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流动与农民工【三篇】 【主持人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长时间流动，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特殊现象，这种流动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形成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了关注和研究，如劳动力流动对经济社会的贡献与影响、农民工的地位与待遇、因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农村留守问题、劳动力市场的建设与管理、如何破除城乡二元制度障碍、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等。这些关注和研究对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和农民工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作用，不少研究成果已经上升为党和政府的政策。目前，我国进入转变发展方式、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加强对劳动力流动和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无疑具有更加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期以专题形式推出三篇文章，分别探讨了劳动力流动与我国经济的关系、流动人口的有效管理和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意愿，以期将这一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阶段，这些目标的实现最终依赖于科技、管理和制度的创新。但是，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却日益阻碍了上述目标的实现。改变我国劳动力成本过低的局面，对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强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及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廉价劳动力；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Ｆ１２０．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５１８Ｘ（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０５－０４
崔连翔（１９８１―），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经济学；曾繁华（１９６２―），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经济及产权理论。（湖北武汉 ４３００７３）
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现状及国际比较
由于劳动力过剩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我国存在着工资“竞相逐底”的现象，使得最低工资标准往往成为执行中的“最高标准”，故以最低工资标准衡量我国劳动力成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现实性。从表１可知，在２０１１年，我国工人的小时工资标准普遍处于８到１２元范围之间，按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１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１：６．３８计算，我国工人的小时工资仅处于１．２５到１．８８美元之间的低水平上。
据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３至２００６年，我国制造业雇员的小时报酬在０．６０至０．８０美元之间，低于同为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０．８０至０．９５美元的同期值。２００７年之后，由于将劳动力更为廉价的个体经营者排除在统计数据之外，我国制造业雇员的小时报酬大幅提升，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分别达到了１．０６美元和１．３６美元。
２０１０年，小时雇员报酬最高的挪威达到了５７．５３美元，依中国２０１１年最新数据的最大值１．８８美元计算，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挪威的３．２７％。按表２中的分组法，我国仅相当于５０美元以上组均值的３．４９％；与处于４０至５０美元组的８个国家相比，仅相当于该组均值的４．４４％；相当于３０至４０美元组５个国家均值的５．３２％；即便与１０美元以下组相比，也仅相当于该组均值的约五分之一。与同为“金砖四国”之一的巴西相比，我国也仅为该国的１８．６５％，甚至低于菲律宾，在所统计的国家中排最后一位，我国劳动力廉价的程度可见一斑。
二、我国劳动力廉价的原因分析
造成我国劳动力廉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受我国劳动力数量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我国劳动力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我国在计划经济残余思想影响下，长期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就业政策，加之等级观念和歧视思想严重、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缺乏工资增长的良性机制，导致我国劳动力极其廉价。
第二，“ＧＤＰ主义”与“利润最大化”目标，导致政府与企业部门对劳动者权益的双重压榨。“ＧＤＰ主义”引致各级地方政府对ＧＤＰ盲目崇拜，为了完成政绩指标，创造更多工业产值和财政收入，各级地方政府均不遗余力地进行招商引资，除给予投资者在基础设施、税收等各方面优惠外，无不将廉价劳动力作为吸引投资者的“杀手锏”，以保证投资者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在“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指示下，企业也会尽可能压低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成本，弱势的劳动者在生活与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无法与强势的政府和企业部门进行公平的博弈。
第三，我国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研发、采购和销售均由跨国集团牢牢控制，在缺乏技术、品牌和知识优势的情况下，最终只承担了“世界组装车间”的角色，丧失了包括人力价格在内的各种资源的定价权。缺乏品牌和技术，一方面导致我国企业盈利能力不足，无法支付较高的劳动成本；另一方面，缺乏品牌和技术使我国企业只有采用压低劳动报酬的方式才能维持企业利润和产品竞争力。因此，劳动者报酬在国内外资本“逐利”的天性下，必然会被压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
第四，过度的政府管制导致权力寻租泛滥，不仅扰乱市场的正常运行，也增加了企业非正常支出，加上沉重的税务负担及政府部门对社会资本的过度消耗，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削弱了企业资本积累、劳动力吸纳能力和对较高劳动报酬的支付能力，阻碍了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报酬的有效分配。
三、廉价劳动力对经济的消极影响
３０多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极大地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的剩余程度。近年来，始于珠三角地区的“民工荒”，不仅迅速蔓延至长三角、京津唐等地区，而且在河南、江西等传统劳动力流出省份也出现招工难现象，显现出“刘易斯拐点”的端倪。随着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入，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和强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一）廉价劳动力导致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储备增长导致国内货币投放扩大，使得投资过热局面进一步加剧。投资持续过热导致产能过剩，超出国民消费能力的过量供给只能通过出口方式来消化，致使外贸部门竞争加剧、商品出口价格进一步降低。在竞争加剧、利润降低的双重压力下，缺乏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动力的外贸部门，必然会采用压低劳动报酬的方式进行生产，以维持企业利润和产品竞争力，从而使我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我国极其低廉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国内外资金流入以生产、加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部门，并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进一步强化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劳动密集化程度。我国必将被固化于国际经济产业链的最低端，陷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陷阱”，最终在经济上沦为西方强国的奴隶。这样的发展模式，显然严重偏离了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产业升级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实现国民普遍富裕的发展目标。
（二）廉价劳动力与固定汇率制使我国货币政策陷入两难抉择
１９９４年，我国开始施行的强制结售汇制度，将依靠廉价劳动力换来的巨额外贸顺差转化为外汇储备，使我国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截至２０１１年８月，我国外汇储备已高达３ ２６２４．９９亿美元，雄踞世界第一。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加剧了外汇市场供求失衡的局面，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强。在固定汇率制下，央行通过在外汇市场抛售人民币、购进外汇的方法来稳定汇率，导致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投放被动增加，使利率提高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受人民币汇率升值、利率提高的双重诱惑，大量国际投机资本通过贸易渠道、资本项目和地下钱庄等多种方式流入我国，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加，加剧了我国经济运行受投机资本冲击而产生剧烈波动的风险。
为了抵消外汇储备增长所导致的通胀压力，央行通常会采取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及发行央票等手段进行对冲操作。但是，每种对冲工具都有其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能做到既消除通胀压力又不对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这也注定任何一种对冲工具都无法长期使用，若不采取更有效的措施，通胀终将发生。上述对冲操作均属紧缩性货币政策，而紧缩性货币政策增加了利率上升的压力，利率上升预期又会吸引更多国际投机资本流入，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基础货币越来越多，并日益成为基础货币的主要来源，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持续增强，严重削弱了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因此，稳定汇率与减少货币投放成了中央银行面对的两难抉择，削弱了国家通过货币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增加了经济运行的风险。
（三）廉价劳动力强化了产业结构低度化
由于长期对低劳动力成本的依赖，加上我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存在不足，企业进行新技术研发对资金需求较多且存在较高市场风险等因素，国内企业缺乏创新精神，没有动力通过技术创新和改进管理水平的方式来提高竞争力。极其廉价的劳动力，使企业习惯于通过压低劳动成本的方式来维持产品竞争力，以占据较高的市场份额并赚取利润。“劳动力成本优势”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而不断强化，使国内外资本更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比较优势”明显而“竞争优势”不足的格局，严重阻碍了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另一方面，产业升级的最终内在动力源于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取决于需求欲望和需求能力。廉价劳动力使得贫困的国民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需要，对产品的需求具有低层次、粗放型特征，缺乏满足较高层次所需的支付能力，从而决定了产业结构的低度化。国民低层次的消费需求难以形成推动消费持续升级的足够能力，企业缺乏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管理水平以促进产业升级的动力。
（四）廉价劳动力导致区域经济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
根据佩鲁等人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的二元经济理论及赫希曼的区际经济增长传递理论，实施产业结构由高到低、从沿海向内地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劳动力成本的日益升高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最原始动力，与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劳动力成本差距不大，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缺乏产业升级的动力，阻碍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强化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使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
廉价劳动力的主体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中游离出来的农民工群体，在工资性收入已成为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廉价劳动力将导致城乡间收入差距扩大。另外，廉价的劳动力还会影响到劳动者进行自我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经济发展成果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矛盾扩大甚至激化，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
四、相关对策
要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改变我国劳动力过于廉价的现状，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的消费能力。持续升级的消费需求，不仅能提高国民消费层次和生活质量，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而且也能为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动力，促进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循环。
劳动报酬的提高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边际生产力的持续提高，完善的市场机制是资本积累和边际生产力持续提高的有效保证。但是，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使得我国的市场机制残缺不全、权力寻租现象严重，除产品市场外，要素市场及金融市场均处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下。
首先，通过改革金融、税收与外汇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鼓励创新的机制，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消除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实现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报酬的合理分配，让劳动力告别廉价时代，实现经济增长与国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良性互动。
其次，通过改善我国企业的内外竞争环境、推进企业规模化、增强企业技术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商务谈判能力和强化品牌建设等手段，逐步调整我国的生产贸易模式，提高我国企业的定价权。这不仅有利于增强我国企业在经济交往中的主动权，也有利于增强企业支付较高劳动报酬的能力，创造劳动者和企业的双赢模式。
再者，推动集体谈判机制的建立，全面推行劳动合同法，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善劳动者在劳资博弈中的弱势局面，加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以推动劳资双方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并对工资集体协商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给予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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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