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秋的一个午后，来自河南开封的退休高工梁兆林、尚慧潜夫妇在女儿梁海平陪同下，在上海街头一路寻觅，来到沪西中山西路，意在寻找66年前为抗日而壮烈牺牲的尚振声烈士遇害的刑场遗址和沪西公墓。但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一带面貌早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梁家三口人所到之处人流如织，昔日的刑场、乱葬岗和沪西公墓早就荡然无存，或许只留存在老一代上海人的记忆深处。三人都有些失望惆怅，年逾7旬的尚慧潜似乎更有着无从排解的忧郁落寞，退休后去上海追悼为国捐躯的父亲是她多年的夙愿，然而却不得不抱憾而归……
一
尚振声，名芳，字振声，以字行。1902年生于河南罗山县城内一户职员家庭。儿时的尚振声聪明好学，才思敏捷，以品学兼优而闻名街坊。1919年2月，19岁的尚振声考入河南留美预备学堂（国立河南大学前身），学制为五年。他于1924年1月毕业，在校期间，与李崇武（上世纪60年代任过台湾龙华工业专科学校校长）、刘艺舟（抗战胜利后任国大代表兼河南省保安副司令）同住一间寝室，三人相处融洽，亲密无间，且都爱好踢足球，经常同进同出，还曾利用暑假一块乘火车去天津观摩中西足球赛，同学笑称为“三杰”。
20年代初中期的河南，压抑而沉闷，军阀赵倜、刘镇华、党玉琨等征战不休，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尚振声就读于河南留美预备学堂时期，因精力充沛，交际广泛，又勇于担当，在同学中颇有些威信，曾被推举主持河南全省学生联合会，推动各项爱国运动，为宣传反帝反封建，不遗余力。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大败吴佩孚、曹锟等军阀部队，又驱逐废帝溥仪出宫，引发英日等列强干涉，联合舰队炮击大沽口要塞，俨然又要发动一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尚振声义愤填膺，领导全校师生走上开封街头游行示威，通电支持冯玉祥、孙岳、胡景翼三将领为首的国民军。他的活动引起地方当局的注意，对其警告威胁。经与刘艺舟密议，尚振声毅然投笔从戎，两人联袂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六期步兵科。毕业后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潮中，并加入国民党。
1929年，尚振声先后担任河南省民众师范院及河南省立百泉乡村师范学校训导主任与社会科学系主任，前后达五年。
其间，他致力于宣传国民党的政治思想，发展很多学生加入国民党。其中有数十名男女学生后来都加入了军统和中统。
1934年夏秋间，尚振声调任军统局河南站副站长，佐助站长刘艺舟建立组织，培训干部，开展工作。当年开封东华门河南保安司令部谍报科即为军统局河南站驻地。在军统头子戴笠、郑介民和唐纵的心目中，黄埔出身的能武又能文的尚振声无疑是个能独当一面的干员。这为几年后抗战时期险恶的敌后斗争环境里，军统局在重庆任命尚振声为军统南京区副区长乃至代区长提供了可靠的铺垫。1935年，尚振声升任军统河南站站长。其后还曾出任六十四师政训处长。
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南京作为民国首都，一直是中日英苏等国谍战中心，斗争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其主线当然是中日两国谍报人员的斗争。国民党军统、中统和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四个部门在对付潜伏于南京的梅机关及帝国海军情报部等日本间谍组织时往往各自为政，由于配合不到位，每每出现疏漏，陷于被动，甚至出现像行政院秘书黄浚、外交部科长黄纪良等官员被日谍收买，沦为内奸，窃走大量军政情报这样的恶性案件。
当时，军统局本部设在城中珠江路西侧鸡鹅巷53号，为一五进古宅院（相传这儿曾是南明弘光朝权臣马士英的一处宅邸）。四周古树参天，阴森森的。军统还在城内外设有三四处机关，如设在新街口明瓦廊2号洪公祠内的特种行动队总部及培训班、城东峨眉路15号的复兴社办事处等，处处戒备森严。戴笠奸诈异常，行踪神秘，极少在局本部露面，到了1937年秋前方战局急转直下，蒋介石密令戴笠分批向武汉转移军统主力及被关押人员，而军统南京区获准从城西油市大街（今升州路）黑廊巷11号迁至几乎已经空荡荡的鸡鹅巷局本部。区长钱新民负责全盘工作，主抓内部安保和除奸反谍工作。他为人精明强悍，又是上海光华大学高材生，因反共破案有功，受过蒋介石的召见和奖励，一路官运亨通，由浙江金华站中校站长破格升为南京局本部特警课主任，很快又升为少将衔区长。尚振声则主要负责人事安排、通讯联络，并着手建立江北六合县的军统活动基地，为今后首都沦陷后的抗日谍战打下基础。
当时很多人都预感到面对淞沪战场上凶横的日本陆海空军一波波猛攻，首都极可能失守。尚振声进入南京后，被安排住进新街口西北边的军委会机关公寓。他天天紧张地工作，成为钱新民的得力助手。尚振声在城破前两天，正带领一些部下去城西郊三岔河码头协助中央陆军医院以机帆船转移最后一批国军重伤员。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张镇正指挥宪兵机关人员和全副德式装备的宪兵第三团乘船撤退，而三团刘副团长恰好正是尚振声读河南留美预备学堂时的同学，又都是罗山县人。他将尚振声拉到一边，劝尚审时度势，快随自己的部队登船撤往江北和县安全区。但尚振声拒绝了，带领卜玉琳、安少如等部下返回城区，又接上级指令，立即销毁身边文件，出城经燕子矶撤往六合东沟山区。
1937年12月13日，经过一星期激战，南京沦陷。从那一天起，日军肆意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1938年春，尚振声扮成杂货商人，从六合悄悄返回刚经历过空前浩劫的南京，为掩护开展工作，尚振声租下玄武湖畔大树根8号一幢灰砖小洋楼，又在城北钟阜门内一小巷中租下两间旧平房，作为秘密联络点。上世纪30年代南京城北人烟稀少，较为荒凉，便于隐蔽，但却不利于搞情报活动。尚振声征得钱新民（城破后，钱一直潜藏于山西路金陵大学一带国际难民营中开展活动）同意后，在中华路中段瞻园巷口开设了一家五洋店，售卖洋油、洋火等，还办了一张假良民证，化名魏汉鼎。这个热血汉子日日渴望着杀敌报仇，洗雪国耻。1938年秋，他娶了有美国教会背景的明德女中职员杨静涵女士为妻。
早在尚振声调来南京任军统副区长之前几年，南京的军统、中统、宪兵司令部等部门就与日本谍报机关展开斗争。1938年春夏之间，尚振声根据原在首都警察厅外事组任职的赵世瑞提供的信息，找到了王高科。当时，王高科为躲避日军特工和宪兵的追捕，躲在城西开小杂货店的岳父母家中。
王高科，南京人，生于1915年，家住鼓楼三条巷。家境贫困，使王高科过早失学，为谋生计，他曾去日本浪人佐藤基家当勤杂工，会说一些日语。1932年2月，佐藤基看王高科为人勤快，又聪明机灵，遂引荐他去城中鼓楼坡顶上的日本总领事馆（1935年升格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当差，谋一份固定的收入。不久，军统干部黄泗清找上门来，向王高科晓以民族大义，动员他加入军统，他同意了，履行了简单的手续。黄泗清要求王高科利用在日本总领事馆当差的便利条件收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王高科从此不定期与黄泗清接头，递送情报。1935年，经王高科介绍，詹长麟也进入日本总领事馆当差，不久，被发展成了蓝衣社的成员。1936年2月，詹又将自己的哥哥詹长炳介绍进了日本总领事馆，之后，詹长炳也参加了蓝衣社。按军统内部纪律规定，成员之间不得互相打听情况，更不准擅自横向联系。故而当时，王高科并不知道詹氏兄弟也是军统打入日本总领事馆的卧底。据王高科生前（1988年）所写的回忆录称：他在1935年底因受到日本人的怀疑，离开了总领事馆，打过零工，后又领取上司发的津贴，以养活自己和一家老小。他曾奉命在中山门外孝陵卫京杭国道坡路下开了一家虹飞自行车修理行，充当军统坐探，重点监视进出陵园特区的日本人。尚振声发现王高科胆大心细，便发展他为地下交通员，指示他以贩卖香烟为幌子，往返于南京与江北六合瓜埠山之间，传递情报。尚也曾让王高科利用渔船秘密运送电台。后来，尚振声亲自策划“投毒行动”时，指派王高科负责江边接应，还事先派人将王的妻子及詹氏兄弟的妻儿先后接出城，转移到六合瓜埠山区，以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日伪严酷统治下的南京一片恐怖气氛，特高课便衣特工和日军宪兵天天抓捕抗日志士。惟其时因维新政权尚未成立系统的情报机构（当年底汪精卫粉墨登场后，情报力量才加强），又缺乏军警部队，力量也薄弱些。这给潜伏南京的国民党特工人员的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尚振声夫妇住所距华侨路日本满铁株式会社驻京办事处很近。该处主任西义显博士是个中国通，一向主张以和平手段解决日中争端，并以经济手段征服中国，反对军部一味诉诸武力。其后台便是满铁总裁松冈洋佑（此人后来担任过日本外相，颇有些影响）。西义显夫妇酷爱打麻将、吃苏帮大菜，常邀南京社会上的淑女名媛及一些知识女性来家打牌吃饭。来自上海学过艺术表演且与徐来、胡蝶等女影星熟识的杨静涵也在被邀之列。
1939年6月的一天，军统局南京区获悉日本总领事馆将于6月10日晚举行欢迎清水次长的酒宴的消息。钱新民知悉后很是振奋，决定调兵遣将，火速行动，由尚振声负责全盘指挥，参加者有十余人，名单如下：行动执行人：詹长麟；传递毒药人：军统南京区特警课外事股股长潘崇声（詹长麟妹夫）、基层特工詹长炳；行动总联络人：军统南京区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毒药选定人：军统南京区会计主任安少如；行动善后人：军统南京区情报助理书记刘玉卿和办事员王高科、李再生等。从以上名单可以看出，这次取得了成功的投毒行动绝非个别特工的力量所能完成，而是一次策划较为周密的爱国抗日行动。
再说6月10日傍晚，在日本驻中国大使馆内，宴会开始前十多分钟，趁日伪要员互相寒暄之际，詹长炳将一个仅有小孩手指粗细的药瓶交到詹长麟手中，然后悄悄离开，到玄武门等候詹长麟。詹长麟借到厨房温酒之际，避开日伪的严密监视，迅速将小药瓶中的白色药粉倒入酒中。然后，以“肚子疼，要去一下医院”为由，溜出大使馆，与其兄会合后，骑上自行车，飞快地逃离南京城。
大约到晚上7点多钟，他们赶到燕子矶江边，与刘玉卿、毛蓝田、王高科等人会合，他们上了事先预备好的小木船，躲过日军汽艇探照灯的搜索，连夜过了江。
“毒酒案”发生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在南京城内外疯狂搜捕。王高科在珠江路茶馆里当跑堂的舅父翁保民被抓去，打得死去活来，日军企图通过翁保民抓住王高科和詹氏兄弟，但未能成功。
詹氏兄弟和王高科等人过江后，詹氏兄弟借住在六合一户名叫孙百万的农民家中，王高科全家住在六合王子庙林家岗林芝馨家中。为了转移目标，不株连无辜，军统局的特工以詹氏兄弟的名义，从上海英租界发给南京日本领事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你们在南京屠杀了无数同胞，我们这次投毒，是为了杀敌锄奸，我们现已到了上海，要抓我们，你们到上海来抓。你们若继续残害无辜，只能引起群愤……”日本大使馆收信后，以为詹氏兄弟真的已到上海，因此不得不将搜捕工作暂告一段落。
詹氏兄弟和王高科在六合乡下隐居一年多时间，待风声稍松后，由王高科带领詹氏兄弟家属7人和自己的家属3人，经仪征过江，步行到南京东郊龙潭镇，乘火车去了上海；而詹氏兄弟则在潘崇声的陪同下，前往上海。不久，他们从金山卫偷渡日军海上封锁线，到达浙江农村。此后，两家人再度被分开安置，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在南京重逢。
三
1940年11月7日，军统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在上海天潼路其表弟陆国云的家中被捕，旋即被押往极司菲尔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他熬不过酷刑，变节投降。所属的工作人员都是他供出的，先后被捕的共有20多人。其中，就有副区长尚振声。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竟然是被上司钱新民出卖的。得知钱新民投降后，李士群大喜过望，立即带领人马和钱新民从上海赶往南京，与伪南京总部头子马啸天会合，密议抓人计划。由钱新民带路，逮捕黄逸光（已打入汪伪内部，任伪航空署专门委员）和邵明贤（抗战前任军统南京区电台主任，1939年打入汪伪内部，历任伪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伪中央组织部四处处长）。此后黄逸光被审问的时候，钱新民居然还在隔壁伪作受刑惨呼之声，骗黄逸光招供。钱新民的叛变对于军统南京区是极为沉重的打击。
尚振声被押解到南京，关进伪南京区总部宁海路21号看守所。他多次被刑讯逼供，却坚不吐实，只承认自己的副区长身份。据汪伪二号人物周佛海在1945年抗战胜利被捕入狱后所交待：因自己早年曾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对从河南开封来南京参加中央政训班集训并在业务考核中获第一名的尚振声印象颇佳，曾给予当面鼓励。而且尚振声的远房姑父杨昌中为太极拳名师，上世纪30年代中期曾来南京中央国术馆执教，并教授周佛海夫妇太极拳年余，结下了一段情谊。周佛海遂出面打招呼，希望能释放尚振声，给他一个“改过自新”、加入“和平运动”的机会。1941年4月7日，尚振声被释放，他假意归顺，担任伪独立第七旅的参谋长。然而，尚振声心中的爱国抗日之火从来不曾熄灭。他很快重新投入抗日地下斗争，还在第七旅安插了自己旧日部下徐惟银等十余人。他又与重庆军统局取得联系，被任命为南京区代区长。
据王高科晚年回忆：后来因在浙东后方生计艰难，无法立足，被迫带着家小冒险返回家乡南京，暂时脱离了军统组织，得不到津贴了。王高科为养家糊口，以走街串巷卖五香鸡蛋为生。某日，他经过丁家桥，在第七旅旅部（原址为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口见到持枪站岗的徐惟银，吃了一惊。叙旧后，徐问王高科怎么又回南京来的。王高科作了回答。这时王才知道尚振声已就任汪伪独立第七旅参谋长（旅长张瑞京，广东人，曾任汪精卫的侍卫长），王高科很是奇怪，尚振声怎么会当了汉奸呢？次日，他就去大树根见尚振声，想问个明白。尚振声显得很谨慎，没多说什么，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还是做小生意糊糊口吧”，并送给王高科一百元，打发他离开。又过了好些日子，王高科去找徐惟银，没见到他，自己却被汪伪特工逮捕，押往宁海路21号看守所，也不问情由就关了起来，半个月后被押往上海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看守所。在那里才知道尚振声已于1941年11月8日晚在南京被捕，转押到上海，也关押在这个看守所，等候处置。原来尚振声诈降后骗取了汪精卫的信任，汪还亲自召见过他。尚振声暗下召集打入第七旅的军统人员们开会，计划在汪精卫以后来旅部视察时，由枪法很准的徐惟银开枪将其击毙，为国为民族除害。由于重庆军统局通过香港汇给尚振声3000元（这在当年可是一笔不小的款项），用于军统南京区的开支，这引起了日本梅机关特工的怀疑，遂扣留了款项，并通过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头目马啸天，跟踪监视尚振声等人。于是导致尚振声再次被捕。徐惟银等军统潜伏人员也悉遭拘捕，这是继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全军覆没后，汪伪特工总部取得的又一次“胜利”。至于叛变投敌的钱新民还是难逃一死，在这之前已被处决。
尚振声知道这一次周佛海不会再出面说情了，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有心保护参与投毒行动的王高科，绝口不提；徐惟银被捕后也没供出王高科。月余后，76号总部释放王高科，还给他一张回南京的火车票。王高科总算死里逃生。
1942年1月8日清晨，尚振声和曾任军统江苏第三区督查专员的平祖仁被76号汪伪特工总部行刑队押往沪西中山路刑场执行枪决。两人神色从容，临受刑时高呼抗日爱国口号，慷慨就义。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笠去光复后的上海参加“接收”，特指令军统上海区人员将尚、平等英烈遗体移葬沪西公墓，立碑纪念。
（责任编辑：武学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