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6年到1966年中苏两党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恩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论战，是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对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地位的确立、教育任务的提出、教育方针的制定与教育方法的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体系
作者简介：伍屏芝，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1956年到1966年，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内外政策和国家利益等问题上的分歧而展开的论战，主要是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领域都有重大影响，其对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虽然有不少负面的影响，但也是中共在这个时期以宣传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主导地位的确立
1956年苏共二十大在中苏两党之间掀起了轩然大波，拉开了中苏十年论战的序幕。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并没有将重心放在包括“三和”路线在内的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上，而是重点讨论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苏共批判斯大林的反应，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苏共批判斯大林是“揭开了盖子”，打破了“紧箍咒”，破除了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各国共产党可以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忧”的是批判斯大林也“捅了娄子”，事先没有与各国党商量，大家没有思想准备；而且对于斯大林的批判影响到对共产党的奋斗历史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看法，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事态的发展果然如中国共产党所预料的那样，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上很快出现反共高潮，社会主义阵营随即爆发了波匈事件。而在中国国内，1956年下半年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闹缺粮的事件。在国内闹事过程中社会思想也表现得十分活跃，知识分子及一些民主党派人士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作风提出了公开的批评，一些大学和报刊也动了起来，学生纷纷成立社团，出大字报，发表演说，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意见，出现了各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不要党的领导、实行西方民主等的宣传，《文汇报》、《光明日报》都刊出了批评性的文章。
毛泽东十分关注中国社会出现的这些思想动向，在1957年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将思想动向问题作为第一个问题提出来，在讲话中多次剖析了几个典型的思想问题：石家庄有学生公然叫嚷要来一个“匈牙利事件”，甚至贴出了“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等标语；清华大学有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毛泽东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固然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而且也与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有着直接的关联，“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毛泽东认为正是因为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丢掉了马克思主义中具有基本性质和普遍意义的基本原则，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等，才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和种种揣测。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咧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由此，毛泽东意识到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的重要性。他明确提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不搞政治思想工作，那就很危险。”“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工、农、商、学、兵、政、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此，还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三条新举措：第一，呼吁党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出马抓思想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要求书记要“亲自管报纸，亲自写文章”“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第二，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社会化，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首次提出了全社会都来抓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张，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第三，将德育放在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人才培养目标的首位。改变从苏联照搬来的“智育第一”教育方针，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强调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强调政治在教育中的统帅地位。
二、中苏论战9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任务的提出
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在肯定斯大林一生功绩的基础上分析斯大林的错误及其错误的根源。截然不同的出发点引发了两党的分歧，主要的分歧首先存在于对斯大林错误根源的认识上。关于斯大林错误的根源，当时社会主义主义阵营有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是以苏共为代表的，将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于个人性格品质，咒骂斯大林是“暴君”、“强盗”，以批判斯大林、推翻斯大林来根除斯大林的错误。第二种是以南共主要领导人铁托、意共主要领导人陶里亚蒂为代表的，认为错误根源于制度，根源于政治高度集中和经济单一的斯大林模式。认为斯大林模式已经不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需要，要防止斯大林错误的产生就必须改革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这种观点被认为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线而受到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的围攻。第三种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认为斯大林的错误有历史、社会的根源，也有思想的根源，但主要根源是思想根源，即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问题。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并将讨论的结论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二论》)为题发表在1956年的《人民日报》上，作为中共对于苏共二十大的正式反应与官方表态。首先，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认为这样不仅不能解释错误的本质，而且更不利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其次，反对将斯大林的错误归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上的缺陷，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共同道路”和“共同规律”，认为斯大林模式就是社会主义的共同模式，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正确的，“苏联 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当然，制度虽然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制度不是万能的，要靠人来运用。运用的人的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关系甚大”。如果没有正确地运用制度、没有正确的政策、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那么，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就是在正确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人的主观认识错误、由于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问题而犯下的严重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最后，认为斯大林错误的主要根源在于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刘少奇明确指出：“斯大林错误主要是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问题，思想方法片面性问题，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毛泽东在评价斯大林时认为：“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对斯大林的评价比苏共更加高明，但是必须承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将斯大林模式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也是错误的，没有从制度上去寻找斯大林错误的根源，认识也是带有片面性的。
斯大林错误的主要根源是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问题，但是具体存在哪些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问题呢?《一论》明确指出“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中共八大期间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接见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的多次谈话中都探讨了这一问题，重申斯大林错误的主要根源是在其思想方法与工作作风等主观认识方面，指出：“要从认识上去找原因。斯大林在认识上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离开了唯物主义，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有人说，斯大林性格粗野，什么是性格粗暴?就是任性，不喜欢调查研究，也不会调查研究，不对客观情况加以总结。所以斯大林的错误是由于不符合实际的思想方法所产生的。”陈云也指出：“国家胜利后，政权在手，很容易骄傲，主观主义仍然会存在，必须加以警惕……像斯大林一样，有政权的党容易犯错误，斯大林问题也是这样。”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认为斯大林存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问题，具体表现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宗派主义，即“三风”(也叫“三害”)。
为防止中国共产党重蹈斯大林错误的覆辙，防止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的、全局的、长期的错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全面反对“三风”就是防止错误再犯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必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消除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提出：“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
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同时进行的，就是要大力加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与集体领导原则的教育。中国共产党在《一论》中不仅以剖析自己错误的方式分析了斯大林的错误，而且以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委婉地指出防止斯大林错误产生的途径：“我们也还必须从苏联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中吸取教训，继续展开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长时期以来，在我们党内，对于这样的领导方法，曾经给它起了一个通俗的名称，‘群众路线’。”“中国革命的经验同样证明：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依靠民主集中制，依靠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才使我们党不论在革命时期或者在国家建设时期都能够取得伟大的胜利和成就。”表面上中国共产党只是在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教训，并没有指明与苏共的分歧，实际上这是根据毛泽东“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是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的指示采取的一种论战策略。加之，取得执政党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三风”问题已经初露端倪，由此，中国共产党也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坚持党的团结统一，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与宗派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并成为全党整风的主要内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多次讲话中都对以整顿“三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进行了布置，1957年4月27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三、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方针的制定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文化管理体制，滋生了简单化、公式化的工作方法。整个苏联文化事业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斯大林与日丹诺夫两人手里，政治对于文化的过多干预不符合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使苏联文化陷入万马齐喑的迟滞局面。中国共产党看到了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缺乏辩证思维的错误，认为其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思想领域不承认对立面的存在；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即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没有看到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而存在，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对立面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第二，在思想领域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联系，看不到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苏联_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在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上，运用政治力量干涉艺术家的创作和科学家的研究，随便以阶级斗争、政治批判的方式处理科学和艺术领域的问题，随便给科学家和艺术家扣上“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帽子等。“以苏为戒”，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将之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
中苏论战以前，“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是中国共产党就全国戏曲工作问题与中国历史研究问题分别提出来的。但是，将“百花齐放”与“百家争鸣”合在一起，并作为领导文化艺术和科学发展的方针，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的中苏论战过程中形成的。建国初期，中国全方位地向苏联学习，苏联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错误也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中国社会。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启发下，认识到这种不良影响，1956年4月27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 术性质的问题要让它自由，要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来。”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一意见，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合在一起作为党领导文化艺术和社会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的文化专制体制，苏联的文化观念初步变更，原有文化体制开始松动。但是，“由于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缺陷，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中的文化专制主义残留难以从根本上克服”，苏共领导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对“双百方针”感到迷惑不解，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实行这一方针。1957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时就曾当面向毛泽东表达了苏共中央的不安和忧虑：“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允许这些右派言论……你们公开发表这些右派言论……对党不会有利。”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就坚决反对这一方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成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有些植物结的果实味道是苦的或者有损人的健康，还有一些植物长起来不受人的控制而且会使它周围的作物的根因得不到养料而干死。”苏共的反对中共领导人是心知肚明的，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就明确批示：“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但是，中共不仅坚持“双百”方针，并且更近一进步地丰富和发展了“双百”方针。第一，把“双百”方针从促进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针，推广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遵循的方针。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的规律：“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加强它的这种地位。”第二，提出了实行“双百”方针的标准。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判断人们言论和行动是非的六条标准，即辨别香花与毒草的标准。在思想讨论中要求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各种意见，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区分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区分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第三，提出了实行“双百”方针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容许各种意见的存在，但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必须有一个主次问题，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占据统治地位，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韵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第四，提出了实行“双百”方针的一个具体方法――比较鉴别法。对各种思想、观点、学派进行比较，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去分析、对照，引导教育对象在鲜明与强烈的对比中，辨别是非、鉴别真伪，在思想和行为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并指出：“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