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都城记忆的文化影像，长安书写从唐到宋大为减弱，且内涵和功能都发生很大变化。宋词中的长安书写，不仅作为地理名词出现，更是含义丰富的语码，还体现出词人对有关长安意象的刻意选用，不同的长安意象，包蕴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与唐诗比较，宋词中的长安书写，发生了由“地方”到“空间”的变化，其意味自然有从价值、认同和归属向距离、冷静和理性的转移。
关键词：长安；宋词；唐宋诗；地方；空间；书写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146－05
长安，西北形胜，历史都会，自古就是中国政治、文化、地理之重镇，周秦汉唐等多个王朝在此建都，隋唐时期曾有“东罗马，西长安”之说。长安在古典诗词中被反复描绘。不同时代的文人雅士在不同的文学体式中，对长安的书写不尽相同，各有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时代风云及文体色彩。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在不同时期、不同文体、不同作者的长安书写中，积淀着丰富的意涵。本文探讨宋词中的长安意象，并与唐宋诗中的长安意象进行比较，以展示长安意象在宋词书写中的独特况味。
一、宋词中长安书写的意味
长安自古帝王都。十三朝古都的长安，见证了权力的更替和王朝的盛衰，辉煌与衰败并举，繁华与萧条递生。晚唐五代，战乱频仍，长安屡遭兵燹，迅速衰颓。据史料记载，唐末长安遭受战争破坏最严重的有四次…。五代时期，长安又经焚劫，疮痍满目。赵宋王朝建都于汴京后，长安非复汉唐故都，形貌气势和政治地位非昔时可比，但仍然是西北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仍一直受到宋廷的重视，经济和文化得到恢复发展。汉唐盛世的遗风，加上宋代发展迅速的城市经济的促进，长安依然是一个繁华富丽的大城市，屡屡出现在词人的笔下。
宋词中的长安，首先是作为地理名词出现。一些著名词人，有过在长安的生活经历，词中记录着他们在长安的行迹。市井词人柳永曾在永兴军路华州府任职，永兴军路的治所在长安，柳永尝有长安之游。其《望远行?长空降瑞》一词描摹长安城的瑞雪图景和词人的幽雅情趣，但全篇除“满长安，高却旗亭酒价”一句点名长安外，其余笔墨重在摹绘雪景，“僧舍”“歌楼”“鸳瓦”之类的处所，亦只为点出瑞雪之所覆及。长安在这里，仅仅是词人的一个活动场所而已。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词有旬日“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乃是追述嘉?元年与苏辙一起随父赴京赶考曾于长安小驻的情景。那时，苏轼兄弟二人初出眉州，前往京城求取功名，自忖腹有诗书，胸怀利器，踌躇满志，意气奋发，故词中以才华横溢的西晋陆机、陆云兄弟自许。南宋陆游乾道八年(1172)在南郑前线时，作有《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兴亭望长安南山》词。据《剑南诗稿》卷五十四《重九无菊有感》自注：“高兴亭在南郑子城西北，正对南山。”南山即终南山。作者秋高时分登台遥望，由终南山脉上空的明月，联想到长安城的灞桥烟柳、曲江池馆。柳永笔下的长安是实写，苏轼笔下的长安是追忆，陆游笔下的长安是遥想。这三首词作中，由不同时代、不同文人描写的长安，其相同之处在于，都只是作为地理名词出现，或是词人活跃其间的舞台，或是词人兴发感动的依托。
长安作为地理名词，在宋词中不仅仅只是表明场所，更由于长安曾经为汉唐故都的历史地位而更多寄寓着词人对于时代更替、历史兴亡的感慨。如周邦彦《西河》词云：“长安道，潇洒西风时起。尘埃车马晚游行，霸陵烟水。乱鸦栖鸟夕阳中，参差霜树相倚。到此际。愁如苇。冷落关河千里。追思唐汉昔繁华，断碑残记。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浓翠。对此景、无限愁思。绕天涯、秋蟾如水。转使客情如醉。想当时、万古雄名，尽是作往来人、凄凉事。”词人清秋时节羁旅长安，触目所及，惹起的是汉唐昔时繁华都尽，如今满目凄凉愁苦的苍凉意绪。所谓霸陵烟水、未央宫阙、终南浓翠，触发的都是词人的无限愁思。这里的长安是作为地理名词的实写，也是有意味的文化符号。
靖康之难，宋室移跸临安。绍兴和议后，宋金以东起淮水，西至大散关一线为界，以北为金统治区，以南为南宋统治区。长安沦陷于异族的铁蹄之下。此时词人咏怀长安，既有对汉唐长安王者气度的追怀，更多的则是面对残山剩水的无尽悲慨。康与之的两首长安怀古词比较有代表性。其词曰：
《菩萨蛮令》(长安怀古)
秦时宫殿成阳里。千门万户连云起。复道亘西东。不禁三月风。汉唐乘王气。万岁千秋计。毕竟是荒丘。荆榛满地愁。
《诉衷情令》(长安怀古)
阿房废址汉荒丘。狐兔又群游。豪华尽成春梦，留下古今愁。君莫上，古原头。泪难收。夕阳西下，塞雁南飞，渭水东流。
前一首重在追忆秦汉唐时期的长安盛世气象，最后两句落笔到眼前的荒败凄清。后一首重在抒写眼下的荒凉景象和忧苦情怀，只“豪华尽成春梦”一句追及往昔。两首词联系起来读，合构成南宋词中长安意象的共同旨趣，即在对往昔长安辉煌岁月的追忆中，抒写眼下长安的破败衰飒以及由此引发的山河易色之感慨。更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词中的长安很容易被读者等同为当时的汴京，在怀古中生发对现实的感慨。
以上是宋词中作为地理名词出现的长安意象情形。我们看到，由于赵宋王朝时期长安已经不再是国都，宋词对它的书写明显减少。但是由于长安承载着的政治文化记忆，宋人常常在这个意象上寄托一种类型化的情绪，即历史的更替盛衰之感。叶嘉莹在研究温庭筠词时，引入西方阐释学、语言学中的“语码”(Code)理论，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类似“香草”“美人”这样的语言符号，已经成了一种语码，当它在语序轴上出现时，无论作者本人是否意识到，是否有意而为之，联想轴都会使语言符号成为语码，都会在读者心中激起丰富的联想和记忆，甚至收到“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的表达效果。借用这个理论来看，宋词里的“长安”也是一种语码，也有记忆唤醒和丰富想象的功能。长安是一种文化符号，担负着文化记忆的功能；又是一种历史积淀，承载着历史记忆的使命；更是一种丰富多义的语码，能够唤起读者对它所赖以生存的文化传统赋予它的丰富含义的多维联想。十三朝故都的历史，使长安承载着太多的政治文化记忆，且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愈加丰厚。汉人追忆长安，以周秦的兴盛覆亡为经验教训；唐人追忆长安，以周秦汉的兴盛覆亡为借鉴；宋人追忆长安，又叠加上了唐王朝兴盛覆亡的前车之鉴。从秦汉到两宋，长安追忆形成了一条记忆的河流，一个历史的传统。记忆的积淀越来越复杂，记忆的内容越来越丰厚，连记忆的人也变成了记忆的一部分，诚如杜牧所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
宋词中的长安，除以上所论之作为地理名词的使用外，更多的是被借代使用。北宋时期的词人以长安代指汴京，南宋时期的词人，或以长安代指汴京，或以之代指临安。如“星桥火树，长安一夜，开 遍红莲万蕊。”(张先《鹊桥仙?星桥火树》)词写上元节的灯火辉煌，词里的长安指代的是北宋都城汴京。周邦彦《苏幕遮?燎沉香》中“家住吴门，久作长安旅”一句中的“长安”亦指汴京。而郭应祥《万年欢》(瑞庆节)云：“佳气葱葱，望长安日下，鸾鹤翔舞。天?皇家，当年挺生真主。”则以长安指代南宋都城临安。宋高宗移跸杭州，以杭州为行在，改其名日临安，意谓临时安居之所，日后当能恢复中原、重返汴京。然“临安”亦颇有语谶意味，暗示着南宋政权的不能长久。这一点，与“长安”恰形成鲜明的语义对照。从“长安”到“临安”，气数是何等的不同!而南宋人以长安代临安，或许不仅仅是文学书写的传统使然，也有祈愿长久的美好愿望包含在内吧。
宋词中的长安的第三种意义是词人对长安典故的运用。苏轼《菩萨蛮》(润州和元素)词云：“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遗恨几千秋。恩留人不留。
他年京国酒。堕泪攀枯柳。莫唱短因缘。长安远似天。”据学者考证，此词作于苏轼赴密州任途中。这里的长安既非实指长安，也不指代汴京，而是用了和长安有关的典故。《晋书》卷六“明帝纪”：“明皇帝讳绍，字道畿，元皇帝长子也。幼而聪哲，为元帝所宠异。年数岁，尝坐置膝前，属长安使来，因问帝日：‘汝谓日与长安孰远?’对日：‘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元帝异之。明日，宴群僚，又问之，对曰：‘日近。’元帝失色日：‘何乃异间者之言乎?’对日：‘举目则见日，不见长安。’由是益奇之。”《晋书》所载，是为了表明明皇帝少时之聪慧善辩，后世则由这个典故生发出另外的意味，即以长安指代朝廷所在，而以“长安远似天”形容仕宦之途的艰难和遥不可及。
宋词里还有―个与此典故相关的“长安道”一词，被较多使用。由于长安及它所指代的汴京和临安作为国都的特殊地位，长安道也就不仅仅是指地理上的道路，而是带有仕途的意味。如：“红尘自古长安道”(晏几道《秋蕊香?歌彻郎君秋草》)，是指长安道上演绎的人间悲欢离合。“轻衫短帽，重人长安道。屈指十年中，一回来、一回渐老。”(晁端礼《蓦山溪?轻衫短帽》)晁端礼十年之中频频入汴京，为的是一解轻衫短帽，谋取功名，颇有杜甫十年长安困守的辛酸况味。“断桥孤驿，冷云黄叶，相见长安道。”(贺铸《御街行?别东山》)在贺铸的词里，离别东山，本来就有几分不情愿在内，又兼情人之别，更增加了辛酸的滋味。所以，相见长安道固然是为了彼此的前程和功名，却被作者涂抹上肃杀悲戚的风调。长安道就是红尘道，就是功名道，自然和汲汲求取的劳苦奔波以及亲人之间的生离死别联系在一起。
二、宋词中有关长安书写的常见意象
宋词中的长安书写，还体现为词人对有关长安意象的摭取，以下列举数例。
骊山：提及骊山，词人往往多引入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典故，突出兴亡感慨。如李冠的《六州歌头?骊山》和谢枋得的《风流子?骊山词》。这两首咏写骊山的词，各有特色。李冠之作，?括白居易《长恨歌》，几乎是词体的《长恨歌》。谢枋得之作，引入李隆基和杨玉环故事及杜牧《过华清宫》诗意境，并化用贾岛《忆江上吴处士》诗句，凸现秋风渭水、落叶长安的凄凉。值得注意的是，李冠是北宋初人，谢枋得乃南宋末人，两人时隔二百余年，但他们骊山词的题材选取却极为相似，恰恰证明宋人在骊山意象上寄托的情感的相似性，突出了骊山意象的象征意味。
灞桥、灞陵、灞柳、灞桥雪：这几个意象的使用，首先和送别有关。唐时出长安东行，灞桥是必经之地。人们往往在灞桥折柳送别，寄寓对远行者的不舍之情，灞桥折柳因此成为古人送别的经典意象，在唐诗里频频出现。李白《灞陵行送别》诗云：“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上有无花之古树，下有伤心之春草。”罗隐《柳》亦云：“灞岸晴来送别频，相偎相倚不胜春。自家飞絮犹无定，争解垂丝绊路人?”宋词中则有柳永的《少年游》(其二)：“参差烟树灞陵桥。风物尽前朝。衰杨古柳，几经攀折，憔悴楚宫腰。
夕阳闲淡秋光老，离思满蘅皋。一曲阳关，断肠声尽，独自凭兰桡。”这首词完全敷衍灞柳送别的经典意象而成。不过，由于词和诗的文学体性的不同，柳永的长短句和齐言形式的唐诗相比，显得更加缠绵婉曲，尤其是“阳关”三句的曲终人远之思，余韵悠长，令人回味不尽。其次，每年阳春时节，灞河附近柳絮飞扬，好似冬日雪花飘舞，“灞柳风雪”因此成为长安八景之一。灞桥风雪和唐代文人的形象关联密切。《北梦琐言》卷七记载，有人问晚唐宰相郑綮今日是否有诗作，郑綮答日：“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此话实际自有来历。在唐代，官员出行有华盖香车、高头大马，文人未仕前常常骑蹇驴，故灞桥风雪中的驴子背上，往往端坐着落魄的诗人。孟浩然、李贺、贾岛诸人，都有驴背吟诗的故事流传。秦观《忆秦娥》(灞桥雪)词云：“灞桥雪。茫茫万径人踪灭。人踪灭。此时方见，乾坤空阔。
骑驴老子真奇绝。肩山吟耸清寒冽。清寒冽。只缘不禁，梅花撩拨。”词咏写灞桥风雪中驴子背上的诗人形象，并无深奥的意韵，但因为灞桥风雪、驴背吟诗的典故的运用，读来却颇令人会心。
曲江、曲江馆、曲江花：曲江，是唐代长安最大的名胜风景区，“开元中疏凿为胜境……花卉环周，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上巳之节。”(康骈《剧谈录》)唐代还于科举试后在曲江宴饮新科进士，为一时之盛景。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欧阳修《临江仙》词云：“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空负曲江花。”秦观《忆秦娥》(曲江花)词云：“曲江花。宜春十里锦云遮。锦云遮。水边院落，山下人家。”两词写汴京生活，均运用唐代曲江宴饮的典故写宋代进士宴集。曲江花见证着文人举子的荣辱兴悲。
未央宫阙、阿房废址、汉荒丘、古原、渭水：这些长安意象，均寄托兴亡感慨，具有语码意味。前文例举的康与之的两首词很有代表性。
终南山：杜牧《长安秋望》云：“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终南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矗立在长安城东南，像长安的一道天然屏障，也是长安城中王公贵族、士人隐者理想的休憩之地。终南山与长安城联系密切，故在词人笔下，终南山是长安的象征之一。周邦彦词日：“未央宫阙已成灰，终南依旧浓翠。”(《西河?长安道》)
三、唐诗、宋词长安书写的不同影像
人文地理学中有一对范畴：“空间”和“地方”。“基本上，‘空间’一词诉诸普遍均一的、科学的或抽象的概念考察，是‘运动能力’的结果；‘地方’是人类‘居停’的所在，涉及暂停、休憩，以及身涉其中。前者依赖实体景观的呈现，通常关乎于科学、经济和理性；后者则往往涉及‘事件’，它是‘时间与空间的、个人与政治的，充盈着人类历史与记忆的层次区位’，因此经常召唤着价值的凝聚，认同及归属。”按照这个观点，唐诗中的长安，主要是地方书写，书写者停息其中，参与其中，“地方”呈现着 价值、认同和归属。而宋词中的长安，主要是空间书写，是概念，意味着距离、冷静和理性。
唐诗里的长安书写，首先表现为对长安地理形胜、繁华富丽的描摹和欣赏，内容涉及长安风貌、四时景物、宫阙殿阁、山川名胜、郊野风光等。关于这一方面，论著已夥，本文不赘述。我们仅从唐太宗“秦川雄帝京，函谷壮皇居”(《帝京篇》其一)渲染的唐帝国的赫赫声威、从王维“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描述的万国朝拜的大唐帝国气象、从崔沔“花催相国醉，鸟和乐人弹”(《奉和圣制同二相已下群臣乐游园宴》)津津乐道的群臣游宴的情形，就可略知一二。
唐诗里的长安书写，还体现出长安作为唐代文士精神家园的文化意义。唐代长安的帝都地位，使它成为文人士子实现理想抱负，求取功名前程的必然场所。对唐代文人来说，长安意味着科场驰名，意味着仕宦前途，意味着理想实现，长安道，就是仕途之道，就是理想之道。唐代文人普遍有一种长安情结，所以才有杜甫的十年困守，才有李白诗中对长安的反复咏叹。文人仕途上的失意，政治上的感慨，常常在长安诗篇中体现出来：“何处路最难，最难在长安。”(岑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莫道长安近于日，升天却易到城难。”(王建《寄广文张博士》)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诗人之愁，乃是由于权奸当道，圣颜难睹，壮志难酬。文人落第后的伤怀也屡屡呈露：“年年下第东归去，羞见长安旧主人。”(豆庐复《落第归乡留别长安主人》)总之，长安作为唐代文人最重要的活动场所，展现着丰富生动的唐代社会生活面貌和复杂多样的唐人世态百相。唐代文人的人生价值常常要借助于长安这个政治舞台来实现。长安与唐代文人、与唐诗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
宋词里的长安书写，从数量看，比唐诗中少得多；从内容看，也比唐诗单薄。以汉唐代本朝，乃宋人一贯笔法，故宋词中的长安主要作为地理代名词出现，代汴京、代临安，关于作者人生价值、理想抱负的内容很少，长安之于文人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精神家园意义几乎消失殆尽。原因在于：其一，不再作为国都的长安，在宋人眼里已经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和意义，宋人对长安自然不可能有这种期许。其二，宋代文人的功名之心和理想抒写，主要在宋诗里体现，宋词中则较少。
宋诗里的长安书写亦不多见，且主要是作为汴京和临安的代称，对长安自身的书写甚少。一方面，这凸显了长安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符号意义，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宋诗对于长安的疏离。宋诗里偶尔投注的长安影像，亦如宋词中的长安，是一种有距离的空间书写。毕竟，长安是周秦汉唐的长安，在宋代，它与汴京和临安不可同日而语。长安之于唐代文人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精神家园意义，到了宋代文人那里，被转移到对汴京和临安的书写中。两宋文人在诗词中，通过对汴京和临安的书写，寄寓他们这方面的欲望和诉求。
由“地方书写”到“空间书写”，宋词长安书写的范围变窄，不如唐诗广阔；文化意蕴转浅，不如唐诗厚重。长安，这个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文化符号，是宋词里一个“寡趣的稀客”。这首先受制于宋词的文化价值和文学地位。宋词酒席宴前的娱乐文学的性质，决定了它的内容比较单薄。虽然有苏轼、辛弃疾等人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扩大革新，但是终宋一代，风流旖旎的欢情恋情仍然是词的主调，理想与人生、政治与社会仍然是宋词里的配角。其次，是因为宋诗与宋词的“分工”使然。“诗言志”的儒家传统诗教，使宋人的理想抱负和人生价值，依然主要借助诗歌的形式来表达。宋人关于词为小道、为末计的观念，造成他们在词里对“言志”内容的有意疏离甚至回避。长安，作为唐诗里的“地方书写”，与作为宋词中的“空间书写”，不仅有时代的“隔”与“不隔”，更有文化价值、心理认同和文学观念上的扭转腾挪和潜移暗换。
要言之，秦汉以来，长安及其有关的经典意象，在后世文学中被长期运用，反复吟咏，成为它对文学的独特贡献。但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也有一代文学关注的焦点。长安是唐代的辉煌，在宋代已退居为背景，它退让到王权的背后，以冷静的别一只眼出现在宋词中。远离利害关系并被不断历史化之后，长安与其说是一个实存的前朝废都，还不如说是一个虚拟的历史“空筐”。后来的游览者、凭吊者、征服者、失利者，都会把自己或显或隐、或明或暗、或多或少的感受塞进这个空筐。与唐诗、宋诗相比较，宋词中的长安书写，既是唐宋两代政治风云嬗递变幻的独特表征，也反映了宋代文人诗词有别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传统。优游的两宋词人，在长安书写中表露的种种复杂的意绪和况味，很值得关注和探讨，本文仅仅是提出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