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了2009年的全球经济注定会以鲜明而特殊的符号留存于人类经济的丰册之中。面对着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国际社会与各国之间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与协作,而在人类浩瀚的勇气与智慧面前,桀骜不驯的金融飓风退潮匿迹,经济危机遁形远去。
第一篇联袂救市
就如同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超出所有人的预想之外一样,由次贷危机上升成金融危机并给人类造成的巨大财富损失也超出了各国政要与经济学家们的预计。根据世界金融机构的估计,自从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导致了全球3.2万亿美元的财富蒸发。残酷的金融危机考验着人类社会的承受力,更拷量着人类的胆量与勇气。为了阻止危机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全球各国不约而同地启动了规模空前的营救行动。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危机之中运用到了极致。在整个2009年,美国向市场注资近7000亿美元,法国向市场投放了3600亿欧元,德国向市场注资5000亿欧元,英国向市场投放了1100亿英镑,日本向市场投放了1 3万亿日元,韩国向市场注资2400亿美元,俄罗斯向市场投放约1000亿美元,而中国政府则宣布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增量安排。时至今日,虽然没有权威机构统计和发布全球应对金融危机所投放的资金总量,但无庸置疑这一数字将是旷古而空前。
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09年也不断升级。在美联储于2009年3月将基准利率降低至0.25%这一工业国中最低水平的前后,欧洲中央银行通过连续3次降息将主导利率调低至1%的历史最低水平,英国央行也连续2次降息使其官方利率抵至0.5%的历史最低点。另外,墨西哥央行也在年内连续7次降息至4.5%的历史底部,俄罗斯央行5次调降利率至9.5%的最新低点,丹麦中央银行于2009年12月宣布将基准利率调低至1.2%的历史最低水平。宽松地货币政策不仅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而且中央银行还在市场上大规模购买国债和机构债券,直接刺激了企业资本的回笼,极大地缓解了市场流动性不足的矛盾。
联合作战可以说是2009年全球各国救市的最大特色。在金融危机引燃的2008年,各国政府基本上停留于独立作战,但2009年两次G20首脑峰会则将分散的兵团力量整合到了一块。在4月的伦敦金融峰会上,各国首脑正式承诺要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在9月召开的匹兹堡高峰上,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达成了各国政府在环球经济复苏和就业市场稳定之前继续保留刺激经济方案的共识。
实际行动比口头承诺更加重要。中国政府在年末最富权威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将继续保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财政部则决定将7800亿美元金融救援计划期限延长至2010年10月。无独有偶,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日本中央银行、韩国央行、加拿大中央银行等都在前不久齐刷刷宣布保持最低水平的基本利率不变。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全球各国政府面对金融危机“用同一个声音说话”的强大力量。
更加值得期待地是,许多国家不仅没有减缓原有刺激经济方案的力度,而且还在出台新的刺激方案。其中美国政府正在加紧研究出台新的刺激就业一揽子计划,日本政府日前正式宣布实施一项总额为24.4万亿日元的第四套经济刺激计划,同时,巴西也宣布了规模近500亿美元的新刺激计划;印度财政部则在寻求国会批准2572.5亿印度卢比的额外支出计划。这样,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到2010年底之前,G20国家投入到经济刺激计划中的资金将达到5万亿美元。
第二篇触底回升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工业化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所有板块的经济指标都在2009年第一季度收官时跌入谷底。人们所听到的只有权威预测机构和市场人士悲观再悲观的预测结果。然而,凭借着各国政府强大政策的救助力量,世界经济脚步在迈入第二季度末时开始停止下滑的趋势,及至第三季度,不少国家正增长的信号越发强烈,从而为全球经济年底演绎上升行情作好了铺垫。
美国:在2008年连续三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之后,美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再挫6.4%,创造了自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美国经济首次连续两个季度下滑超过5%的历史记录。但行至第二季度,美国GDP仅仅同比下降了1%,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迹象。及至第三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了3.5%,为连续四个季度下滑后的首次正增长。对此,奥巴马政府认为,这一“久违”的增长显示美国经济可能已告别衰退,开始步入复苏阶段。不过,由于摊平效应,美国经济2009年仍会出现2.7%的负增长。
欧洲:进入到2009年的第一季度,欧盟27国与欧元区16国的经济指标几乎“坏死”――GDP分别巨挫4.8%和4.9%,而且接下来的第二季度继续分别负增长4.8%和4.7%。但是,与2009年第一季度环比下跌2.4%和2.5%的深度下跌数据相比,第二季度的环比数据仅分别下跌了0.2%和0.1%,欧洲经济开始触底。特别是进入第三和第四季度之后,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经济分别增长了0.4%和0.2%,经济指标全面出现止跌好转。而按照欧盟委员会最新报告分析,欧元区和欧盟国今年经济增长与去年相比分别收缩4%和4.1%,这一数据与年初的预测皆降低了0.1个百分点。
日本:进入2009年的日本经济在第一季度深度下降了8.7%,其严重衰退昭然若揭。到第二季度时,虽然GDP依然下降了6.4%,但环比数据出现了0.9%的增长,而如果折算成年率,第二季度日本经济环比增率达到了3.7%,成为连续四个季度环比下降后的首次增长。借助着二季度触底反弹的力量,第三季度的日本经济急速扩张了1.2%,折合成年率增幅为4.8%,而且是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也是两年多以来最为强劲的增长。为此,日本央行连续第三个月上调对经济状况之评估。而OECD在其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日本2009年GDP将萎缩5.3%,比其年中的报告预期减少1.5个百分点。
新兴市场: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中表现得格外抢眼。其中巴西在第一季度出现负增长之后,进入第二季度迅速反弹,并录得了6%这一自2003年以来的最强反弹成绩单,及至第三季度,该国经济增长率突破了2%,成为自2005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个季度。无独有偶,印度在第一季度出现了5.8%的同比增长之后,二季度的GDP达到了6.1%。印度财政部预计,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正在逐步加快,2009年财年经济增长率将高于6.5%。与印、巴相比,中国经济更是气势如虹。在2009年第一季度创下了6.1%这一1992年首次发布季度GDP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之后,二季度的中国经济快速爬升至7.9%,紧接着三季度增长8.9%,全年完成中国政府的“保8”目标已毫无悬念。当然,“金砖四国”的俄罗斯GDP在2009年仍将下降6.8%,在这丝毫不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实现正增长的结果。据IMF预计,新兴市场国家经济总体在2009年将增长1.5%。
从全球范围来看,2009年世界经济的增长表现为如下特征:第一,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于公共投资,其中发达国家的投资绝大部分用于对金融市场的救助,新兴市场国家投资则主要布局于实体经济领域,因此前者表现为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的快速复苏,后者表现为固定资产份额的迅速扩大;第二,经济增长具有不平衡性,其中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康复能力和发展速度要强于或快于发达经济体,欧洲地区的经济复速过程要慢于其他发达国家,最终摆脱危机的时间可能会相应延长;第三,经济增长具有不稳定性。由于主要依赖于政策特别是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拉力,经济增长对政策信号的调整表现得异常敏感,包括美国、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主要经济指标实际弹性很大,资产与金融市场出现了大起大落的现象。正是由于以上三方面的特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2009年全球经济仍将萎缩1%,为二战以来首次经历负增长的一年。
第三篇整饬金融
欧美金融机构既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自然也应是危机的最大埋单者。资料表明,在金融危机所造成的3.2万亿美元损失中,金融机构损失达1.6万亿美元。而1.6万亿美元损失中,美国金融机构损失9600亿美元,欧洲金融机构损失4680亿美元,剩余损失在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痛定思痛。在医治经济创伤的同时,以强化监管为主要目的的金融整饬与改革行动也在2009年有声有色地铺展开来。
从务虚层面来看,2009年金融监管主要存在欧盟和美国两个代表性版本。美国版金融监管由奥巴马政府于2009年1月正式提出,并在6月月推出了正式蓝本,12月11日,金融监管方案获得了众议院的通过。按照这一法案,美联储将作为“超级监管者”现身,负责监管所有对金融稳定构成威胁的企业,甚至包括不直接拥有银行的企业,同时,奥巴马政府还下设消费者金融保护署,以全面保护消费者权益。欧洲版的金融监管由欧盟国家各国财长从2009年年初起陆续提出各自的监管主张与建议,并在6月的欧盟理事会上形成了统一性文稿,2009年10月,欧盟理事会会议正式敲定了金融监管方案。按照这一监管法案,欧盟决定成立由成员国金融监管机构代表组成的三个金融监管委员会,分别负责加强成员国在银行系统、保险行业和金融市场领域的统一协调与监管工作,全面加强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及跨国间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监管能力。尽管欧美金融监管的具体内容略有差异,但二者都试图通过强化集中监管的权力以提升的监管力度,因此,欧美金融监管的新主张得到了联合国 、IMF和世界银行的一致认可。
不过,与务虚相比,2009年国际范围内金融监管所采取的实际行动可能要更加精彩:
――设立金融稳定委员会。在G20伦敦金融峰会上,二十国集团一致同意设立由各成员国央行、财政部和监管机构以及主要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委员会组成的金融稳定委员会。具体负责评估全球金融系统脆弱性,监督各国改进行动,促进各国监管机构合作和信息交换等。
――改革IMF的投票权。鉴于美国在IMF票权结构中份量过大从而无法达到金融监管公平性的目的,G20匹兹堡峰会决定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而且IMF年底在华盛顿举行的会议上已经决定增加金砖四国在“新借款安排”中的出资份额,即从原来的800亿美元提升至1000亿美元,这样金砖四国在IMF拥有的投票权总数就超过了15%。
――开展银行压力测试。美国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进行的压力测试始于2009年2月,主要对包括花旗、美国银行、摩根大通等19家资产超过1千亿的大银行的详细贷款数据和未来两年潜在的盈亏趋势进行严格评估,5月,美联储正式公布了压力测试结果。紧接着,欧洲银行监管委员会也对欧盟银行业进行了压力测试,并于2009年9月正式完成。压力测试提高了银行的透明度,从而给投资者充分的信息判断,不仅如此,压力测试加快了银行不良资产的清理过程,进而稀释了银行的未来风险。
――限制金融机构薪酬。为了限制金融机构对巨额利润的追求而采取的冒险行为,美国国会于2009年2月通过立法,要求财政部监管接受政府不良资产救助的359家公司的薪酬情况。6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新版限薪令,并在财政部专门创设薪酬沙皇办公室,负责具体落实限薪法案。10月底,美国政府出台了正式的“限薪令”。根据美联储的“薪酬指引”要求,28家大型银行有关薪酬计划只有得到美联储批准才能实施,而按照财政部的“减薪计划”,接受政府金融救助的7家企业的25名高管的工资削减90%。12月中旬,薪酬沙皇办公室再出新规,规定接受美国政府紧急救助企业的约450名雇员2009年现金工资不得超过50万美元。与美国一样,英国政府于2009年5月对该国主要银行以及11家在英运营的外国银行作出规定,要求其银行高管和管理风险的员工薪酬必须有40%至60%递延3年发放,而且至少有50%应以股票形式发放;法国则要求对所有银行家奖金设置上限。12月,英国财政部作出决定,若银行从业者的奖金超过25000英镑,政府将即刻开征50%的税费,同时法国要求银行为2009年发放的2.7万欧元以上的奖金缴纳50%的税负。
――打击欺诈交易。2009年3月12日,美国证监会揪出涉嫌诈骗全球不同客户500亿美元之巨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6月,纽约地区法院对麦道夫以诈骗、洗钱、作伪证、虚假申报等11项罪名作出指控,并判决其入狱150年。6月,美国证监会再度查出诈骗全球3万客户约70亿美元的“巨骗”艾伦?斯坦福,并对其以电报诈骗、邮件诈骗、证券诈骗和洗钱等21项罪名提起指控。10月,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美国对冲基金公司帆船集团负责人拉贾拉特南,原因是拉贾拉特南涉嫌内幕交易并非法获利逾2000万美元。该案为美国有史以来涉案金额最大的对冲基金内幕交易案。
――钳制“避税天堂”。金融危机让遍布于全球各地的“避税天堂”替富人逃税的秘密公开化,美国和欧洲纷纷向向瑞士银行等发起了“查税风暴”及相关打击行动。2009年2月,美国政府将瑞银集团推上了被告席,3月,奥巴马发布《禁止利用税收天堂避税法案》,4月,G20伦敦金融峰会同意向避税天堂实施全球性制裁,并公布黑名单。8月,瑞银集团向美方披露大约5000名美国客户的秘密账户信息;值得期待地是,不久前召开的G20伦敦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作出决定,对避税天堂未来将采取联合打击行动。
第四篇危机余波
寻找2009年影响世界经济的10件大事,迪拜债务危机无疑会排上座次并入围上榜。2009年11月26日,迪拜政府宣布,冻结房地产开发商棕榈岛集团及其母公司迪拜世界的债务,将其需要偿付之债的偿还时间推迟到2010年5月30日。据悉,迪拜世界负债额高达590亿美元,占迪拜债务的74%。
迪拜世界的赖债声明将不为人知的银行风险敞口无情地抖落了出来。资料显示,迪拜世界共有超过70个债权人,其中最大的债权人为阿布扎比商业银行,其与迪拜世界相关联的风险敞口约为19亿美元。另外,包括汇丰、巴克莱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在内的欧洲银行持有了迪拜世界的一半债权,总额高达400亿美元。因此,迪拜赖债不仅让人们感到了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更感受到金融机构第二波危机的来临。更重要地是,迪拜危机发生在全球经济顽强而吃力的复苏过程之中,自然也给未来世界经济的前景罩上了不安的阴影。
值得注意地是,迪拜蝴蝶效应似乎越来越明显。进入2009年12月以后,标准普尔将希腊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单”,惠誉国际将希腊的主权债务评级由“A-”下调至BBB+,并维持对该欧元区表现最弱的成员国前景的负面评级,为10年来希腊债务评级首次被一家主要评级机构降级至A以下。之后不久,西班牙主权信用评级前景也被标准普尔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同时爱尔兰也收到了类似警告。此外,穆迪指出,奥地利、卢森堡、新西兰和瑞士也存在类似风险。
但是,迪拜危机从目前来看仅仅是可控性的区域性危机,还不足以再掀“金融海啸”。因为,债务危机与金融衍生产品导致的危机不同,其杠杆率较低,传染性不强。另外,迪拜债务规模与美国房地产市场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牵涉其中的资金也有限,即便是深陷迪拜债务的欧洲银行也不太可能出现大的损失。根据国际银行估计,欧洲银行在迪拜的曝险顶限总额只是介于120亿至130亿美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欧美银行在2007年至2010年间减记的2万8000亿美元相比,可谓是小巫见大巫。更加重要地是,作为迪拜债务的主要债权方――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债务危机上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即西方国家银行可以沿用处理墨西哥、韩国企业债务危机时的方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危机国家政府提供救助资金,让危机国家的企业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避免企业破产,保障银行安全
其实,从目前来看,外界夸大了迪拜债务危机的波及力和影响性,也低估了迪拜本身克服债务危机的能力,特别是低估了阿联酋其他国家的援救能力。据国外媒体报道,迪拜政府已向迪拜世界注资了90亿阿联酋迪拉姆(约合合24.5亿美元),而且阿布扎比政府已经向其提供100亿美元援助资金。由此看来,迪拜债务危机很有可能在外围力量的支持下得到化解和稀释;而放在全球大背景中考察,迪拜债务危机也不过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而已,其带给全球经济的影响自然不具备全局性和长期性。
第五篇寻求突破
金融危机带给了全球经济的灾难,但也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因此,自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政府都在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寻找着未来经济的全新增长点和经济增长方式。而这种思索与追寻在2009年达到了高潮。
仰仗着美元的霸主地位并以消费作为引擎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遭遇到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同时,危机也充分说明,依赖于出口尤其是向欧美国家出口的亚洲经济增长模式也不可继续。据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经济增长再平衡模式的设想,并且承诺美国将改变倚重美元和消费的发展模型,注重培养储蓄和增加投资。而危机之后的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日本等国也相应地提出了调整经济结构和刺激消费需求的经济政策主张。
从目前来看,无论是美国还是中、日等亚洲国家,都已经具备了调整经济增长结构与发展模式的基础。数据显示,目前美国家庭的储蓄率已上升至6.9%,未来这一数字很快将升至10%。伴随着美国国内储蓄率的提高,美国经济未来将获得投资型增长的客观空间。而在中国,近年来消费的增长率都介于13-15%之间,而且2009年将达到17%,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动能作用正在得到加强。无独有偶,从2004年以来的5年,日本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分别是2.40%、1.74%、1.56%、2.09%、0.41%,呈现出明显的降低趋势。这一趋势实际上表明,日本经济对于外需的依赖在逐渐减少。
需要说明地是,与在传统的“三架马车”(投资、消费、出口)范围内寻找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更有意义的是,产生以新技术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模式几乎是每一次经济衰退后的必然逻辑。因此,作为2009年人类探索未来经济成长的最伟大成果――低碳经济开始跃上各国政府决策的前台。
低碳经济成为未来经济的增长模式倍受所有国家青睐不仅在于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事实和残酷后果,更在于自身的强大增长动能。根据据汇丰银行一项研究显示,2008年,全球气候变化行业的上市企业(包括可再生能源发电、核能、能源管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企业)的营业总额达到了5340亿美元,超过了5300亿美元的航天与国防业。尽管全球出现了经济衰退,但低碳行业2008年的收入仍大幅增长了75%。不仅如此,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09全球就业报告》称,与低碳经济相关的绿色产业到2014年将在全球创造1400万个就业机会。
与传统产业被分割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低碳经济则是一场涉及每一国家义务的全球性革命,它要求所有国家都参与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阵营中来。为此,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分别提出了到2020年减排17%、20%和25%的目标。值得称道地是,虽然按照《京都议定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减排任务,但为了减轻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而且俄罗斯、印度、南非、印尼以及巴西等国都已经或是正在考虑提出自己的减排目标。
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被国际社会寄予了非常厚重的希望。因为在这次会议上,全球各国即将达成新的二氧化碳排放协议。而围绕着中期减排问题,全球三大气候阵营――欧盟、以美国为首的伞形集团(包括加拿大、澳洲和日本等)、发展中国家(中国和77国集团)已经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谈判。其主要焦点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能在2020年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90年时的水平减少40%,而美国等伞形集团国家则强制性要求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的实现必须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为前提条件。
需要特别指出地是,无论是缔约方争论的最终结果如何,都应该看到哥本哈根会议成败的特殊份量。《京都议定书》至2012年失效,如果哥本哈根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个全球性的减排协议,那么全球在2012年之后将会有一个共同文件来约束温室气体的排放,各国共同追求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才会落到实处。
第六篇新年醒语
相对于动荡不安的2009年,全球经济列车在2010年无疑会进入一个上升的通道之中。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其提前发布的《2010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称,世界经济将在2010年实现2.4%的低速增长。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0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1%。但是,期待未来而不醉心于未来。由于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与并发症,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过程中依然潜藏着一系列风险。
――政策收缩风险:各国政府在2010年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已经没有悬念,不仅如此,许多国家可能会实行诸如提高准备金率、加息等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因此,未来刺激政策的退出次序、退出时机的选择以及收缩性政策出台时机和节奏的把握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政策收缩过猛或者频率过快,抑或是紧缩性政策力度太强,处于复苏过程中的经济机体可能在不具有应有的承接力的前提下失去继续前行的动力,甚至不排除重新衰退的可能。
――财政赤字风险:各国政府为实施刺激经济政策所形成的大量财政赤子都将在2010年中表现出来。其中2010年美国财赤将达到1.258万亿美元,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将战占到GDP的13%以上,爱尔兰、英国和西班牙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2010年可能会超10%,法国、德国财赤将升至GDP的8%以上,日本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1.5%。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财政赤字永久性增长1%,长期利率将上升10至60个基准点,利率上升将抑制投资,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公共债务风险:据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统计,2007年到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将增加约15 .3万亿美元,其中八成来自七国集团。而在2010年主要国家债务占GDP之比中,希腊政府将达121%,美国上升至97.5%,英国上升至89.3%,日本将达227%。不断增长的政府债务将成为经济持续复苏的最大软肋。
――美元汇率风险:由于美国政府大量发行国债以及发展新能源和低碳经济技术的战略需要,美元在2010年还会继续贬值,这种态势形成了对与美国有贸易关联经济体的巨大杀伤力,从而不利于全球经济的顺利复苏。不过,由于美元在2010年时总体处于底部,不排除一定时期出现拉升的可能,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导致投机资本在美元与日元以及欧元之间兴风作浪,从而引致国际金融市场的急剧动荡。
――资产泡沫风险:由于新兴市场在2010年的经济增长依然大大快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其所产生的巨大赢利空间可能吸引国际投机资本蜂拥而入,从而催生资产价格泡沫。而一旦投机资本撒腿撤离,新兴市场资产与资本市场就会出现大幅震荡,甚至不排除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
――通货膨胀风险:研究表明,物价形势的转折点往往出现在增长周期转折点之后的5个月,由此,2010首季可能将成实际通缩向实际通胀转折的重要时点,此后通胀风险将从隐性风险渐变为显性风险。
――失业恶化风险:OECD在其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10年工业化国家的失业率可能攀升至10%,为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国际劳工组织发布《2009全球就业报告》预测,发达国家的就业要到2013年才有望恢复到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要到2011年才可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该报告指出,如果政府取消刺激经济的相关政策,其所涉及的51个国家中将在2010年产生约500万人的失业者。失业状况的恶化不仅减少了储蓄,而且直接削弱了人们的支出,从而导致经济引擎熄火。
――贸易保护风险:金融危机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在2009年频繁抬头,而且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影响,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在削弱。考虑到启动调查程序与正式采取救济措施间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时滞,2010年贸易救济措施对贸易复苏的影响范围还将显著扩大。未来一年内,世界仍面临着形式更多、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贸易保护主义,从而延缓世界贸易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复苏。
――动力断挡风险:由于2009年全球经济复苏的根本动力是政府投资,即外生增长动力,但决定经济增长的却是内生力量。因此,当外生力逐渐减弱之后,若内生力(如欧美国家的私人投资、亚洲国家的私人消费)无法衔接上或者还没有形成的话,经济很可能在2010年从低谷中短暂地走出一段时间后再度跌落回去。
――金融衍生品复活风险:资料显示,华尔街金融机构在2009年都交出了非常亮丽的成绩单,但分析发现,其业绩主要来自于市场买家和卖家中间的双向交易业务,作为金融危机罪魁祸首――金融衍生品已经开始复活,如果对此不进行严厉监管和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就会在金融机构的纷纷效仿之中再度盛行,从而扰乱金融市场,并威胁全球经济的正常复苏。FIC(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