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中国集权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同一性以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选择的重要考量因素。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应遵循限权而非分权的改革思路，在具体途径选择上应注重发挥中国传统“面子”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社会规范功能，同时发挥媒体监督供给相关信息的作用，为“面子”文化社会规范功能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关键词： “面子”文化； 舆论监督；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D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1-0039-04
“Face” Cultur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and the Path of
Chines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LI Leng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power. The traditional political culture of concentration of power, the identity of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Chines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the future will all influence the path of Chines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path of Chines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limiting power but not decentralization, when it comes to its path, we should focus on letting the Chinese traditional“face” culture play a role, which means the function of social norms by mutual supervision among people and accepting supervision actively. At the same time, developing the function of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by media supervision in order to provide protection to the function of social norm by “face” culture.
Key words: “face” culture; supervision by public opinion; Chinese reform of political system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研究述评
（一）既有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研究
1. 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胡伟认为：中国民主化应该走一条先共产党内部后共产党外部、先精英后大众、先中央后地方的“体制内渐进路线”，原因在于从党内民主着手，涉及人少，便于操作，而且领导集体民主素养也相对较高，可以发挥示范效应[1]。王贵秀也认为党的先进性、现实驱动力和较小风险决定了必须发展党内民主推动政治体制改革[2]。
2. 村民自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徐勇认为：尽管某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因流于形式而饱受非议，但日益完善的基层民主试验可以使普通人“体会民主”，从而推动实现更高层次的民主[3]。王世国也认为基层选举可以训练具有民主意识的干部，具有辐射作用，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并推动国家民主[4]。
3.落实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李严昌认为党同人大的关系是中国政治关系的实质，政治制改革的重点应当“是党同人民、人大的关系，而不是党同政府的关系；应着眼于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而不是党政分开”[5]。谢岳提出鉴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有最高的法源地位，因此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6]。
4. 司法独立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章武生认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佳突破口应当是司法体制改革，因为结构合理、功能正常的司法构成了制度化和法治化的主导性力量，而法治化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支撑[7]。
5. 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中国共产党十三大以来，党政职能分开旨在理顺党政关系，切实解决党政不分、党委过分集权的问题。熊云认为理顺党政关系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要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8]。张书林从党政关系角度分析了党代会常任制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可能性[9]。肖立辉认为党政关系是政治体制改革涉及的三大问题之一[10]。
6. 领导干部制度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张式谷认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或着重点应当放在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的改革上，因为“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11]。欧阳亚非进一步指出选举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口[12]。
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将乡镇基层民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
（二）既有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研究的评价
1. 分权――既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主导思路。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8月18号《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指出权力过分集中是政治制度的总病根。随后，在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上，不断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从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到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再到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和党内民主等。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实践层面和研究层面的逻辑基本是一致的，即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
一般而言，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无外乎两种思路：分权和限权。分权指的是在既有主要权力主体之外构建一个或多个新的权力主体分享原有权力，多个权力主体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制衡作用；限权指的是保留既有主要权力主体享有的权力，通过某种途径约束和限制其权力的行使，不存在权力主体之间的相互制衡。
按照分权和限权的标准对既有政治体制改革途径进行评价的话，可以看出既有改革途径基本遵循着分权的改革思路进行，比如，党政分开旨在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府权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旨在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大权力；司法独立旨在构建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权力；党内民主旨在党内构建相对独立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换言之，既有改革途径所体现的内在精神或多或少凸显出西方政治制度分权制衡的思想。但在实践层面，尽管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尝试已进行近30年，但改革效果仍然没有得到充分彰显。
2. 限权――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新选择。毫无疑问，诸多因素影响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选择。其中，过去中国集权传统政治文化、现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同一性以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三个重要变量，在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设计中要对这三个约束条件予以充分考量。基于此，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应遵循限权的改革思路。
（1）中国集权传统政治文化。梁漱溟认为，中国政治的典型特征是“权力一元化”，即“中国从来没有，亦永不发生‘箝制与均衡’的三权分立的事”[13]。中国自封建解体后，社会形势散漫一直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权力一元化是不会变的。中国社会的相对稳定性表明未来一段较长时期内，中国集权政治文化仍将对制度变迁产生重要影响，政治体制改革道路的选择要对其影响加以充分考虑。
（2)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同一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艰难的主要原因在于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是同一个主体，这种特殊性就决定了改革主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缺乏意愿和动力。因此，分权的改革途径当然得不到改革主体的支持，而必须考虑限权的改革思路。
（3）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强政府”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摩尔曾指出：“在政治上，成功的现代化意味着在广阔的领域确立安定和秩序，这便要求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14]。”强政府不是所谓的“大政府”或“小政府”，而是一个有效的政府，集中表现在政府能力的有效性上。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依旧是国家的迅速现代化，而现代化进程必然是政府主导下进行的，需要维持相对全能的政治体制，依赖权力的相对高度集中来推进。这就意味着分权的改革思路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主导下的现代化进程。
权力是集中还是分散并非至关重要，更关键的是权力行使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因此，与分权的改革思路关注权力本身大小相比，限权的改革思路更关注权力行使的结果，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最大程度保障权力行使的公共性和有效性。在确定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限权的改革思路后，关键是在操作层面上如何构建和选择适用中国国情的改革途径。笔者将以中国特有的“面子”文化作为分析和选择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的切入点。
二、“面子”文化、社会规范与舆论监督
“面子”是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象。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为，“保全面子”是中国人的第一性格[15]。林语堂认为“面子”是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子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16]。鲁迅则认为面子是“中国精神的纲领”[17]。毋庸置疑，“面子”是支配和理解中国人观念和行为的关键概念。尽管对“面子”的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多数研究基本认可，“面子”与声誉密切相关。中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着“爱面子”和害怕“丢面子”的文化传统。
（一）“面子”文化的社会规范功能
因“面子”与声誉密切相关，而声誉只能从社会交往中获得，所以，“面子”文化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取向的文化。孙隆基认为，中国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得以体现为所有社会角色的总和。“仁者，人也”，“人”字旁一个“二”字，亦即，只有在“二人”的对应关系中，才能对任何一方下定义[18]。这种“二人”对应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两个人，如夫妇、兄弟、朋友等，也可以理解为笼统的社会。杨国枢认为，“社会取向是中国人在其生活圈中的运作或适应方式。中国人的社会取向主要指个体融入或配合其家族、其他个体、权威及非特定他人所展现之社会互动的风格与形态”[19]。
简言之，社会取向是指个人的社会行为要符合社会主流舆论和他人对其行为的期望和评价。正是因为中国人看重社会主流舆论和他人对其行为的看法①，因此，其行为必然受到社会主流舆论和他人评价的约束，从而调节个体行为以做出符合社会期望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面子”文化就具有了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的功能。
“面子”文化社会控制功能的实现需要一定的条件，即社会评价的可能性。社会评价的可能性能够保证“面子”威胁的可能性，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规范。所以面子的惩罚程序，并非发生在行为发生之时，而是败露之日。换言之，不论有多大恶果，皆非出于自律，而是他律。……面子的核心是他律[20]。
由于个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影响社会评价可能性的关键因素是关于个人各种情况的信息是否充分。费孝通所称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自然村落这个小群体中，每个人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情况都谙熟于胸；发生于这群人之间的一切事件都不会逃过每个成员的视野；一言以蔽之，小群体中的一切信息都是共享的[21]。因此，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息很容易共享，社会评价和面子惩罚很容易做到。
（二）“面子”文化与舆论监督
中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它是一个互动频繁的网络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保持一种“熟人”关系，组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彼此连心肝都了然”的“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面子”文化实现社会控制的社会条件。
“面子”文化的运行机制类似于舆论监督。相对于舆论监督，“面子”文化的运行机制除具备舆论监督的一般特性之外，还包括特有的两大特征：相互监督和主动公开。
1. 舆论监督中包括两大主体：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者相对明确，通常表现为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在“面子”文化中，每个个体都扮演着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的角色，二者相对模糊，通常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相互监督：一方面对他人的行为通过语言或行为发表自己的看法，监督他人的行为；另一方面他人也对自己的行为通过语言或行为发表他们的看法，监督自己的行为。正是在这种相互监督中实现了对每个人行为自由和权利的限制，从而保证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
2. 因为舆论监督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相对明确，所以，被监督者在舆论监督中通常是被动的、外在的。“面子”文化中监督者和被监督者相对模糊，因而导致被监督者通常带有主动成分，在从事社会行为中总要考虑社会多数对其行为的看法，而且常常会为了“爱面子”主动公开自己的行为。
由于中国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因此，“面子”文化中的监督机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主要通过人们之间的口舌相传运行。而对处在转型期的当代中国社会而言，因市场经济发展使得城镇化进程加快和人口流动性增强，这就导致中国传统社会正在发生裂变：一方面，在乡村和小城镇，社会依然是“熟人社会”，“面子”文化仍处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社会正逐步转向“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了解相对较少，关于个体的各种信息相对缺乏，“面子”文化的社会控制功能相对在乡村的作用而言相对较小，但多数个体所处的“小社会”②仍然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意味着“面子”文化的社会控制功能仍有着重要影响。可以认为，转型社会中影响“面子”文化社会功能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是关于个体各种信息的缺乏。
因此，在转型社会保证“面子”文化社会控制和社会规范功能实现的重要影响因素是如何实现关于个体信息的充分供给，从而发挥“面子”文化的监督作用。随着各种媒体的兴起和发展，媒体越来越多地扮演了信息供给的角色，从而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面子”文化在转型社会中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从而实现对个体行为和社会的有效规范。
三、“面子”文化、舆论监督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
“面子”文化社会功能实现取决于三方面：声誉、信息和“熟人社会”。在中国政治中，“面子”文化具有特殊性：（1）普遍而言，政治成员具有更强的声誉感；（2）政治成员相互之间共享的关于个体成员的信息较少，特别是关于其家庭状况和工作之余的信息更少；（3）相对而言，政治成员群体较少且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具备“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
因此，“面子”文化在中国政治中发挥着一定的相互监督功能，有助于规范部分政治成员的行为。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面子”文化社会规范积极功能的发挥仍然有很大局限。这种情况下，要最大限度发挥“面子”文化在中国政治中的相互监督功能，限制权力的使用以实现权力行使的有效性，必须通过一定的渠道和途径实现关于政治成员信息的充分供给。
权力的公共性使得公开政治成员行使权力过程和结果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近年来各种媒体的兴起和发展则为公开政治成员行使权力过程和结果相关信息提供了可能性，其越来越多地为政治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和社会公众对政治成员的监督供给信息，有利于政治成员之间共享关于政治成员的个体信息，再加上政治成员更强的声誉感和相对稳定的“熟人社会”，“面子”文化就使得权力的行使者一方面会更注意规范自己和下属行使权力的行为，另一方面则会主动向新闻媒体提供信息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从而“保全面子”或“争面子”，最终尽可能保证权力使用的公共性和有效性。
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征在于权力过度集中。中国集权传统政治文化、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主体和改革对象的同一性以及未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无疑是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途径应遵循限权而非分权的改革思路，在具体途径选择上应该注重发挥中国传统“面子”文化中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和主动接受监督的社会规范功能，同时注意发挥舆论监督供给信息的作用为“面子”文化社会规范功能的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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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