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经济危机；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资本主义；生态社会主义 [摘要]经济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扩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演化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生态危机则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结论，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的。生态资本主义、绿色凯恩斯主义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本质，因而是有局限性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过于受技术驱动的绿色投资措施，不能成为摆脱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核心政策。“生态革命”从而“社会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中图分类号]F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38-06
源于2007年的金融危机到目前还没有结束，这场危机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如何理解危机的本质特征，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客观分析当前资本主义国家摆脱危机的政策的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蔓延于世界范围的生态危机为切入点，探讨生态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分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研究结论和局限性，预测21世纪资本主义结构的演化趋势。
一、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生态危机是指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受到威胁的现象。生态危机是生态失调的恶性发展结果，主要由人类盲目和过度的生产活动所引起。自工业革命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世界人口的增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上战争和社会动乱，人类干预自然界的规模和强度不断地扩大和深化，全球多处出现森林覆盖面积缩小、草原退化、水土流失、沙漠扩大、水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异常、生态平衡失调等现象。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陆续发生了“八大公害事件”，即1930年比利时发生了“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发生了“多诺拉烟雾事件”，20世纪40年代美国洛杉矶发生了“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1968年日本九州和四国发生了“米糖油事件”，1950～1970年日本发生了“四日市哮喘事件”，1950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发生了“水俣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士山县发生了“骨痛病事件”。这些公害事件主要是由于空气和水遭到工业污染而导致人类疾病，许多人甚至因此失去生命。进入21世纪，各种公害事件不断出现，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破坏和资源短缺不断加剧，正在威胁着人类的健康生活甚至生存发展。
生态危机表面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即大自然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但其实质反映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是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是必然的，这种生产的无限扩张不仅使工人的劳动异化为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也使得生产过程不断违背自然资源和环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当自然资源和环境自有的循环和平衡无法持续时，生态危机就产生了。
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有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从而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制造了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到，与经济危机一样，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现象，也可以说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表现。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及其局限性
1 生态危机与生态马克思主义。
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演化，其内部的矛盾不断突出。进入20世纪50～60年代，资本主义体系在原有的矛盾运动之外，人类生产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又不断加剧，遂逐渐演变为所谓的生态危机。面对生态危机的加重，西方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结合最新出现的生态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进行解释，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这些理论和政策主张被统称为“生态马克思主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最早从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紧张人手，分析生态危机的根源和性质。20世纪90年代之前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关注始于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和马尔库塞，之后经过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加以完善，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是资本主义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从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的关系人手，莱斯在《自然的控制》和《满足的极限》中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原则加以结合，提出改革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以解决环境灾难和生态危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他的理论经过阿格尔的整理和发展，形成了较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过程中，经过了从对科学技术的简单批判到反思科学技术对整个人类文化启蒙的不同阶段，不仅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危机直接联系起来，而且将科学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连在一起，强调“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人类生态环境危机的根源，从而将科学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置于社会制度的视野加以考察。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生态环境问题也从个别国家和个别地区的生态灾难问题演变成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对于普遍存在的生态危机问题，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理论依据，开始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形成了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福斯特和伯克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
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出发，得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结论，但这只是一类矛盾和一种危机，由于资本主义内部的制度调整和技术进步，这一类矛盾和危机并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为此，奥康纳提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所谓第二类矛盾，这种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奥康纳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生态学思想，认为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样就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修改为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
克沃尔的革命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态危机的总根源的基础上， 提出生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生态化生产的原则。前一种情况讲生态社会主义要强调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要在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建立全新的财产关系，克服劳动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与劳动资料的分离；对于后一种情况，生态社会主义强调生态化生产过程与生态化产品和生态化需求的紧密联系，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与协调关系。
福斯特和伯克特从生态学的定义出发，通过研究马克思与生态学家之间的关系，提出马克思的生态学概念，认为马克思也是一位生态经济学家。福斯特从社会生态学的物质规范和社会规范相结合原则出发，认为马克思是同时从物质和社会的角度对待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也就是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两个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进行了符合生态原则的分析。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阶级分析理论之所以包含社会生态学的价值，就在于生态危机源于人类生产相对于人类需求的相对过剩，源于自然条件的局限性和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而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利用则决定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水平。伯克特则从社会生态学的整体论原则方面，提出马克思是从自然和社会的整体出发，分析物质与社会、主观与客观、剥削与被剥削等矛盾体的对立统一关系的。正是在分析解决这些对立统一的矛盾过程中，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生产中存在的对立和危机的根源，阐述了资本对劳动和自然的剥夺使人类生产必然向没有剥削的、同时符合社会和生态学原则的生产方式转化。
2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矛盾不断激化，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类的生产、生活不断受到资源环境制约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和分析方法，把生态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活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张和分析方法，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扩展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现实矛盾和问题的解释力，对于分析资本主义在现实中的演化趋势，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尽管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理论都把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程度、表现方式和演化趋势等，则有不同的表述。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经济危机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生态危机则可以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结论，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结论的。目前出现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验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双重危机理论的错误，仍然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的本质没有认识清楚。这种理论错误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看做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的矛盾，从而混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的区别，不在于其自然条件，而在于其社会条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不仅是人们获取物质生活的条件，更是资本剥削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手段。正是这种生产方式导致了劳动的异化。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张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但其理论否定之前的所有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是在对社会人群的阶级划分上，没有以人们在社会财产(生产资料)占有中的地位为依据，而是以群众在生态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可能的表现为依据，这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大相径庭的。在对待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这个问题时，该理论认为应主要采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性和不可持续性进行揭露和批判，要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信仰，打破资本主义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事实上，如果只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上的批判，不采取一定的实际行动，任凭这种制度的自然演化，仍属于改良主义的行为。
三、生态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
面对生态危机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一直试图寻找解决的方案，但迫于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和竞争的外在压力，追求高额投资报酬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始终是企业家(资本家)的兴趣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种种解决生态危机的政策方案，客观上总是反映了垄断(资本家)集团的利益需要。解决生态危机还要从根本制度上寻找答案。
1 生态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坚信，对于生态问题，仍然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部的经济手段和机制，特别是价格机制来解决。具体的方法有以下几点：(1)一直被外化的环境成本必须被内化；(2)污染者必须为其污染行为付费；(3)价格必须反映全部的成本事实。
对于生态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一些批评家认为，增加市场作用的政策是无效的。就交易污染许可证来说，首先，这种手段本身并不能带来总污染水平的降低；其次，具有生态意识的企业家或生态团体可以全部买断并囤积其污染许可证；再次，污染许可证手段只能集中应用于生产过程，而对消费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缺乏有效约束。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物质变换失调时，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反生态本质。马克思在分析引起环境退化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动力机制时指出：“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和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2 生态凯恩斯主义。
鉴于用“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解决生态不断恶化的问题没有效果，一部分人主张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解决生态问题的同时，解决失业问题，这被称为生态凯恩斯主义或绿色凯恩斯主义。生态凯恩斯主义主张采取大规模的国家行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通过进一步发展生态技术和生态工业，吸收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国家要通过工业计划而不是市场，不断地降低可允许的污染总量；政府也要不断地创建各种有效的规章制度，约束和惩罚违规者。目前蔓延于全球的金融危机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缓解，国际社会仍在采取各种大规模的国家行动，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通过转向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以摆脱危机。这种通过对可再生能源及绿色技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政策措施即可归为“绿色凯恩斯主义”。但是，“绿色凯恩斯主义”能奏效吗?
2009年6月，美国国会历史性地通过一部综合性的能源法案《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对发展新能源技术提出了一系列目标，如到2020年，美国电力公司通过可再生能源发电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满足20％的电力需求；清洁能源技术和能源效率技术的投资规模将达到1900亿美元；减少对国外石油的依存度，提升美国能源安全等。2009年8月，美国财政部和能源部宣布启动为期2年的“先进能源制造抵税计划”。该计划授权财政部为新建、扩建和更新改造的先进能源制造项 目的投资提供30％的税收抵扣，预计将为清洁能源设备制造商提供总额达23亿美元的税收抵扣，由此将拉动近77亿美元资金投向新能源产业。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支持综合的“总量控制和碳排放交易”计划，旨在为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提供必要条件。政府计划将所有污染额度进行拍卖，利用市场机制激励美国消费者和企业节能减排。
为全面落实《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划》和相关能源气候法案，实现2020年减排、能效和可再生能源三个“20％”的宏伟目标，2009年欧盟在面对史无前例的金融危机冲击的同时，一方面对外力促国际气候谈判达成新协议，另一方面对内加紧战略部署，加快向低碳、生态效益型经济和绿色知识社会转型。欧盟委员会2009年10月公布，一份“低碳技术发展与投资路线图”，计划在未来10年投资585亿至715亿欧元，鼓励可再生能源、智能电网等低碳产业发展，并启动“智能城市”和“欧洲能源研究联盟”两大配套行动。
对于以上关于新能源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支出，应该说一定有助于减缓经济下降，促进经济增长，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传统政策主张。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支出的根本目的，仍然是为资产阶级、为垄断集团服务的，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正如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福斯特指出的那样，“列入奥巴马计划之内的庞大绿色支出，是用于长期技术项目的。这在促进就业方面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实际上，奥巴马的上述支出主要是用于产业补贴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提出的举措与其说是绿色凯恩斯主义，不如说是‘绿色熊彼特主义’，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用新技术刺激投资。”投资的结果，仍然是满足垄断集团利益的经济增长。这说明，绿色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是有局限的，是过于受技术驱动的，不能成为摆脱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核心政策。
四、21世纪的资本主义与生态革命一社会革命
生态危机反应人与自然的矛盾，但根本上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规定性，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导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这种对立反映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就表现为经济危机，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则表现为生态危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多数人不能或不愿承认危机的真正根源，竭尽全力去避免对其社会性质的质疑，并转而采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修复市场机制，因而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其新书《我们的选择：一个解决气候危机的计划》中列举了否认危机存在及其严重性的主要形式。戈尔认为，答案在于创建一个“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完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缺陷的结论，他把生态危机形容为“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失灵”，谴责当代资本主义的“短视”观点、“市场必胜主义”以及与环境有关的“根本缺陷”。然而，他仍相信可以利用资本主义的“优势”(即利润动机、自由机制、创新冲动等)来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新制度。戈尔的以上言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和弊病，反映了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自由市场经济特征的认识，但这种认识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甚至有转移视线的嫌疑。在分析2008年以来西方金融危机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时，部分西方学者也认为西方国家用“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议题转移社会对金融危机的视线。“资本主义世界的精英和政治家决定把视线从针对这些问题的职责转移到全球变暖和生态危机上去。……‘娱乐’他们的国民和全世界人民，他们宣扬气候变化的威胁，同时隐瞒着一场即将掠走人们的住房和辛苦赚来的养老金的大洪水。”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与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是一样的，就是实行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经济复苏计划或更快的经济增长，而是一场生态革命。这必将是一场社会革命，一场比我们所能想象的规模都大得多的社会革命。”“我们期望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或过去能够比资本主义的效率高，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比资本主义的更胜一筹。仅仅基于这一个原因，人们就可以拒绝任何的资本主义政策。”
马克思在谈到未来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解决人与自然矛盾，克服生态危机时指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生态问题，因为人的劳动的异化问题没有了，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和解”，从而也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解”。显然，这种和解消除了各种冲突和异化：没有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平等和公正将是社会的普遍准则，没有劳动的异化，也没有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这样的社会主义也被称为“生态社会主义”，进入21世纪，在金融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打击下，资本主义世界步履蹒跚，似乎正在努力寻找重生的突破口。一场“生态革命”，从而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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