究实证有效的现代“经济人”经济理性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取向：不是从道义理想、情感和良知出发，而是从理性预测出发，权衡利害，合理地选择最佳手段和最佳途径。
商界小说利用文学的形象魅力来弘扬新商业精神，对现代商业文化的建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新安家族》诗意地阐释了“公平商权”的理念。小说开篇便揭露了当年洋商挟强权制定商业规则。垄断对外茶叶贸易，掠夺盘剥华商；为了数万茶农、数百茶商的生存利益，新安商人与西洋商人进行了坚韧不屈的斗争。“公平商权”四个字成为了贯穿全篇的关键词。
商界小说作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同步叙述者，在某种意义上，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界小说的现代性诉求提供了时代的内在需求与契机，后者则常常成为前者的文学性显现。基于现代经济理性的价值立场，商界小说表现中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对人们在现代性进程中对财富欲求的合理性进行了肯定，对现代商业精神进行了文化建构，有效弥补了中国自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在物质生存问题方面思考的不足，对社会现代性的展开是一个巨大的推动。
二、现代人格主体意识的诗性弘扬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的首要特征在于主体自由。”而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几乎与商品经济的生长同步。商品经济在推动社会文化机制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同时，又有效地促进个体自由的发展。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追求自我生命尽可能的张扬和个人权利的自我规定，这是现代人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觉，也正是现代性诉求的主要内容之一。而这一现代人格主体精神在当代商界小说中获得了诗性的张扬。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等级制度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身依附关系，计划经济又使社会成员已经习惯于对政府、组织、社会的服从和依赖，人的独立自主意识也因此而退化。故而当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变革来临，商品经济大潮带来了竞争，给人们带来摆脱依附获取自由的机会，也给人们带来风险和冲击。《商界》(钱石昌、欧伟雄)就突出反映了中国一代“商盲”在商品竞争中向现代化人格转变的艰难历程。《商界》中的主人公们在惊涛骇浪中学会了游泳，在火与血的拼搏中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成就了廖祖泉这样的新一代商界精英。
哈伊指出：“商业的繁荣为城市增强了财富，也给人们带来了从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而且带来了人们在观念上的巨大变化，使人摆脱对群体的依附性，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格与行为方式，发现自身价值，激发自身潜能，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和创造力。沈笑澜(俞天自《大上海漂浮》)在商品经济大潮来临时，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和机会，他说：“我已经清醒地看到，我这份冒险精神在整个中国整个上海都是十分可贵的。中国华尔街的主宰，非我这种清醒者莫属!”凭着自己游学欧美良好的现代经济学专业素养，以及义无反顾的勇气，他创 建了环球证券公司，并成为金融界佼佼者。拔射(沈乔生《白楼梦》)是知识分子的异类，当商品大潮来临时。他“意识到这是生逢其时一展才华的最好机缘”，他认为自己这样的“实力派或实干家，才能得风气之先，才是强者，才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在现代商品社会，竞争性生存在全社会被普遍激活，彭名燕《世纪贵族》中的于松涛，钟道新《权力的界面》里的徐则甘，王庆辉《钥匙》中的陈奥伦等一系列商人，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与时俱变，抓住了历史机遇，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商业奇迹，彰显了自身的社会价值。
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崇尚自我价值的个性精神提供了适宜的生长土壤，使社会成员斩断传统的人身依附和归属纽带，成了自主独立的生命个体。作为现代性的主体张扬生命自由、谋求个性解放，对各种严苛专断的旧式纲常道德和文化禁忌，往往表现出一种鲜明的叛逆姿态。商界小说《大宅门》中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白景琦从小顽劣成性，变着花样捉弄教书先生，气走了一个又一个，对母亲自文氏的规训不屑一顾。他少年的叛逆顽劣粗野，在成年之后则转变为精明强干、敢作敢为，光明磊落、刚正不阿。他一生的几次婚姻都是自作主张，根本无视旧道德规范秩序。他看中了仇人家的女孩子黄春，不顾母亲反对与之私订终身；娶妓女出身的杨九红为妾；把丫鬟香秀扶为正妻。年轻时在山东闯荡江湖，独立创业，轰轰烈烈；日本侵华，他宁死不向日本人交出祖传制药秘方，“誓死不当亡国奴”；解放后，他力排众议将制药秘方交给国家。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格局中，这一不拘世俗，具有个性主义文化精神的近现代商人形象是典型的异类。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个体生命自由的诗意光辉。
三、现代心灵困境的揭示与反思
商界小说作家认同现代经济理性，将现代化在总体上看成一个合理的过程，也是中国走向强大的必由之路，在创作中强烈地显示了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渴望和向往。一些商界小说作家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人们在冲破传统的“重义轻利”伦理观的束缚后，面对的是市场经济带来的金钱崇拜的狂热，这种狂热在激励人们的创富激情时，往往也带来了人的主体性迷失的危险；面对当下社会欲望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种种人的物化、异化现象，商界小说作家们表现出深深的迷惘和忧虑。
在商界小说的经济叙事中，一方面，新时期以来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正式确立、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所面临的日益物化的现实得到相应的表现；同时，现代人的感性欲望的膨胀也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商史小说《灰商》旨在揭示商业原罪，它围绕商贾家族孔氏祖孙三代人发迹与传承，描绘了自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不同时代的生意争夺战，从而深刻展示了生意场上形形色色的人性景观。在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各色各样的生意经，“赌、骗、藏”则是其核心。生意靠“赌”字，行事要“藏”，而核心是“骗”：“骗”顾客，“骗”同行和朋友，甚至对圈内之人和亲戚也“骗”，因为“利益高于一切”。孔熙志留给儿子的遗言是：如果两个人有了生意，就不能再做朋友了!孔则同认为：所有的富翁都是自己的敌人!
孔天引是《灰商》中着墨最多的一代商人形象，在这一人物身上充分表现出商人利益至上的经济理性。孔天引从倒卖各种票证开始，到开办餐馆，继而在海南的淘金过程中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成立了天通集团。天德集团威胁到天通在海南的土地生意，为了扳倒天德和王宗德，孔天引和孔则同部署了所谓的“拆台计划”，面对他们亲密的生意伙伴崔嘉伟，孔天引和孔则同选择了牺牲老朋友，将之送进了监狱。“为了捍卫天通的利益而牺牲掉老伙伴，哪个商人愿意这么冷酷?”“可是哪个商人又愿意牺牲掉自己的利益呢?”在利益与友谊、恩情冲突的官司中，孔天引也会有纠结和矛盾，以利益至上的思想指导着自己的言行。
在利与义的抉择面前，孔元道比他的父亲表现得更为冷酷；在他身上，商性完全取代了人性。“孔元道的心脏和大脑全部都被生意紧紧地拽着了，其它的任何事情也许都不足挂齿。因此，只要没有谁去破坏他的生意，他就和每个人都愉悦的交好，倘若有谁偏偏要染指他的生意，他也许会暴跳如雷的。”孔元道为了顺利通过北海项目计划，不惜违背父亲的意愿，干涉妹妹孔涵依和张召的情感，将妹妹的婚姻作为巩固伙伴联盟的筹码；孔涵依长期资助的图瓦族小姑娘哈伊曼被拿到生意场上作为做秀卖弄的工具，孔元道十足的“商性”跃然纸上。
“灰商”们一方面巧取豪夺、疯狂敛财，另一方面则大肆挥霍、纵情享乐。他们拥有名车、别墅、游泳池、富豪俱乐部……灰商如此纵欲和愚昧，其结果必是演绎出人生的悲剧：王中在俄罗斯被人谋杀；崔嘉伟被关押在新疆重刑犯监狱里；孔则同则命丧美国，被无数子弹击成了一堆破肉；而小说的结尾是。年迈的孔天引突然发现千算万算仍是失策，遗嘱中的巨额财产分配，也许会彻底摧毁他的女儿、儿子和自己的生意帝国!气急之下心脏病突发身亡……这四个曾经的伙伴、商界的巨头相继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作品浓墨重彩地描写灰商原罪，对商业社会疯狂追逐欲望的人们有很强的警示作用。
现代性是一把锋利无比的双刃剑，它带来的物质富裕可以救人于饥饿、贫乏，为生活创造便利；但它导致的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致人于“物化”的境地，物欲横流、精神分裂、人性异化成为普遍的病症。《财道》中大航集团的老总周重天是一个对金钱顶礼膜拜的现代经济人。他为了挽救自己的股票，不惜把女婿逼到绝路；为防止情人邢小丽分享财产，不顾她有孕在身而断然与之分手。在这个经济社会里凭借金钱的力量，人们似乎无所不能：“钱就是男人的胆和魄”，“钱就是爱的能力，钱就是爱的工具”。于川在《中关村倒爷》中为他的主人公，一个只身来到中关村当“高科技倒爷”的北大毕业生，发出感叹：“他像所有追逐商海中汹涌激浪的人们一样。注定要被浪打湿衣裳，被海汹涌地涤荡，收获的除去金钱，就只有磨砺。所有的情感和浪漫，都在激流中挣扎着，淹死了!”
在现代市场规则面前。善良的人性、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还有人格的尊严，已然无处存身。商界小说将主人公在经济活动中执著于对金钱的追逐而生成的智慧写得相当精彩的同时，又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悲剧意识，为我们展现了现代性的普遍困境。《财道》中的主人公崔钧毅最终从穷人变成了大富翁，他却没有获得预期的幸福，不仅失去了朋友(黄平自杀)，失去了爱人(邢小丽最后接纳的是别人)，还失去了英俊和健康(被毁容)。当人们不择手段利益高于一切时，金钱成为人生唯一目的，人际关系全部成为利益关系，悲剧的出现就难以避免。这些迷失的商业英雄们‘把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做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他还没有体验到财富是一种凌驾于自己之上的完全异己的力量”，最终他们都走向了毁灭的道路。
在对于现代经济理念进行诉求的过程中，伴随着整个社会现代性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商界小说对于社会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也随之出现，对于日益凸显的现代心灵困境进行了揭示与呈现，并且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力度在逐渐加大。当然，这种反抗对现代性本身的一种检视与矫正，促进整个社会现代性叙事向着更符合人性的、更有益于人的生存的方向发展。在日益趋于肤浅化、表面化的商业时代，对于经济现代性和社会现代性的反思与超越，为商界小说的现代性诉求增添了精神的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