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探讨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共性上的差异，为青少年犯的分类矫治提供心理学的依据。研究方法：采用冲动性／预谋性攻击量表和人际反应性指标(台湾修订版)对北京少管所的360名青少年暴力犯进行问卷调查并作统计分析。结果：对青少年暴力犯的分类是有效的；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同情关怀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在身心隐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反应性暴力犯；青少年暴力犯的攻击行为与观点采择、同情关怀呈负相关，与身心隐忧呈正相关。结论：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共情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分类矫治中应区别对待。
关键词：青少年；反应性攻击；工具性攻击；共情
中图分类号：DF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663(2012)01-0057-04
一、前言
青少年时期被霍尔称之为“疾风骤雨期”，是国际公认的危险年龄，青少年犯罪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难题，有人将其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列为“世界三大公害”。有资料显示，我国近10年来的犯罪增长率已过24％，而其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自1990年到2000年的10余年，14-25岁年龄段的犯罪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5％以上。在导致暴力犯罪行为发生的诸多因素中，“低共情”与犯罪的高相关成为近年来解释犯罪原因的一种心理学路径，但二者关系的神经心理学基础和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不过，在罪犯矫治中已开始重视罪犯的共情训练，例如利用认知行为策略、家庭疗法等团体辅导，从认知和情感层面提升罪犯的共情能力，改善其心理资源和人格素养，以期他们能更好地回归社会，降低再次犯罪的可能。
青少年的暴力犯罪行为常被区分为反应性暴力攻击和工具性暴力攻击。反应性暴力攻击表现为对知觉到的威胁产生好斗的反应；工具性暴力攻击表现为由外部奖赏所驱动的掠夺性攻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暴力攻击与人们的行为结果有不同的关联。理解不同类型青少年犯的暴力攻击特点，便可以据此对青少年犯的矫治做一些有针对性的干预。本研究通过对青少年暴力犯进行分类，然后对他们在共情各维度上的差异做比较，据此对青少年罪犯的分类矫治提供一定的心理学依据，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研究对象为北京少管所的360名青少年暴力犯，均为男性。被试施测时，年龄在12-2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9.88(±2.67)岁；犯罪时年龄在9-25岁之间，平均犯罪年龄为17.73(±1.83)岁。
(二)方法
1.调查工具：
(1)冲动性／预谋性攻击量表(Impulsive／PremeditatedAggression Scales，IPAS)：该量表是Stanford等人编制的“攻击／暴力行为分类程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攻击和暴力行为分类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自陈式量表。该量表既能测量被试整体的攻击性，也可以用于攻击类型的区分。用作分类的题目共20个，分成冲动性攻击和预谋性攻击两个维度。IPAS具有良好的信度，两个维度之间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2)人际反应性指标(台湾修订版)(Interpersonal Reac-tivity Index，IRI)：该量表是吴静吉等依据Davis(1980)所编的同名量表修订而成的，共有22题，分成4个维度：观点采择、同情关怀、幻想力、身心隐忧，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介于0.53-0.78之间。本研究总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3。
2.程序：由经过培训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担任主试，采用团体测量的方法施测。施测前由主试讲解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真实情况作答，并保证问卷结果只作研究使用。发放问卷360份，有效问卷307份。
3.数据处理：采用统计软件SPSS 17.0对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
三、结果
(一)青少年暴力犯的分类
使用分类计分的方法，先将反向计分题目的计分方式正向化，计算出每个维度中分数大于3分的题目的百分比，两个维度的百分比之差代表被试倾向于哪种攻击类型。stan-ford等人认为，表现出反应性攻击优势的个体倾向于在冲动性维度上有更高的百分比，而在本质上属于工具性攻击的个体会在预谋性攻击维度上有更高的百分比。
通过数据处理发现，307名被试中有反应性暴力犯198人，工具性暴力犯88人，无法分类的21人。
(二)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攻击量表上的得分差异及攻击类型的倾向性
由表可知，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的冲动性攻击程度显著高于工具性暴力犯，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的预谋性攻击程度显著高于反应性暴力犯，且两种类型的倾向指标也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本研究的被试具有代表性。
(三)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共情上的差异检验
由表2可知，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同情关怀和身心隐忧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同情关怀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说明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对他人的不幸更少给予同情。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身心隐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说明他们在紧张的人际关系情境中，更显焦虑和不安。(四)攻击行为与共情之间的关系
由表3可知，观点采择、同情关怀与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个人悲伤与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说明青少年暴力犯的观点采择能力越低，对他人的不幸表示的同情越少，在紧张的人际情境中经常感到焦虑，攻击性越强。
四、讨论
(一)两类青少年暴力犯的区分效度
研究使用IPAS对青少年暴力犯进行划分，发现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的冲动性攻击程度显著高于工具性暴力犯，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的预谋性攻击程度显著高于反应性暴力犯，且两种类型的倾向指标也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通过心理测量确实能够区分两种不同攻击支配型倾向的青少年暴力犯：反应性和工具性，这与过往研究的结果是吻合的。
不过，在青少年暴力犯中，极端的反应性或工具性攻击的暴力犯并不多，两种类型还是属于倾向性的，他们的攻击性得分中同时具有冲动性和预谋性的成分，这与Dodge(1997)等人的发现相一致。这也可能与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发展特点有关。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功能还不够完善，尤其是支配个体抑制控制功能的前额叶皮质和网状结构在青春期开始时还没有完全髓鞘化，因此他们的攻击行为基本上都还存有冲动性的成分，即便是工具性暴力犯也会表现出冲动性的特征。
这种对青少年暴力犯的划分是有效并有用的。对以往的分类研究的数据进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表明，这种将攻击行为分为工具性、反应性两因子模型会比单因子模型得到更好地解释。而且，高冲动性攻击的反应性青少年犯与高预谋性攻击的工具性青少年犯在社会信息加工的模式，同伴中的地位和童年经验上均存在不同，这些将为青少年暴力犯的分类矫治提供帮助。
(二)两类暴力犯的共情差异的神经心理学依据 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同情关怀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可能是由于他们在神经生理学上的差异造成的。脑成像研究表明，观点采择和同情关怀涉及不同但相互作用的大脑结构。观点采择过程涉及前额脑区，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外侧前额叶及颞叶；同情关怀则主要涉及脑岛和边缘系统，其中边缘系统包括杏仁核和前扣带回。Blair从进化的角度提出了攻击抑制机制，该机制被环境中所呈现的痛苦线索有选择性地激活，从而增加了对威胁反应系统的自动加工，启动戒断反应，中断攻击行为。而工具性暴力犯的杏仁核可能已发生病变，该区域的功能障碍导致环境中他人的痛苦不能有效地激活该机制，个体对受害人少有同情关怀，难以有效抑制个体的暴力行为，从而导致暴力犯罪。此外，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社会信息加工过程中可能也存在差异，致使其在进行攻击行为时，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通过攻击行为达到他们所想要的目标，他们对结果有积极的预期，因此感到愉快和刺激，导致他们对他人的痛苦表现出较低水平的同情关怀；相反，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的攻击行为是对知觉到的威胁产生一种敌意愤怒的反应，受害人的痛苦可能会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归因错误，威胁的消除也使他们的愤怒降低，并可能懊悔自己的冲动性行为且对受害人产生同情关怀。
身心隐忧指个体在紧张的人际关系情境中感到焦虑与不安，是评估共情的自我倾向的成分，是关于对他人所处困境或压力情境时产生的自我中心的反应。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身心隐忧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反应性青少年暴力犯的得分，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同。过去的研究认为反应性攻击的儿童在人际交往中更多感到愤怒、孤独和社交焦虑等；而工具性攻击的儿童在紧张的人际情境中，很少体验到焦虑和不安。但以往的研究均是针对西方的被试，本研究所得结果的不同有可能是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中国人认为“法理不外乎人情”，在判断行为的好坏时，更多考虑的是行为的原因，反应性攻击的发生是因为个体对环境中的威胁线索产生敌意归因所致，个体不是有意为之；而工具性攻击的发生则是由于个体通过有目地的攻击获得他们所想要的结果(金钱、社会地位等)，这种行为具有主观恶性，在中国文化中更加被排斥。而且，在中国的同伴交往中，工具性攻击的儿童更容易被他们的同伴认为是没有亲社会行为的、不合作的，他们更容易受到老师的惩罚和同伴的排斥，而被认为是“麻烦制造者”的反应性攻击儿童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接纳。这种被同伴群体和社会大众的排斥，更可能使工具性青少年暴力犯在紧张的人际情境中体验到更多的焦虑与不安。
观点采择指的是共情的认知成分，本研究结果表明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观点采择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Megan L.Mayberry的结果相一致，同时也得到了神经生理学方面的支持。大脑成像的研究表明，观点采择过程涉及前额脑区，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外侧前额叶及颞叶。而MareD.Levi等人的研究表明反应性暴力犯的前额脑区存在缺陷，工具性暴力犯的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受损，两者在前额叶区域都有不同程度的认知功能异常，导致他们理解他人情绪和情感的能力偏低，易于曲解他人的意图，体验到较高的愤怒情绪，从而对他人实施攻击行为。
(三)攻击行为与共情之间的关系
青少年暴力犯在理解他人情绪、情感上的能力越差，越容易被激怒，歪曲他人意图的可能性就越大，攻击行为的发生概率也就越高，这与任朝霞2002年的研究结论一致。DT有研究表明，观点采择的脑区在前额皮层，而青少年的前额皮层在青春期开始时还没有完全髓鞘化，这可能导致他们紊乱的社会情境知觉，使他们更倾向于将情境中的线索知觉为挑衅的，倾向于通过攻击行为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当个体在紧张的情境中，面对他人的痛苦会产生两种共情的情感成分：同情关怀和身心隐忧。同情关怀是一种他人指向的情绪反应，是利他主义的，个体对他人的痛苦表示同情，抑制攻击行为的发生；而身心隐忧是一种自我指向的情绪反应，是一种会与共情竞争的情绪反应。当青少年暴力犯被卷入紧张的人际关系情境中，体验到更多的自我中心的焦虑、不安，这种自我关注的情绪会抑制个体对他人的不幸产生共情，从而引发攻击行为的发生。同时，这种自我中心的负性情绪也会干扰青少年暴力犯的认知加工过程，使他们很少注意那些反映受害者痛苦的线索，并对受害者的行为进行敌意归因，为他们的攻击行为找到合理的理由。
五、结论
第一，对青少年暴力犯的两种区分是有效的。
第二，两类青少年暴力犯在同情关怀、身心隐忧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幻想力、观点采择上无显著差异。
第三，青少年暴力犯的攻击行为与观点采择、同情关怀呈显著负相关，与身心隐忧呈显著正相关。
(责任编辑 连春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