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伯利亚流放史是一部充满血和泪的历史，其罪恶自不必言，然而在这血和泪的洗礼中，西伯利亚这片沃土孕育了流放者的思想之花，西伯利亚流放者为俄罗斯思想的形成奉献了一己之力。可以说，流放犯在流放期间的思想成果是俄罗斯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以19世纪的政治流放者为最。
关键词：俄罗斯；西伯利亚；政治流放者；俄罗斯思想
中图分类号：D7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2)01-0053-05
一
流放是统治阶级惩治政敌、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西伯利亚流放始于16世纪末，最早的集体流放事件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铜钟流放”。作为季米特里王子猝死案的牺牲品，1593年，居住在俄国乌格里齐城的居民被镇压或判处流刑，流放地为西伯利亚的彼尔姆城，“作为该城象征的教堂大钟也受到‘严惩’，它被锯去双耳，随居民一起被‘流放’”。自此长达三百余年的西伯利亚流放拉开了帷幕。西伯利亚流放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刑事流放、流行移民、宗教流放和政治流放。最初，刑事流放是西伯利亚流放的主要形式。从18世纪末开始政治犯在流放者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到了19世纪，随着俄国社会思想状况的改变和革命运动的发展，政治流放取代刑事流放成为西伯利亚流放的主要形式。
西伯利亚流放者在俄国史上是一个特殊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包括最初被流放的“宫廷政变的失败者、失宠的官吏和被镇压的农民起义者”，还有“流浪汉、小偷及其窝藏者、买脏及留脏者，还有杀人犯”，除此而外，更重要的一部分人是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政治犯。19世纪，俄国出现了三次革命高潮，由此西伯利亚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革命民主主义者、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民粹派分子，直到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些革命者(多为思想家、文学家)是19世纪俄国的精神脊梁，在西伯利亚他们完成了自己的精神蜕变。
二
大批政治流放犯的到来，为荒凉的西伯利亚带来了先进文明的一道道曙光，为其社会文化发展注入了汩汩流动的新鲜血液。同时，在西伯利亚的切身经历和体验也让流放者产生了深深的思考，西伯利亚成为政治流放者新思想的策源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片土地为政治流放者提供了完成精神涅?的土壤。
(一)拉吉舍夫――俄国革命事业的先驱
亚力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1749-1802年)是俄国著名的启蒙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他出身贵族，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青年时代曾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深入研究过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卢梭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和建立公正的社会契约等思想对其影响颇深。1783年他写出了俄国第一首革命长诗《自由颂》，坚决反对农奴制和封建专制。1790年，拉吉舍夫出版了代表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在该书中其革命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也正是因此拉吉舍夫被捕入狱。他先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十年，流放地为伊利姆斯克小镇。经过16个月的苦难旅程，拉吉舍夫到达流放地。他的第二个妻子(即第一个妻子的妹妹)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赶去与他团聚，这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们英勇行为的先声。有了家人的支持，流放期间，拉吉舍夫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毫不气馁，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他一方面研究当地的现实情况，另一方面结合自己在西伯利亚的生存体验和心灵感悟，写了许多关于哲学、经济、历史方面的论文。其中还有一篇《有关中国商业的通信》，说明拉吉舍夫在18世纪已经注意到俄国与中国通商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流放西伯利亚这段经历，这篇作品的诞生是不可想象的。179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病故，保罗一世继位，拉吉舍夫被允许返回莫斯科郊区父亲的庄园居住，但仍处于警察的严密监视之中。1801年，亚历山大一世继位后，拉吉舍夫被允许返回彼得堡，进入法律起草委员会工作。但他起草的法律草案，不仅不被采纳，反而受到威胁。1802年9月11日，不肯放弃自己的原则，而又无法改变黑暗现实的拉吉舍夫服毒自杀，终年53岁。拉吉舍夫以珍贵的生命抗议沙皇专制制度，充分诠释了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正如科塞在《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中所言：“19世纪俄国的激进知识分子把自己长期地动员起来反对独裁政权”，“他们从一开始就视自己为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只不过拉吉舍夫把长期备战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后继者，在弥留之际，他曾说过：“后代将为我复仇”。
(二)以穆拉维约夫为代表的十二月党人
尼基塔?米哈伊洛维奇?穆拉维约夫(1796-1843年)是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创始人、组织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821年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俄国贵族军官成立革命组织，谋划起义，试图建立共和国或君主立宪政体。1825年12月14日，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猝死，他们先后在彼得堡和乌克兰发动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因起义时间在十二月，故被称为十二月党人。沙皇政府对十二月党人进行残酷迫害，有五百余人被提交法庭审判，其中绝大部分是军人。著名领袖佩斯捷利、雷列耶夫等五人被绞死于彼得罗巴夫洛夫斯克要塞的城堡下。受十二月党人的影响而在军队中进行宣传的士兵被夹鞭笞打，有些人被当场打死，有些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穆拉维约夫、特鲁别茨科伊等百余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服苦役或定居。“刑罚之严厉震动了整个俄罗斯社会，这件事使得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誉终生受损”。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拒绝与丈夫“划清界限”，宁愿放弃自己的贵族特权，她们中的很多人长途跋涉跟随自己的亲人来到西伯利亚。
西伯利亚寒冷、荒凉，自然环境恶劣至极。十二月党人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或是服苦役或是服流刑，直到1856年大赦。在漫长的30年时间里，不断有人劳累而死，但是在考验面前，他们没有退缩、没有屈服。服苦役者中，有人密谋把狱吏关进牢房、放火烧毁监狱；有人通过给家里写信进行反政府宣传，咒骂残暴的专制制度、揭露其累累罪行。那时候，狱中十二月党人的书信被人们争相传抄，西伯利亚荒原上的自由火种在俄国各地熊熊燃烧。服流刑者打猎、耕种，在偏僻荒凉、毫无生气的大草原上建起新的村庄。他们还兴办学校，开设图书馆，给当地人治病。在那里，这些昔日的贵族老爷放下身段和“贱民们”平起平坐，用自己的辛劳使得人人能吃饱，年年获丰收。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尤其值得大书特书。她们没有听从尼古拉一世允许改嫁的谕令，也没有被种种困难吓倒。她们宁愿放弃贵族之家数代累积起来的财富，宁可在拿着武器的哥萨克卫兵的押送下被铁链捆锁着行走，也要义无反顾地到那荒凉之地，守在自己的丈夫身旁。昔日的贵族娇小姐，在西伯利亚练就了把握耕犁、飞针走线的本领，完成了可贵的人生跨越。当然，还有不少人正当盛年便长眠在西伯利亚。她们虽然不一定都能理解丈夫的 政治理想，但她们用对爱的执着，对苦难的超越，在辽阔的西伯利亚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曲感人肺腑的乐章，为俄罗斯的精神家园平添一座不朽的丰碑。30年后，十二月党人被大赦，他们中的幸存者高昂着头颅从西伯利亚返回故乡。十二月党人虽然未能摧毁专制野蛮的大厦，但却以他们高贵的情操、献身的激情和崇高的理想，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俄罗斯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和革命家，激励他们以其血肉之躯去撞击那堵看似坚实实则朽坏的专制之墙。
(三)车尔尼雪夫斯基――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
尼古拉?加夫里诺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年)是沙皇封建专制主义和农奴制的坚定反抗者。他站在革命民主派的立场上，深刻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腐朽，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派对沙皇制度的妥协和投降。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政府逮捕，关入彼得保罗要塞。1864年他被判处服七年苦役并终身流放西伯利亚，流放地为涅尔琴斯克等地。在囚禁中他毫不沮丧，写下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的优秀作品，如《怎么办?》(1862-1863年)。1864年5月被押至圣彼得堡梅特宁广场示众，处以残酷的假死刑。7月被流放到伊尔库茨克盐场服苦役，8月被转送到卡达亚矿山。两年后，又被押到亚历山大工场。七年苦役期满后，又延长其苦役期，转押到荒无人烟的雅库特和维柳伊斯克，继续流放，前后达21年之久。
在漫长的流放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丧失斗志，而是将其在西伯利亚的苦难经历与对俄国未来命运的深深思考紧密结合起来，继续进行创作。“他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和创作，但是作品都遗失了”，很可惜，其中保存下来的只有长篇小说《序幕》(1867-1869年，第一部于1877年在伦敦出版)。“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遗产里，长篇小说《序幕》占有突出位置。正如《怎么办》一样，该作品反映了俄罗斯社会的革命变革问题，在没有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干扰下，这部小说比以前的作品内容更充实”。该书描绘了农奴制改革前夜的俄国社会斗争，书中刻画了革命民主主义者伏尔庚和列维茨基的形象，反映了作者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理想和精神面貌。在这期间，沙皇政府曾多次劝诱他申请赦免，都遭拒绝。1883年由于健康原因他获准回到阿斯特拉罕居住。在那里他撰写了《回忆屠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人类知识的特征》等文章。1889年6月他被准许返回故乡萨拉托夫。四个月后，他因脑溢血离开了人世。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时期俄国进步思想界和文学界的领袖，列宁称赞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他在西伯利亚的斗争经历和不朽著作充分展现了他的革命精神，也感染和鼓舞了后来的革命者。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俄罗斯文学史上最矛盾、最复杂的文学家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是俄国艺术家中的思想者。有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代表了俄罗斯文学的深度，这是一种至高的评价，而这种深度的获得与西伯利亚这片土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849年4月23日他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于11月16日执行死刑，临刑前被改判成流放西伯利亚。1854年他被释放，但是要求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役。1858年他升为少尉，从此可以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1859年获准移居特维尔，年底回到彼得堡。在西伯利亚先后九年的苦役和军营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丰富了生活知识，积累了文学素材，同时他对社会的观察、对人生的思考也更趋向深刻；另一方面，日趋频繁的癫痫病发作也加深了他精神上的抑郁，他试图用宗教的精神来解释人民的理想，提倡摒绝私欲，逆来顺受，宣扬人人有罪，罪犯就是不幸的人等等主张，并希望用道德上的感化来代替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也正是在西伯利亚，他遇到了今后的妻子玛丽亚-季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回来后创作重点逐渐转向心理悲剧，他于1861年发表的长篇小说《被欺凌的与被侮辱的》标志着一种作者对自身的超越，标志着西伯利亚苦役之后的恢复期已经结束，开始迈向新的更高台阶。这本书以及大致与之同时发表的《死屋手记》，使他跻身世界最好的作家之列，《地下室手记》更稳固地奠定了他的这一新的世界文学的地位。也正是大致在这一时期，他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大师一起使俄国文学具有了一种世界性，使俄国文学的高峰同时也成为世界文学的高峰。《死屋手记》记载了作者对西伯利亚苦役生活的切身感受，小说描写了苦役犯的优秀道德品质，控诉了苦役制对犯人肉体的、精神的惨无人道的摧残，从而深刻揭露了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该书包含大量作者在苦役生活中凝结成的深刻思想，由于它们直接来自最底层，应当说弥足珍贵。屠格涅夫把这部作品比作但丁《神曲》中的“地狱”，赫尔岑则比之为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
(五)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建者、苏联的缔造者，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年年底，因从事革命活动，列宁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的舒申斯克村。这是一个荒僻的村庄，在艰苦的条件下，列宁充满乐观精神，忘我地工作。在这三年的流放生活中，他一遍又一遍地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马克思主义文献，并开始使用“列宁”这个笔名，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从而彻底清算了民粹派的错误理论。在这本书里，列宁证明资本主义“已经牢固地不仅侵入了工业，而且侵入了乡村，侵入了地主和农民的农业”，“资本主义在前所未有的广大范围内破坏着农奴制残余”。列宁正确地指出俄国经济发展所要走的道路，并为制定革命的工人政党的纲领和策略提供了依据。此外，列宁还写了三十多篇文章，翻译了两本书。在流放期间，列宁一刻也没有忘记出版秘密的报纸，把工人阶级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向工人阶级说明为争取社会主义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工人政党。为此，他拟定了一个较为成熟的计划。流放期满后，列宁到了国外，1900年12月，这份名叫《火星报》的报纸，终于在莱比锡出版了。列宁写了大量文章，来论述党的建设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这些报纸通过各种渠道运回俄国，在工人手中秘密流传。列宁的名字，也随之传遍整个俄国。经过长期的筹备，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诞生了。可以说，列宁在流放期间所作的工作，为其以后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
除以上列举的代表性人物外，还有众多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及革命家与西伯利亚结下不解 之缘，他们有的长眠于此，有的带着新生的思想离开了。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在这片“苦寒之地”发生思想上的深刻转变呢?
第一，西伯利亚为流放者搭建了一个重新审视俄罗斯社会状况的平台。西伯利亚除为数不多的原住民外，还有部分外来移民作为开发者，他们来自俄国的各个地区，人员构成极其复杂，居住比较分散，具有相当高的代表性。被流放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之后，给当地居民带来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能以之为媒介更全面、更广泛地了解俄国各阶层的民众心理和生存状态。可以说，流放犯们来到西伯利亚在某种程度上就进入了一个具体而微的俄罗斯。
第二，西伯利亚为流放者提供了一个反照俄罗斯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的落脚点。由于西伯利亚地处亚洲东北部，不同于东正教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萨满文化浸润了这片土地的每个角落。尽管在强势的欧洲文明侵袭下西伯利亚固有文化日渐衰微，但这种文化本身仍然为流放者提供了一个不同文化的参照系。俄国知识分子非常注重民族性或者国民性的问题，而作为抽象概括的民族性或国民性必然以具体的民众心理和行为方式作为考察的起点。
第三，身份的巨大变化改变了流放者观察世界的视角。被流放的知识分子来到这里之后或者也可以说从被放逐的那一刻起，他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是舞文弄墨的书生、高高在上的贵族，而是带着镣铐的旅人、背负罪责的行者。他们看待社会的视角无形中由俯视变为平视，甚至是仰视。过去隔着地位、财富和权势的玻璃去审视民间的疾苦，而到了西伯利亚之后则是切切实实地体验和感悟生命的困顿。这种角色的转换对人的精神和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苦难的经历、无边的荒凉锤炼了政治流放者的意志。俄罗斯有着深厚的东正教传统，宗教信仰在大多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而在这片被上帝遗忘的土地上，并不缺乏教堂，只是缺乏神明的召唤。流放者把背负的罪名看做上帝对自己的考验，用拯救十字架上受难者的情怀去拥抱一切苦难和不公，从而重新确证了自己对人世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伯利亚不但是放逐之地，同时也是新生之地。这种新生首先体现为思想的重新塑造和精神世界的重新完善。
四
综上所述，研究西伯利亚流放的影响，除了要看到其固有的罪恶以及政治流放犯为当地带来的深刻变化之外，还要关注政治流放者经历了流放生活后在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及其对俄罗斯思想形成所作的贡献。
首先，19世纪大批政治流放犯涌入西伯利亚，极大地推动了西伯利亚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从而使全俄知识分子群体进一步融合与壮大。知识分子被公认为社会的良心，俄罗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西伯利亚这片土地上得到升华。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科学研究活动，成为先进知识的传递者；他们进行争论和交流，积极宣扬各自的革命主张，成为革命思想的播撒者。这使得俄国19世纪的思想界逐渐摆脱了对西欧理论亦步亦趋的局面，逐步形成了俄罗斯思想的独特面貌。其中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经过革新的东正教神学思想都和西伯利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为俄罗斯思想进一步注入东方色彩，使其更具多元化特点。西伯利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文化类型更具东方特色。西伯利亚这块被以武力并入俄国的土地，它与欧俄地区相比，无论就人口组成还是文化心理来说，都显示出强烈的格格不入。这种带有异域色彩的文化拓宽了俄罗斯思想的文化基础。最后，政治流放者在流放地创作的作品(文学和非文学的)以及因流放而诞生的作品极大地丰富了俄罗斯人的精神世界，并间接推动了俄国社会发展进程。前者如上文提到的《序幕》、《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后者则以《死屋手记》为代表。
从西伯利亚走出去的人在俄罗斯思想的丰碑上刻下了一串串闪光的名字，同时用更深长的笔锋记录了他们的思想成就。这些新思想孕育于西伯利亚这片荒凉之地，却在俄罗斯的中心地带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荫庇俄罗斯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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