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长工，1901年1月27日出生在湖南华容县大乘区南山乡。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秋收起义，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鄂东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红军长征后，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他受命离开前线创办红军大学和抗日军政大学，培养了大批抗日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地质部担任领导工作。地质部初创时期，困难很多，他历尽艰辛，奋战在地质战线的前后方，为地质勘探方案的提出和实施，为探明中国的地下矿藏，为建立大型钢铁基地和石油基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脱下戎装出任重工业部代部长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何长工根据中央指示，脱下戎装，调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代部长，负责重工业部的组建工作。
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国民党留下来一个烂摊子。针对这种情况，何长工召集各大区行政委员会工业部门负责人会议，商讨原有重工企业的生产恢复问题。接着，又先后召开了全国钢铁、化工、有色金属工业等部门工作会议，明确了管理体制，制订年度生产计划。他一手抓恢复生产，一手抓基本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使我国重工业各部门的恢复工作全面完成。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作为重工业部负责人的何长工，深感要取得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必须建立强大的空军，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
何长工把这些想法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得到支持。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何长工这一炮放得好啊!应早点抓。”
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组成赴苏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任团长，于1951年元旦率团飞抵莫斯科。从1月8日开始，中国代表团同以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为首的代表团，历经18天艰苦谈判，达成《中苏航空工业技术协定(草案)》。在协定签字前，何长工从莫斯科打电话向周恩来汇报谈判情况。周恩来说：“我们外汇不多，不能过多地把钱用在航空工业上，否则其他工业难以兼顾。”
当晚，何长工根据周恩来指示，压缩了计划。第二天，他代表中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2月26日，何长工率代表团回国。4月18日，中央发出正式在沈阳成立航空工业管理局的通知，段子俊任局长。7月16日，政务院任命何长工兼航空工业管理局局长，段子俊、陈一民、陈平任副局长。不久，苏联政府根据协定，派来70多位设计人员，送来一批设计器材、资料等。在苏联的帮助下，航空工业管理局先后在哈尔滨、沈阳、南昌、株洲等地建起了飞机工厂，为我国航空工业的起步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周恩来亲定何长工为地质部副部长
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央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很多想上的项目上不了，原因就在于地质情况不明，矿产资源不清，拖了后腿。因此，中央决定成立地质部。关于地质部部长的人选，中央选定了解放初期应召回国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为保证李四光有充分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需要找一位阅历丰富、富有很强组织能力和管理经验的得力副手主持地质部的日常工作。毛泽东、周恩来想到了何长工。
1952年8月7日上午，时任中央财政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找何长工谈话。薄一波说:“组织上决定调你到即将成立的地质部去工作。”
何长工听了很感突然。他认为，自己不懂地质，早年学的是机械，隔行如隔山，搞工业还稍懂一点，搞地质上山找矿，那可完全是两回事，何况自己是个二等残废（1929年，何长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留守井冈山斗争，在一次战斗中，和敌人搏斗，从十几丈的悬崖上摔下去，左腿致残），要一个跛腿去爬山越岭，确实也有困难啊!于是，他对薄一波说:“一波同志，这可为难喽，我一辈子对组织分配工作没有讲过价，这次可不可以讲个价，我这个跛子爬不了山，搞地质是要爬山的啊!能不能让我到机械部或别的部门去工作？”
薄一波回答说:“变不了啦!今天下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就要讨论通过啦！”他还说:“你这次调动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提议的，主席说你有那么一股劲，同意你去地质部。事情决定得很急，也来不及事前和你商量。地质部部长由李四光担任，他是一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仍兼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要保证他有一定的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地质部的日常工作，你和刘杰、宋应同志要多做一些，共同把地质工作抓好。”
何长工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
9月，地质部正式成立。何长工调地质部任副部长，后兼任部党组书记。
当时，我国地质工作基础极其薄弱，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地质专家只有200多人，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增加了一些地质专业的大学生，但到建部前能归到地质部的新老地质人员一共也才300来人。勘探钻机等主要勘探设备也几近没有，旧中国留下来的钻机只有8部，建部初期才达18部，后来又陆续购置，到1952年6月底全国才有40部钻机；更关键的是，旧中国地质工作水平很低，具有工业意义的地质工作几乎没有开展。
为了尽快扭转地质工作的薄弱局面，何长工将工作中的问题和困难反映到周恩来、陈云那里。周恩来对他说:“主席说了，只要资源能够保证建设的需要，你要什么给什么。”
根据中央领导的提示，地质部党组制订了《1952年工作概要和1953年方针任务》，确定全年两大中心任务:完成地质勘探任务，保证工业建设对矿产资源的需要；做好教育训练工作，培养地质工作的后备力量。
陈云对地质教育训练工作非常重视。1952年12月4日，他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指出:“明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10倍至23倍。为了完成地质工作的巨大任务，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这项训练任务，是地质部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地质界的重大任务。”
按照陈云的讲话精神，何长工断然采取非常规的、创新的办法大抓地质教育和培训工作。他在1953年10月20日召开的全国地质工作人员会议上指出:“必须用最有效的办法培养大批人才，提高现有技术人员的业务水平，督促转业干部加紧学习业务，以迅速壮大地质力量，而不能慢慢地增加力量，推迟国家建设的速度。”“今年我们地质部的工作方针是:大力培养力量，提高业务水平，实行计划管理，为完成与超额完成1953年的国家勘探计划任务而斗争。”
旧中国百业凋零，地质教育更甚，没有一所地质院校。解放后，许多院校设置了地质系，到1952年，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组建了北京、长春两所地质学院，招收了2000多名学生，但是，当时两校尚没有自己的校舍。何长工从选定校址，确定建校规模，调配师资力量，解决紧缺物资，聘请苏联专家，乃至教育计划实施，都会同部教育司、学校讨论，并利用自己的特殊关系，争取学院所在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使建校过程中的许多难题迎刃而解，从而推动了建校进程。一年之后，北京地质学院和长春地质学校教学楼拔地而起，1954年学生们开始在新校舍上课。从1952年秋起，先后筹办南京、武汉、重庆、长春、西安、宜化、北京、郑州、广州、昆明等地质学校并陆续招生，地质教育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倾心“三馆”建设
如何去建立中国的地质装备和仪器制造工业，以满足飞速发展的地质事业急需?何长工提出了“借鸡生蛋”的办法。1953年，他亲自找时任铁道部副部长吕正操商谈，把张家口铁路工厂一锅端地抓过来，亲自指导工厂的改造扩建。1954年便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探矿装备制造厂――张家口探矿机械厂，结束了我国没有地质勘探装备专业生产厂家的历史。
1956年4月，地质部召开了机械工作会议，何长工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机械工作是地质勘探工作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兵种，而目前是一个薄弱环节。根据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明年将需要更多的机械专用设备、工具和零配件。过去是依赖苏联进口，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因此，今年确定在衡阳、沈阳、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几个制造工厂与修配工厂。探矿机械一厂今年要着手新型钻机的试制工作，为明年生产做好准备。”
他还号召全体机械人员、工厂职工提高政治思想和业务水平，上下一致共同努力克服困难，打破常规地开展工作，务必使机械工作迅速赶上地质勘探工作的发展需要，以保证国家地质勘探任务的胜利完成。
从1955年至1966年，何长工继续求援于兄弟部门和有关省市领导，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地质部先后建起了衡阳、上海、北京、重庆等探矿机械厂和无锡钻探工具厂，以及北京、上海、重庆3个地质仪器厂。
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地质部已拥有各类钻机2199台，是解放初期的140多倍。此外，还拥有磁力仪、重力仪、电法仪、地震仪、测井仪等先进地质仪器。
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和地质图书馆俗称地质“三馆”，是随着地质工作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被认为是地质工作发展的标志。其中地质博物馆始建于1916年。地质图书馆始建于1922年。由于当时馆舍简陋，地方狭窄，许多有价值的地质资料和图书未能保存下来，影响了地质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何长工提出把“三馆”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1956年1月，何长工召开地质部党组会议，决定在北京建立规模宏大的地质博物馆、地质资料馆，还根据周恩来指示，对地质图书馆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以地质部党组名义向周恩来提出建立全国地质图书馆的报告。经过何长工等人的努力，一个宏大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三馆”建设计划开始实施了。
“三馆”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何长工在地质部召开的资料工作和博物馆会议上，反复强调“三馆”建设的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与工作人员应给予高度重视。为加速“三馆”的基建工作，他亲自找有关部委，甚至还找周恩来求援，解决基建材料问题。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三馆”大楼终于在北京繁华的闹市建成。资料馆和图书馆的建成，大大改善了地质资料、图书的保管与借阅条件；博物馆收藏了丰富的国内外各类地质标本和各种图表照片模型，为参观学习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三馆”对促进地质事业的发展，加强国际合作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年困难时期，有的地方关闭了地质陈列馆，连南京地质陈列馆这样的大馆也被挪作他用了。何长工在全国地质博物馆会议上严肃指出:“这是和当前博物馆大发展的形势相矛盾的。我这里要大发展，你那里关闭，这不是唱对台戏吗?南京地质陈列馆历史很久了，国际上都有名望。你们挪用又不向部里请示，这是个原则问题。回去要马上恢复原状。需要房子，等新馆盖好了才能迁移，不能停止开放。”他还明确表示，如果要动北京、南京等地质学院的地质博物馆，必须征得他的同意。这样才使这些地质陈列馆没有下马。
致力于寻找和勘探石油资源
矿产资源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被称为“工业的粮食”。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国家经济建设处于等米下锅状态。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多次垂询李四光和何长工。
毛泽东说:“地质工作搞不好，一马挡路，万马不能前行。”要求地质部党组切实加强地质工作，有关矿产资源情况，要每周向中央主要领导报告。
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国广大地质工作者艰苦奋斗，不到4年时间，我国地质资源“家底”不清的现象得以初步改观。1956年9月，何长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言，他自豪地说:“国家要求地质部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探明十几种矿产储量，而实际已探明三十几种矿产储量，基本上保证了煤炭、黑色冶金、有色冶金等工业建设的需要。”
地质部探明的这些主要矿产的储量，连同其他部门探明的储量，不仅解决了鞍钢、包钢、武钢等重要钢铁基地“一五”期间急需的矿产原料，而且保证了“二五”期间开始的新企业对矿产原料的需要。
为了加速石油资源的开发，从1955年起，何长工集中主要精力协助李四光抓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工作。
1955年1月20日，地质部召开了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制订了年度石油天然气普查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决定组织数十个地质队，分赴西北、西南、东北等地区进行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工作。
1955年的石油普查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翌年2月26日，何长工在向毛泽东汇报地质部工作情况时说:“1955年初，地质部开始担负石油普查任务，组成了24个地质队、18个物探队、20个地形大地测量队。石油普查职工达到1200余人，其中地质人员200余人，共发现了171个可能储油的构造。”“过去某些地质人员认为中国是缺石油的国家，事实证明，我国石油的希望是很大的。我国有许多适于储油的构造和地层，如柴达木盆地、华北平原、四川盆地等。”
1956年初，陈云召见了何长工、李人俊和康世恩等，研究李四光关于加强石油勘查的意见，并指出要在两三年找到一两个大油田。
遵照陈云的指示，依据几年来所取得的地质勘探成果，并根据李四光地质力学理论，地质部党组于1957年底作出战略东移的决策。石油地质大军千里转战，挥师东进松辽平原。
1958年6月24日，何长工怀着喜悦的心情向党中央报喜。他在报告中写道:“石油最近又有新的发现，我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最近在辽宁公主岭发现了一个比四川龙女寺还大的构造，在1001号钻机钻到1700公尺处见到了3公尺的含油层。据苏联专家的推断，可能是第二个巴库。”
1959年9月26日，大庆长垣高台子构造上钻进的第三口基准井(松基3井)喷出了工业油流；翌日，地质部在扶余构造进行钻探的27井也获得工业油流。松辽油区地质勘探取得了重大突破。
1960年4月，何长工到松辽平原视察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在吉林省委领导下，以地质部为主组成了江南指挥所，开展松花江以南的石油普查勘探工作，为下一步组织新的会战准备新的基地。
1963年11月，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告：“我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可以基本自给！”从此，中国摘掉了贫油帽子，结束了依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石油的增产对国民经济调整、恢复和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呼吁国家采取措施改善野外职工生活
地质工作以其知识密度高，劳动强度大，成为我国最艰苦的行业之一，不仅长年野外作业，工作流动性、分散性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而且地质人员多在荒无人烟的高原戈壁和深山老林找矿勘探，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地质职工正是在这种艰苦的工作环境中，不仅为国家找到了丰富的矿产资源，而且历经40多年风雨锤炼，形成了一种行业精神，这就是“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的“三光荣”精神，何长工既是这种精神的首创者，又是实践者。
何长工以自己丰富的革命经历首先认识到，要在广大地质职工中树立一种信念和精神，保证地质队伍革命化。他号召地质职工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以苦为乐，以苦为荣。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在思想建设上，除进行基本的理论、政策教育外，要经常掌握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工作”。“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装头脑，启发觉悟，要培养锻炼职工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具有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具有大公无私、忘我劳动、认真负责的优良革命品质……建立起国家主人翁的态度”。
地质队流动性大，职工户口和粮食副食品供应问题，子女上学、就业问题，婚姻问题等，都是地质队经常面临的难题，这些难题解决不好，直接影响到地质队伍的稳定和国家任务的完成。何长工要求领导干部督促有关部门搞好职工物质、文化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官僚主义作风。他指示部供应司，要搞好职工生活用品的供应，提出：“地质工作者长年跋山涉水，野外作业，没有一定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作保障，就不能适应艰苦环境，队伍的巩固和发展就有困难。”
何长工亲自找地质队所在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同志陈述意见，争取就地解决。当地解决不了的，便及时向中央、国务院报告，有时他还直接找到李富春、薄一波等，甚至找到周恩来争取支持和解决。他通过到野外地质队调查，发现一些公安、粮食部门不了解地质工作的流动性，为了减少本地的人口粮食销量，以地质工作者不在本地长住为由，要求他们把户口迁出，或限期把粮食关系转走，有全国粮票也拒绝售粮。为此，地质部与公安部、粮食部于1961年11月4日联合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地质、测绘野外队勘测人员的户口和粮食供应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30日，国务院批复同意，使问题得以解决。
在1964年全国地质工作会议上，何长工再次提出研究解决野外地质职工的劳保、生活福利待遇问题，并代国家经委起草了《关于解决野外地质职工劳保、生活福利等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经委、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国务院财贸办公室联合向全国颁布实施，较好地解决了职工的劳保用品、粮食供应、家属基地、子女入学就业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此外，在何长工的悉心关注下，地质部和各省区地质局克服种种困难，逐步筹建了地质职工疗养院、地质队后方基地和地质文工团等。
何长工对地质事业殚精竭虑的精神，以及他对地质职工的关心，被广大地质职工铭记在心。1980年4月14日下午，地质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地质系统评功授奖大会，何长工以老一辈地质工作领导者身份出席会议。这次大会非常隆重，邓颖超、王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会议。地质职工对何长工的到会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达了广大地质职工对何长工由衷的敬爱和感激。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给何长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使他身心蒙受了严重的摧残。
1975年11月初，毛泽东批准何长工的请求，将他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后任军事学院副院长。何长工离开了自己曾一手创立起来的地质事业，又在军事教育岗位上为推动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付出了心血。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病逝，享年87岁。他在病故前两年给党中央写信说:“我今年已85岁了，入党也整整63年了。几十年来，无论是在东西南北，还是职务上的高低升降；不管是在顺利发展的，还是遇到艰难困苦的时刻，我总是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党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何长工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为振兴中华民族“扛一辈子长工”的夙愿。
（责任编辑：张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