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11?09?25 作者简介：常胜泽（1986-），男，山东淄博人，南京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生。 摘 要：2010年的英国议会大选出现了一个极富历史意义的结果――“悬浮议会”与联合政府的出现。二战之后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导致本次大选出现这一结果的最重要的原因。具体而言，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引起了政党趋同现象和政策性投票模式的加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大选出现了如此特殊的结果。而二者要发挥作用必须要以英国特殊选举制度下选民对两大党的“偏爱”为前提。
关键词：2010年英国大选；大党情结；中产阶级崛起；政党趋同；政策性投票
中图分类号：D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2）０2－0022－06
2010年英国议会大选的结果颇为“奇特”：一方面连续执政13年的工党在本次大选中下台；另一方面，大选之后出现了自1974年以来的首个“悬浮议会”（即在本次大选中工党、保守党和自民党均未获得议会下院过半数的席位，不能单独组阁），并产生了由保守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首个联合政府。本文认为，英国中产阶级崛起所引发的一系列“化学反应”是此特殊结果最重要的原因，但这一切都要以英国特殊的选举制度下选民的“大党情结”为前提。
一、英国特殊选举制度下选民的“大党情结” 英国是世界上首创议会制的国家，其议会被称为“议会之母”，也是世界上最早实行选举制的国家。早在12世纪初威斯敏斯特立法就有了关于选举原则的宪法性规定。英国议会一直以来都实行两院制，分为上院和下院。其中，上院议员不经过选举产生,而是由具有贵族身份的人组成，其中一部分议员是执政党政府建议英女王授封的终身贵族，另一部分则是世袭贵族。因此，议会上院又被称为贵族院。而所谓的议会选举实际上是议会下院议员的选举。
按照英国宪法惯例，议会下院议员选举每五年举行一次。英国议会选举所实行的制度叫做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或简单多数制，又被称为小选区制和简单多数代表制相结合的制度。这种小选区制将全国划分为650个选区,650名议员议会下院。每逢议会大选,英国工党、保守党、自由民主党三个主要政党以及参加竞选的部分小党便在这650个选区确定自己党派的议员候选人，然后逐个争夺每一个选区的议席。下议院选举的原则是“每一个选区只能选出一个议员，每一个选区都有数目相等的选民，每一个选民只能投一票给一个候选人，每一个选民都有平等的选举权”。概言之，“一人，一票，一价”。选举采用的计票方法是“简单多数票当选”，即在这个选区内获得最多数票（不必超过全部选票的半数）的候选人当选为本选区的下议院议员，其所在政党获得本选区议席。最终获得下院过半数席位的政党为执政党，获得次多数席位的政党依法成为反对党。这种选举的计数方法被称为“赢者全得”，是有利于大党的一种计数规则。根据著名的“迪韦尔热定律”，在简单多数当选原则的影响下，由于“机械效应”和“心理效应”的作用，在选举中选民往往倾向于把手中的选票投给实力最强的两个政党，而不愿意浪费自己的选票去投其他小党派[1]（pp?240?256。数百年来，英国选民对两大党的这种“偏爱”几乎没有改变。虽然2010年的大选出现了背离“迪韦尔热定律”的结果，但是选民“偏爱”两大党的倾向并没有改变：在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工党和自民党的最终得票率分别为36%、29%和23%，其他小党得票率总共不足14%，显而易见，保守党和工党这两大政党依然是获得选票最多的党派。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的选民有一种“大党情结”，这正是本文立论的前提，中产阶级崛起所产生的一系列反应对本次大选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才得以发挥作用的。
二、中产阶级崛起
“我们没有预见到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不仅对政党的政治行为，而且对政党自身的性质都产生了直接的冲击……今天的政党已经与几十年前的政党完全不一样了。”[2]拉帕隆帕拉的这段话为我们清晰地揭示了社会变迁对政党政治的深刻影响。但是，实际上社会变迁对政党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20世纪以来，急剧且广泛的社会变迁使英国的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在社会科学方面首先表现为英国社会结构的重组，而社会结构的重组又直接地表现为阶级结构的变化。在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工人阶级力量的下降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
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英国的中产阶级形成于18世纪后叶和19世纪早期[3]，其迅速的发展壮大却是从二战后的50年代开始的，至今方兴未艾。与之相随的是，工人阶级的力量逐渐下降，而大资产阶级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战后以来,英国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突出的两点：其一是传统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即产业工人)的人数相对减少；英国选民中工人阶级所占的比重，1964年时为47%，到1983年时降为34%；其二是……中间阶级或阶层日益庞大”[4]。“如果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英国社会阶级结构是极少数富人高高在上，少数人是中等收入，绝大多数人为无产阶级的三角形结构的话……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中产阶级的加强,使这一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大资产阶级人数未变,但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减少,中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英国中产阶级1870年时占全国人口的15%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按照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化的标准，到1970年，英国人口中已约有55%的人属于这一阶级，发展很快”[5]。另外，收入水平和职业在一定程度上也被作为衡量中产阶级力量壮大的依据。据英国“‘关税总署’统计，2004-2005年，该国纳税人总数约3027万，其中年收入在15000英镑以上的中间收入阶层人数达到1672万，为全部纳税人的55?25%”；而“如果以专业人员、职员和技术工人作为中产阶级，那么他们在就业人员中的人数比重从1968年的61?5％上升到1986年的66.2％，而如果把专业人员、职员和经理及主管等非体力劳动者都作为中产阶级，那么中产阶级的人数比重从1968年33?59%上升到1997年的65％左右”[6]。
由此看来，二战后的英国正在形成一种以中产阶级的力量为主，辅之以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阶级结构，这一变化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尤为迅猛。中产阶级的崛起对英国的政党政治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又到底是如何对2010年的大选结果产生影响？笔者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导致了政党趋同和政策性投票模式这两种现象的出现和增强，此二者的共同作用是2010年大选出现特殊结果的最重要原因。
三、政党趋同
由于“从产生的那一天起，阶级与政治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阶级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政治在阶级分析中一直具有核心地位”[7]（p?236)，阶级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强势崛起无疑对英国两党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直接表现被称为“政党趋同”，政党趋同具体又体现为英国两大政党的阶级基础、政策主张和竞选纲领以及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
（一）阶级基础的趋同
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后的英国正在形成一种以中产阶级的力量为主，辅之以工人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形阶级结构。这种变化倾向严重地冲击了英国政党政治原有的阶级基础格局。
第一，工党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很大的转变。1959年的大选，81%的体力劳动者支持工党，1964年体力劳动者对工党的支持率达82%……1959年大选非体力工作者支持保守党的达57%，1966年上升为60%，1970年仍达57%[8]。也就是说，20世纪前六十年，中等及以上阶级偏向于支持保守党，工人阶级偏向于支持工党。截至20世纪70年代，由于这种稳定的阶级基础，两大政党都有自己的“基础选票”或者“安全选票”，历届大选基本被它们所掌控。但是后来工人阶级不断萎缩，“为工党支持基础的庞大的工人阶级队伍日渐分裂，越来越多富裕起来的工人成为新的中间阶层”[9]（p?150）；“1961年测验显示：40％工人自称中产阶级，他们比自称工人阶级的工人更喜欢投保守党的票[10](p?228)。”这样一来，以往仅仅依靠传统的工人阶级选民来赢得大选的工党尝到了前所未有的苦果――1979、1983、1987和1990年4次大选失败，连续在野18年。痛定思痛，工党逐渐认识到了争取到日益庞大的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支持的重要性，于是开始了由“阶级的政党”向“包括一切人的政党”的转型之路[11]。为此，工党实行了一系列吸引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尤其是布莱尔上台之后，强调要走“第三条道路”，在“新工党”的口号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甚至力排众议，废除了工党章程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内容，主动向私有化靠拢等①。工党实施的一系列措施确实使它赢得了中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的支持，结果便是1997年工党重新赢得大选并连续执政13年。工党的转型也从事实上使得它不再是那个仅代表工人阶级的旧工党，而是逐步转变为了一个“跨越民族、跨越阶级、跨越政治界限”的“多数人的党”[12]（p?474)，阶级基础彻底地改变了。
第二，就保守党而言，虽然它与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工党争取中产阶级支持的一系列举措抢走了原本支持它的很大一部分选民，导致了它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数次大选的失败。1997年后，由于保守党提不出有价值、有别于工党的政治理念和政策主张，党内矛盾又不断加剧，致使其连续在野13年。这使得保守党逐渐地认识到了英国阶级结构变化的问题。于是，保守党也开始了由“阶级的党”向“包括一切人的党”的转型。它不再把眼光局限于原本的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身上（但仍然以争取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支持为主），开始实施一系列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策（例如实行同工党一致的福利国家政策），以图争取支持。保守党的政策也确实赢得了工人阶级的认同，因此，阶级基础也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中产阶级日益发展壮大，为了争取这一阶级在选举中的支持，英国两大传统政党都进行了由“阶级的政党”；转向“包括一切人的政党”，致使它们的阶级基础出现了明显的“中间化”――工党的阶级基础由原本单一的工人阶级扩展为现在的工人阶级、中产阶级乃至资产阶级，保守党的阶级基础则由原本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扩展为现在的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至此，“英语各国中，政党关系遵循阶级划分的强烈程度唯英国第一”的历史再也无法挽回了。
(二）政策和竞选纲领的趋同
中产阶级迅猛壮大、人数众多，是一个“难以形成自己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的阶级，他们倾向于实用主义，选举只针对政党的竞选纲领和具体政策进行投票。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两大党都倾向于实行一些符合他们利益的“中间化”倾向的政策和纲领。而这种“中间化”的倾向进一步表现为两大党政策和竞选纲领的趋同。
实际上，从二战结束至今，西方国家的主要执政党在政治、经济等政策上都出现了不断趋同的现象，英国只不过是较为典型的其中之一罢了。概言之，英国两大党的政策趋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两党的政策都出现了向对方倾斜的趋势。二是两党政权交接后政策的连续性。“每次政权交接后，执政党一般不会轻易抛弃上届政府的政策，而是以继承为主，还重提很多上届政府因大选暂时搁置的议案。例如1945年工党政府的外交、防务、经济、移民、治安、教育、福利、非殖民地化等政策，就为后来的保守党政府所继承。1970年的保守党政府重提了上届工党政府搁置的23项议案中的14项。此后的工党政府则重提了被保守党政府搁置的22项中的15项。”[10]（p?222)
除了在执政时的政策主张趋向于一致外，两大党在每次大选中的竞选纲领也渐显趋同。2010年大选中，保守党和工党的竞选纲领不论是在经济、国民保健、社会治安方面，还是在教育、能源以及对欧盟的态度方面，即使谈不上相差无几，也可谓异曲同工。正如费多洛夫所言：“……保守党和工党纲领的许多论点实际上是毫无区别的……两党纲领的区别，往往在于：它们为了达到目的所采取的方式不同。”[13]（pp?113?114)
当然，两党政策和纲领的趋同并不是它们公开协商达成一致的结果，相反，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彼此消极默许、“心照不宣”地奉行某种共同的指导原则的结果，是两党为了争夺执政权，对当时占有主导地位的政治主张和治理框架被迫认同的结果。
（三）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
“至少从柏拉图时代开始，政治观念就在政治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据说，观念具备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能力。与一种正当其时、大行其道的观念相比，其他任何事物都会黯然失色、相形见绌[14]（p?81)。”在此，考克瑟揭示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政治意识形态实质上就是一定阶级的人们关于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关系，包括阶级、国家、政党、政治集团、民族、社团等在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观点的总和。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类型主要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等[15]。
一般来说，先有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认同才有了政党，任何政党的产生和存在都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前提；而政党则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光谱上的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可以找到与其相对应的政党。按照政党意识形态光谱分布理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位于光谱的左侧，与这两种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政党被称之为“左翼”政党；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位于“右侧”，与这两种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政党被称之为“右翼”政党；而“自由主义者们（包括英国自由民主党在内）还是处于政治光谱上中间的位置”[14]（p?85)。
在英国，由于人们对政治系统的认知、情感、评价存在着相当高的共识性，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英国政党政治史上，这三种意识形态明显地与三大党派保守党、工党以及自由民主党相对应――保守党属于信奉保守主义的右翼政党，工党是信奉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而自民党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中间政党。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二战之后英国两大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趋同的现象：传统左翼政党工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右转，传统右翼政党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向左转。在意识形态的转型中，两党的几位杰出领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作为传统左翼政党的工党原本只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立志实现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意识形态彻底而单一。20世纪中叶，工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右转。1945-1951年执政的工党政府实行了福利国家和混合经济的“和平革命”政策，意味着工党当时的目标不再是彻底实现公有制，而是渐进地维护和改良之；到了90年代，布莱尔上台之后废除工党党章第四条关于公有制的规定，更使工党抛弃了工会在意识形态上把持的传统。而保守党在意识形态上的转型开始于20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从那时起保守党不再单纯地维护和发展私有制经济，还开始跟工党一样地实行福利政策，以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从1997年开始，保守党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更加积极地向左转。2005年大卫?卡梅伦当选党魁之后，在党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得保守党的政策主张和意识形态进一步趋左。曼特?比奇在分析了卡梅伦到底属于哪一种保守党人后指出，虽然他的理念和价值观仍然属于保守主义的范畴，但是“诸多中间偏右的理念和价值观的混合体……卡梅隆似乎故意要让保守党的政策和观念向左转，以便寻求一种中间立场”[15]。而国内学者也认为“如果说布莱尔完成了工党的中间化，卡梅伦则完成了保守党的中间化过程”[6]。
就这样，在保守党与工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变得比他们分别同自民党之间的差别还小了。笔者认为，英国两大党意识形态趋同的原因有二：直接原因是两大党为了赢得大选所采取的临时策略；深层原因便是英国阶级结构的变化。
第一，对于政党来说，政治意识形态既是宣扬自己政治信念的工具，也是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标签。而在选举政治学中，意识形态更被看做是一种争夺政治权力的手段。具体来说，在选举中，在需要彰显与其他党派不同的时候，两大党就会刻意地强调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在需要求同存异的时刻，两大党也会毫不犹豫地向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倾斜，只不过有时这种倾斜是不自觉的。那么，什么情况才会使得政党采取意识形态向中间倾斜的策略呢？根据安东尼?唐斯的“中间选民理论”，“如果选民了解自己的偏好，也了解候选人的政见和立场，社会比较同质化，没有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选民的偏好将呈现单峰形态”③[10]（p?229)。就意识形态而言，这种状态下的大部分选民会在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地带游动，他们没有很强的阶级意识和党派认同。而要争取这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就意味着两大党的意识形态必须向中间靠拢、向对手靠拢，而向中间靠拢就意味着两党不会标榜太极端的思想和言论，各自的意识形态色彩会越来越淡化。总的来说，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英国基本符合唐斯所说的这种社会同质化、中间选民人数众多、选民对选举知情的状态。因此，两大党不得不将意识形态“中间化”当做竞选手段，这种中间化倾向进一步体现为意识形态的趋同。
第二，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中间选民至少绝大多数属于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两党意识形态中间化的竞选手段争取的正是中产阶级的支持。而且中产阶级的强势崛起导致了两大党阶级基础的趋同。事实上，保守党和工党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同正是它们阶级基础趋同在思想意识上层建筑方面的表现：传统的左翼政党工党认识到了争取有产阶级，特别是二战以后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支持的重要性，不再一味地坚持社会主义信念和政策，因此工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向右转的倾向；而传统的右翼政党保守党要想获得大选胜利也不能再把自己的立足点仅仅放在少数有钱人身上，而是需要努力争取劳动大众的支持，原先单一的保守主义政策和信念也有所改变，于是我们说它在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向左转的倾向。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两大党的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向本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传统方向的相反方向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的程度不是很高，它们还都没有丧失作为左翼政党和右翼政党的本色。
四、政策性投票模式
像英国大选这样的选举活动都可以简单地看作是由主体和客体共同构成的，其中主体是选民，客体就是政党（或者各选区的候选人），任何结果都是主客体共同作用的结果。2010年英国大选的特殊结果正是选民对各党派进行选择的结果，其中政党趋同只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客体方面的原因，要想搞清楚到底为何会出现该结果，还需要对主体方面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主体方面的原因是二战后选民中政策性投票模式的增强。
所谓政策性投票模式，指的是“选民将选票投给政纲最符合他们的政策主张的政党的选举倾向”④[10]。按照时间维度，政策性投票模式在英国选举史上明显出现是在二战之后，它的出现首先表现为选民阶级意识和党派认同度的下降。二战前，英国的阶级结构单一，选民的阶级意识和政党认同度高。但是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选民的政党认同程度明显降低。“研究表明，尽管认为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某一政党的选民数量一直保持相当稳定，只从1966年的90％下降为1987年的86％，但是他们的这种隶属感的强度明显降低了……在1964年大选中，有48％的投票人表示自己对某一政党有‘非常强烈’的认同感，但到1987年大选，这一数字降到了23％，下降了整整一倍还多。而表示这种认同感‘不很强烈’的投票人比重，则从1964年的12％上升到1987年29％，几乎提高了一倍半。”[7]（p?244)
政治学家克利维的研究证明了政策性投票在英国是确确实实存在着的。他把1974、1979、1983和1987年选民关注的问题和选民对政党的倾向性进行了比较，证明了与选民政策倾向性一致的党派获得了较高的信任分，继而在大选中获胜(见下表)[10]（p?229)。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选民党派认同度和阶级意识的减弱呢？换句话说，造成政策性投票模式出现和加强的原因是什么呢？根据上文所阐述的英国中产阶级崛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不难联想到，正是因为二战后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才导致了选民政策性投票现象的出现和加强，因为他们是一个“难以形成自己阶级意识形态”或者说“阶级意识相对薄弱”的阶级，他们没有坚定的政党认同，而是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在选举中往往只针对政党的竞选纲领和具体政策进行投票。
综上所述，在英国选民数百年未变的“大党情结”的前提下，二战后英国中产阶级崛起引发的政党趋同和政策性投票现象共同发挥作用，促使2010年大选出现了特殊的结果。具体而言，第一，由于选民对实力最大的两党的“偏爱”，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选民们都更加倾向于把选票投给这两大党。第二，由于政策性投票模式的出现和加强，很大一部分选民不再根据原来的阶级和党派认同来投票，而是根据各政党的具体政策主张和竞选纲领来决定把选票投给哪个党。第三，英国两大政党在阶级基础、意识形态和政策纲领方面的趋同使得它们在选民眼中越来越同质化，使选民变得无从选择或者认为选哪个党都无所谓。在以上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选票就会倾向于集中在实力最大的两个党手中，同时集中于两大党派手中的选票分布也会变得过于分散化和均匀化。因此，两大党得票率都不高，小党派又“不足为患”，导致没有一个政党能够获得足够的议席来组阁的情况，“悬浮议会”也就出现了⑤。
注释:
①英国工党的章程产生于1917年，1918年年会获得通过，其中第四条集中体现了工党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的宗旨。这条规定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社会主义象征，同时它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
②广义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女权主义、无政府主义、环境保护主义等。
③所谓单峰偏好，就是投票者在一系列的备选方案中，最偏好某一个方案，离开这个方案向其他方案变化时，偏好会持续下降，从而选举和投票人的偏好在几何图形上表现为单峰。杨云彪：《公民的选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④根据政治学家巴特勒和斯托克斯的定义，政策投票有四个前提条件：（1）选民了解选举中所涉及的政策问题；（2）选民自己对这些问题持有确定的态度或意见；（3）选民知道各党对这些问题所持政策的不同；（4）选民投票选举其政策最为符合他们的要求的政党。聂露：《论英国选举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⑤在此需要说明的是，2010年的英国大选会出现特殊结果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中产阶级崛起及其产生的一系列“反应”只是这些原因的其中之一，仅这一点不足以导致本次大选的特殊结果。本文仅仅是就中产阶级崛起对本次大选的影响进行了浅显的探讨，其他方面的原因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要想搞清楚所有的原因，还需要广大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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