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主持人：罗时进 主持人简介：罗时进(1956―)，男，文学博士，导师为我国著名学者钱仲联先生。苏州大学文学院原院长，现任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苏州大学图书馆馆长，苏州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教育部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江苏省吴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苏州南社文化研究院院长、苏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等学术职务。曾兼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教官、台湾东吴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唐宋元明清诗文和地域与家族文学。出版《唐诗演进论》、《丁卯集笺证》、《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等多部学术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40多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权威二次文献转载或摘编。承担《清代江南文化家族递嬗与文学发展关系研究》、《清代环太湖地区文学社团与文化生态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主持人话语：中国古代文学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从大趋势来说，这是一个文学进化史。所谓“文学进化”是说，文学史在时间的累积中发生变迁，尽管这种变迁可能包含着阶段性的起伏与进退，但总的来说是在发展，文学现象、文学经验和文学成果都愈来愈丰富。近年来，学术界对明清文学，尤其是明清诗文研究非常关注，从一定意义上正是基于对这一文学发展大势的认识。
以往学界往往将作家之众多，创作之繁荣，理论之丰富作为一个朝代文学发展的表征，这当然不无道理，但在此之外还应重视对文学现象、文学经验和文学成果这三个维度的考察。后者包含了前者，而进一步从聚焦于人本位、文本位引向对文学创作现场、过程和感知的观照，如此可以更细密地了解文学发展中一些更具体、更感性、更鲜活的内容，也有助于更深入地解释文学的人文内涵和价值，这不仅仅是一种研究方法的变化，也是一种观念的转变。
明清两代诗文创作的现象、经验和成果非常丰富，这与群体性文学活动的蓬勃兴起有关。群体性诗文活动，主要是文会、雅集。这类活动一部分是即兴而为的，还有一部分是有组织进行的，组织的一般形式即社团。社团丛生遍布，是明清两代突出的文学和文化现象。在社会上层结构和乡土基层都有大量的社团存在，而乡土基层的文学社团尤夥。明清时期环太湖地区初步考索出的社团就有数百之多，全国各地几乎无地无社，总数是极为可观的。这是一种体制外的自由的、互动的群体文学活动，不但为诗文发展积累了大量文本成果，也积累了超越文本之外的生动的文学经验。流派，是具有相近文学主张和审美观点的作家们所形成的文学派别，其创作倾向和风格较为一致。流派既有抽象性的一面，也有具体性的一面，但往往都与一定的群体相关联，甚至就直接寄载于某些文学社团，社团的魁杰与羽翼也正是流派的主体。在明清时代，这类例证不胜枚举。
显然，研究明清诗文，应当充分重视社团和流派。本专栏三篇论文，题旨主要都集中于这一方面。饶龙隼教授认为明初台阁体的形成，是杨士奇等江右文人入阁后，汲引源自清江儒学的江右文脉，推扬西昌雅正文学的结果。对明代文学史上一个熟悉的话题，本文从新的角度进行了探讨。罗时进教授将明清地域文学社团放到地方乡土的写作语境中考察，力图通过还原具体地域空间的文学场景，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其“基层写作”概念，或能引起关注。朱则杰教授对清初江南地区的一些未被充分注意的诗社进行了详细考证。全文以陈瑚《确庵文稿》为基本线索展开，这一挖掘社团史料的思路和方法颇有特色，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摘要：明清两代文人具有鲜明的群体化倾向，地域性文学社团丛生成为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这些地方文学社团努力守护心中的文学圣地，构建本地文学谱系，形成地方文学话语，光大地方基层的文学地位，留下了大量的作品。我们有必要将地域社团作为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把大量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放到地方基层写作的语境中去考察，对具体地域空间的文学场景和版图加以还原，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这不仅对明清诗文研究，同时对将文学史研究从重视时间维度、重视宏观、重视文本、重视主流发展引向对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地域、文本与经验、主流与支脉并重齐观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明清诗文；地域社团；基层写作；群体化倾向
作者简介：罗时进(1956―)，男，江苏东台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元明清诗文、地域与家族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代环太湖地区文学社团与文化生态研究”(项目编号：l0BZW056)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15-07 收稿日期：2011-11-10
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史或任何一种文体研究，作家和文本是两个最基本的内容，明清诗文研究自然概莫能外。对作家和作品的隔膜，是深入展开明清诗文研究的最大的障碍。以诗歌来说，计有功《唐诗纪事》、厉鹗《宋诗纪事》中载录的诗人，学者们普遍都比较熟悉，人文知识界也不会陌生，但对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和陈田《明诗纪事》中所列入的诗人，学界的熟知面恐怕就较为有限，更何况钱仲联先生《清诗纪事》所录面广量大的作者了。所以，要推进明清诗文研究，仍然要立足于文人、文献和作品的探讨，这一点自然能够形成共识。但对明清作家和作品应如何研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存在着不同路径的选择。明清两代，文人具有鲜明的群体化倾向，而地域性文学社团丛生是一个尤其突出的文化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地域社团作为明清诗文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把大量的作家和他们的创作放到地方基层写作的语境中去考察，对具体地域空间的文学场景和版图加以还原，由此形成对明清诗文发展的某种特殊机制的认识。
地方性基层写作应受到关注
我国学术文化自东汉后出现了地方化、家门化趋势，与之相应的是，文学创作重心逐渐下移，基于地缘、血缘等关系而展开的地方文学活动日益频繁，地域文学群体纷纷涌现，富于地域色彩的文学作品大量产生，基层写作的意义愈益凸显出来，这一文学――文化现象值得充分重视。
何谓“基层写作”?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自我立场的思维和写作过程，但这种思维和写作过程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空间和地域空间进行的，而文化空间和地域空间无论在精神意义或地理意义上，总会对文学写作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基层写作是就文化空间和地理空间而言的，它既区别于朝廷的御用性写作，也区别于台阁、方镇幕府以及各种贵族集团性的群体或个体性写作，和众多与仕宦职务相关联的写作亦有所不同。从作者身份来看，一般不具有体制内性质，而相互之间有地缘、血缘或学缘等关系；从写作地点来看，多在地方基层，与乡土社会相联系；从写作内容来看，大都反映在地方化生活和由此激发的情感，去功利化色彩较为浓厚；从写作方式上看，既包括个人独自创作，也包括群体性互动，而后者往 往形成某种地方写作的组织形态。正如近年来学者们研究所揭示的，这种基层写作现象自东汉至唐宋逐渐显现和发展，到明清时代便相当突出了。
地方基层写作趋于繁盛，乃至成为一种文学生态，是社会文化环境中“文”化和“俗”化交互作用的结果，既有时代的引力，也有文学内在力量的驱动。随着社会整体文化和文明程度的逐步提升，潜于文、游于艺的实践活动不断增加。潜文游艺，就是将“文”化人生活，以达到精神的高雅脱俗，使日常生活融入审美的因素。这种审美因素既有随风入夜的无形而化，也源于某种造就之力。造就的主体是文人，而“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如果我们对唐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文人状况略加考察的话，可以发现乡土基层恰恰是文人最为集中之地。这里所说的文人，即受到传统文化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无论是否投身过举业，都得到过较为严格的写作训练者。他们之中大多数都属于各处乡邦的地方作家，既和乡土生活根系相连，又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自成一个文化群体。正是这一地方文化群体频繁地设置并进入某种写作现场，展开文学活动，使朴野而广大的乡土具有了审美的华彩和意义。
基层写作之所以能够实现，除了大量文人生活于地方而形成一定的文化空间这一精神因素外，还有一定的地域空间的社会因素。地方基层远离权力中心，政治压力较为松弛，文人精神也较为舒展。他们在这里隐于乡土林薮，自然比隐于朝、隐于市更为自由。在明清两代社会生活逐渐趋于奢靡，不断走向世俗的潮流中，文人豫游逸乐的需求也随之增长，而“游戏是在某一固定时空中进行的自愿活动或事业，依照自觉接受并完全遵从的规则，有其自身的目标，并伴以紧张、愉悦的感受和‘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创作正是文人“有别于平常生活”的“游戏”。社会环境中的限制越少，文学创作的“游戏”就越能蓬勃展开。正因为如此，相对自由舒展的地方基层就自然成为明清文人活跃的天地，明清文学生长的沃土。
文学生产和一般知识生产相似，“是在一定环境背景下基于人际互动的社会化认知过程，重要的是实践共同体内个体的相互协作。”这种“相互协作”体现在地方基层写作的现场中，包含了地域群体文人亲身贴近的酣畅体验，内容丰富的情境细节，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感性样态。其成果既有文本形式和文本意义，同时也有文本之外的经验意义。既往的文学史往往较为重视代表性作家的文本形式和价值，却忽视了普遍的文学活动过程和经验。然而恰恰是那些大众化的文学活动的形态，以及文人参与创作过程所形成的经验，对理解一个时代的全部文学环境，对评价一个时代的总体文学成就，具有特殊意义。如果说以往线性的文学史研究和以代表作家之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尚有突破和丰富的可能的话，那么地方性文学社团，尤其是明清地方文学社团的基层写作，是应当作为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的。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基本特征
“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明清两代诗文社团，数量颇为可观。其组织往往形成于熟人社会，大多活动于地方基层，人地关系较为紧密；其文思则焕发于乡邦皋原，具有地域化色彩；论其属性，绝大部分都属于地域文学社团。这类文学社团与历代文人集团和流派相比具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
(1)其成员一般限于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乡邑，活动现场往往有某种人文和自然景观；而地方化的人文和自然特征投射到社团中，形成了特定的地域化景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与其它地域社团相区别的标志。
(2)召集者多为一地之望重者，社会声望和地方声望使之成为地域文坛领袖。他们往往是社团活动的支柱，社团的凝聚力和传播力与之相关。在必要的时候，他们也是社团活动的经济支持者。
(3)参与者身份不等，一人可参与多个社团，但一般皆以“自然文化人”出现。昔日显贵与布衣山人可以共聚一堂，社团活动在平等融洽的气氛中展开，人际之间往往同仁相得，相互标榜，竞文才风流，少异同纷争。
(4)维系群体存在，除盟主的号召力外，还依赖社约以及履行社约的社集活动。部分社团未订社约，则以熟人社会的互信和参与者的内在兴趣为基础，社会变革和成员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会影响社团的聚散。
(5)社团或以文体分类，或以年龄分层(如怡老会)，或以学术倾向汇聚。一般各阶段皆形成一定的文字成果，由司集者(活动主持者题名实录，部分社团尚有体现全部文学活动的总结性结集。
(6)文学活动以抒情怡性为旨，亦不乏某种价值指向，且与时代风潮脉息相通。大体说来，朝代初、晚，情感倾向多与时局政治相关联，承平之际则多纯粹文学意义和闲雅情趣的社团活动。
这样的文学社团在全国分布很广，岭南、闽中、临桂、赣江、公安、锦州、河朔、高密、湖湘……在在皆是，但总的来看南方集聚较密，尤其江南人文蔚盛，地方社团最为集中。根据对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所列全国176个社团分析，其中环太湖地区社团共87个，占49.4％。清代这一地区“风雅之士，所在结社”更成风气，文学社团数量远超明代，已稽考出的数量就在300个以上。除大型社团如南社、鸿笔文社等外，一般规模在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其结社频度高，衍生性强，形成了超迈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宏阔的社会基层文学盛况。
衍生，是促进明清地域性文学社团繁兴的最重要的动力因素。从横向上看，这种衍生源自名家牵动，同好相从的规模扩展。如咸丰年间，越中周星誉与周星?、周星诒、周光祖、李慈铭、王星?等十七人结“言社”，以昌明绝学为己任，“未几，江南北、浙西争以所业来质，书币车马，日萃于越，越必主芝村，于是有益社之广，好事者定为益社六子、续六子、后六子、广六子之目，而芝村之名胫千里矣”。显然，“言社”不足以容纳众多追随者，遂扩为“益社”了。从纵向上看，这种衍生表现为对前代乡贤或族中先辈所建立社团的持续发展。明清地方社团的存续，虽然不乏旋结旋散的极端的例子，但一般延续时间都比较长，而跨越朝代，在数辈文人中绵延的个案也并不少见。
延续既有之地域性文学社团，有两种路径：一是在社团内部通过主盟者更迭替换，形成代际性的接力。如吴江袁景辂乾隆后期尝与同里七人结竹溪诗社，坛坫之盛甲于郡邑，时人比之西园、玉山。后来其子袁棠继起，与任椒圃、朱铁门、郭频伽、马蕉庵、顾青庵等结续诗社，使竹溪诗社进一步发展；一种是乡邦先贤所结社团因人事变故，出现停顿，多年后地方或家族中热衷文学者再度举起社团旗帜，重振大雅之风，越朝跨代的常州毗陵诗派、无锡碧山吟社等即属此类。至于像康乾年间丽社、韩(邗)江吟社、洛如吟社，嘉道年间潜园吟社、红梨诗社、鸳水吟社那样绵延数年、十数年或数十年，集会唱和达几十次，乃至百次的地方社团，亦屡见不鲜。一个地方文学社团，就是一部地域文学经典，在起伏消长中基层文学写作持续不断，地域文学的经典化程度也 不断加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学史渐次展开，日益丰满生动，形成了恢弘的篇章。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之地缘与亲缘关系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形成的基础是“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是这一网络最重要之纲维。我们所说的基层写作，实际上是一种文人和地方“人地关系”贴近的文学活动，而正是地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使这种贴近成为可能。因此，对明清两代地域文学社团的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这两个纲维。
在交通阻隔、车马舟楫不便的古代社会，地方就是自然形成的社会，而地方视野往往就是人们的主要视野，地方活动亦即人们的主要活动，地方的经济文化生活也成为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土壤。因而在具有相当限制性的自然环境中，基层文人之文学活动和社团组织以地域为基本范围，就是必然的了。需要注意的是，地域在相当程度上包含了乡园的意蕴，故不仅具有自然地理的属性，也具有文化地理的性质。它天然地填写出作家生命履历表最初的内容，并影响着这份履历的延展。在每一个作家心灵深处，它是方言声音、自我惯习乃至性格特征形成的原始根据，是精神上与异质文化进行比较、判断的原初理由，同时也是群体交往的心理动能，艺术想象的经纬源力，文学创作的原生符号。作家进入乡园写作环境的体验，由现实的体验激发出写作的热情，“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故而“地域”、“乡园”不但是钟灵毓秀，天然孕才的条件，也成为一面具有人文性的精神旗帜，一种无形的号召力量。朱明以来，以地名命名文学群体流派成为普遍的风尚，而茶陵、晋安、新安、公安、竟陵、江右、桐城、湘乡、临桂、吴中、邗江等诗文创作群体，其中一部分人并不属于某地，只因其主导作家的籍贯为其地，或长期流寓在其地，便堂而皇之用为群体称谓了。
地方，不仅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源泉，同时也如海德格尔所说，构成了“人的一种存在方式，是人存在的外部限定和其自由与现实的深度。”对地域文学社团的关注，在一定意义上即是对地方文人存在方式的关注。王应奎在《海虞诗苑》中曾记载孙扬光的事迹：“扬光，字丽明，雪屋先生之子。为人石至石至自持，不失世守，年八十有三而卒。未卒前一日，适君举诗社，时话山翁在坐，忽取义山‘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之句，吟咀再四，越一夕，而君以腹疾不起矣，始悟话山所咏，实为之谶云。”这一记载出于同时代、同乡邑者笔下当非小说家言，而恰恰因其具有相当的纪实性而让人心灵为之震撼。“卒前一日，君举诗社”自然带有某种巧合，但以诗社活动为情感之寄托和生命之存在方式，在明清时代某些文化氛围特别浓厚的地区却是普遍的。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但看到诗社、文社每旬必举，而且看到数十年的延续中，一些诗人在联吟酬唱中故去，他们参加社团活动的事迹便成为地方掌故，化为地方文化内容，而他们的忌日，又作为后来社团作家情感的触发点，纪念性题材被反复写作，形成地域文学的生动记忆。
在地域性文学社团中，作者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根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中国社会和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特征。”我们看到，明清两代不少地域文学社团和文学群体都是基于亲缘关系结成的，如晋安诗派以家族世家陈氏、林氏宗党为主力，白榆诗社初创时以汪氏兄弟为重要成员，吴兴诗群以沈氏家族引领驱动，小山词社由太仓诸王倡导产生，南浔诗派由董氏家族开山并长期支撑，吴江竹溪诗社以袁氏父子前后相继，常州词派在早期与张氏家族息息相关，吴派词学与戈氏家学渊源深厚，越中言社以周氏兄弟为骨干中坚。董氏家族在组成南浔诗派外，一批族人还曾主持或参加了当地同声社、逸老社、逸老续社、澄社、语水社、采真社、咏霓社、放生社、滋兰社、九秋诗社等诸多文社的活动。家族作家形成了一个个群体，在地域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而进一步考察地域社团组成情况可以发现不少群体属于纯粹的家族性文学组织。这种家族性组织结构在湖北公安三袁那里已略具雏形，而在文人集聚度甚高的江南地区就臻于完备了。《锡山秦氏诗钞》载：秦锡公“自严州归，与族中子弟结竹林会，每月少长咸集，觞咏唱酬，倏然物外”。除无锡秦氏家族的竹林会外，典型的家族社团还有常州庄氏南华九老会、钱氏浣清诗社、上海曹氏小兰亭社、海宁祝氏立诚堂诗会、平湖张氏竹林诗社等，至于具有季节性的家族消夏、消寒诗会，则不胜枚举。
姻娅关系是结成地域文学社团的重要纽带。中国古代社会之上层，家族间的姻亲结缘多具有政治联盟的意义，而在地方基层则主要是形成经济和文化的互助作用。明清时期在地方性社团流派中发挥支柱作用的，往往正是具有姻戚之谊的家族，如闽中芝山社中徐?兄弟、谢肇涮、曹学俭三家为姻戚，相互联系颇为密切。秀水诗派之中坚钱陈群、金德瑛、汪孟?家族有着复杂而紧密的姻娅关系，秀水一派中朱、陈、祝、王各氏同样姻缘交错。浙派诗人以海宁查氏为魁杰，而查氏与陆氏、吴氏、许氏、钱氏、汪氏皆为姻戚。梁溪诗派中以秦氏、顾氏家族为共主，秦氏与顾氏之间以及与邹氏、安氏也分别连成姻亲。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及阳羡词派，该派中陈维崧号为巨擘，陈氏诸兄弟为其左右，而陈氏与阳羡一地的著名文化家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任氏等结成连环性、累复性的婚姻网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姻娅关系就成为阳羡词派的基本结构。这种姻娅关系或先于社团而生，或在社团活动期间结成，无论何种情况都使人们看到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创作现场，参与者往往亲缘相系，血脉通连，在一门酬唱，自相师友的互动中，家学门风、宗亲关怀、姻戚契谊与文学情感融汇渗透，其创作具有鲜明的家族色彩。
明清时代的家族文学社团，或以家族为主要骨干的文学集群，队伍相当庞大。显然，家族作为一个亲缘共名结构，是地域文学发展的强固根基和重要力量，地域社团的文学人才多出于斯，地域文学社团活动现场多在于斯，地域文学社团创作的题材多孕于斯，地域文学创作的风气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之影响，其在地域社团和地域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如此突出，自当受到高度的重视。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地方特色与文人心态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广泛存在，几达无地不有的地步。他们在地域空间中建构自身的文学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地方文学特色。正是其地方文学空间的展开和文学特色的形成张煌了一地之声望，加强了人们对其地域的印象，引起社会和文坛的注意和评价，使后人在“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时，得到对地域文学、地域文化，地域人文精神的暗示和启迪。
杜登春《社事始末》尝言：“社之始，始于一乡。”作家以乡土士人身份出场，涵水土之性，系乡邦之情，因而所谓社团流派往往“随地以系人，因人而系派”，成为名实相符的地域共同体，其诗文创作也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钱基博曾从地域特征出发探讨过湖南文化的 独特性：
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褚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事实上这种独特性在不同地域普遍存在，对地域文学具有重要影响。比如同样是清初遗民诗文群体，“粤风俗以殉死为荣”，故南园社和西园社诗人叙写家国破亡，变徵哀怆；而秦晋诗群敛华就实，如“大雪落树皆成锋刃，怪特惊心”；河朔诗群亢爽激昂，多幽燕之气；广陵诗群畸儒寒怆，多悲凄风调；吴中诗群气度风雅，面目琳琅，而文酒其外，剑锋其内。可以说，不同的地域文学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天地之气使然，这种天地之气与文学的关系，无疑是研究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的重要考察点。
然而对文学的地域性特征既要考虑到天地之气的影响，又要有客观辩证的分析。以“杏花春雨”为特征的江南地区来说，固然其地“为东南郡望，而山川之秀，亦为东南之望。其浑沦磅礴之气，钟而为人，形而为文章”，大都清丽、灵动、婉秀，但这也只是某一方面的特征，而另一方面正如唐玄宗所云“江淮之间，风气果锐”，独孤及云“荆吴之人悍”，严耕望曾概而言之日“长江流域皆文而悍”。“文”与“悍”作为江南人文性格之两面，在江南地域文学社团中颇能得到印证，明清两代复社、几社、三千剑气社、南社形成于江南，影响于全国，正是江南之地风气亦文亦悍的生动说明。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在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学经验。所谓文学经验，即作家所历所为，及在全过程中体现的风貌和积累的感悟。对这种经验的发掘，其实质是对地域文学社团参与者心态的考索。明清地域文学社团之组成颇为复杂，其中有望与贯皆为某地者，也有他籍人士而寄籍某地者；有本地之世族乡绅，也有外地人为官于某地者；有生于某地且长期在其地生活者，也有本地人游宦在外而退隐还乡者，不一而足。但无论何类人士参与地域社团，除了扬榷风雅、创作作品、积累文化资源外，尚有燕豫、交友、传名之心志。
燕豫抒怀，体现文人的一般性情。地域社团参与者主要通过创造文学氛围，排遣心情；在燕豫中展现风流，获得精神享受。前者多表现于易代之际，或某些重要事件中，后者则属于地域文学群体社集活动的普遍现象。其实即使在改朝换代的铜驼风雨时期，强烈的反抗意识也包装在诗酒风流之中。杨凤苞《书南山草堂遗集后》记载清初影响甚大的惊隐社社友“乐志林泉，跌荡文酒，角巾野服，啸歌于五湖三泖之间，亦月泉吟社之流亚也”。“跌荡文酒”显示出明清地域文学社团普遍的活动方式，文人性情和怀抱藉这种方式得以抒发和彰显。此类“酒社兼吟社”的情景在明清相关文献中记载甚富，如董汉策《采真(社)雅集题名记》载：“巳午岁交，吾乡同人有采真雅集之订，率皆一时耆英，凡半载一集，每集择胜地，讲道习礼，或赋诗论文，恣意所适。”张大受《依园诗集序》介绍依园诗社时具体描写：“自依园文酒之会倡于吴中，四方轩盖、山泽耆儒，暨盛年卓荦典雅之才俊，日从酬答，古学蔚兴，好事者莫不筑舍款客，梧样丝竹，乐甚忘疲。”冯班更云“虞故多诗人，好为脂腻铅黛之词”，“绮纨子弟会集之间必有丝竹管弦，红妆夹坐，刻烛擘笺，尚于绮丽”。正是从地域文学社团的这种充分性情化的活动中，我们能够了解到明清时代地方文人的某种文学创作生态，看到文化、文人、文学从尚雅走向雅俗共赏的真实过程。
嘤鸣求友，是文人普遍的心理需求，而结社成为人际交往最风雅的方式。以文字相交，其深处是情感的交流，最终往往形成生命的结盟。万历初徐惟起与地方文士结芝山等诗社，多年后作《怀友诗》忆昔感怀，其序云：“余少喜吟咏，先后结社谈诗，约十数子，文酒过从匪间也。十年之间，穷达殊途，存亡异路，春雨斋居，孑然无侣，生离系念，死别撄怀。各赋一诗，以志交谊。”可见结社对于社友情感的意义，不仅在于当时文酒高会，而且融入了生命的漫长历程。这种情感的基础是古代文人深刻推崇的“道”。邹?《乍浦备志》载：“陆锡礼，字中黄，崇祯时诸生，工诗古文辞。尝偕李天植、陆钦明辈结忘机社，文名籍甚。……李天植《蜃园遗文》日：余之与社中交也，以朱九先为畏友，宋二完为胜友，倪惺孩、时圣传、陆中黄、周云虬为益友，而王长鳞昆季为千里友也，元彻禅师则方外友也。大都与道近而与俗远者。故一日定交，终身以之。即此数言，思之可想见与社诸人非徒以文墨重矣。”汪道昆在为其胞弟、白榆社社友汪道贯所作的《仲弟仲淹状》中，将其交友分为师类和文艺、意气、忘年、里社、兄弟及道义等类，然从汪氏昆仲屡屡结社的行迹看，“文墨”乃其介质，“近道”则是其价值取向。
名之不传，颇为文士之焦虑。在燕豫抒情、交游结友之外，社团文会活动也为文人创造了传名的可能。在徐珂《清稗类钞》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颇能表现明清士人的这一用心：“查夏重、姜西溟、唐东江、汤西崖、宫恕堂、史蕉饮在辇下为文酒之会，尝谓吾辈将来人各有集，传不传未可知，惟彼此牵缀姓氏于集中，百年以后，一人传而皆传矣。”这里京师盟会的查慎行、姜宸英、唐孙华、汤右曾、宫鸿历、史申义诸位都是康熙朝翰林高才，颇负声望，他们尚有传名的焦虑，更何况局于地方的一般文士了。因此利用结社形成文学群体，在互动之中形成声势，实在不失为一种传名策略。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诗人的社集作品往往几如立传，其叙事性、写实性的色彩大大增强，而且喜爱不辞繁复地记载“某时某地某人招集某人参加某人拈得某字”。在一种成为文体惯例的现象背后，正包含着一定程度的“百年以后一人传而皆传”的扬名于世的愿望。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陈去病作洋洋千余言的《松陵诗派行》，将吴江一地的著名文人、诗社、文学群体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记录，其目的亦是为松陵文士、社团、吴江文学群体留下永远的碑铭。
明清地域文学社团研究的意义
明清两代地方作家在基层文学活动的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学经验，产生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作为具有一定特色的资源，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学宝库。这类实践和经验揭示出在与主流文坛存在某种悬隔的背景下，地方作家如何守护心中的文学圣地，构建本地文学谱系，形成地方文学话语，光大基层乃至偏隅的文学地位。结社，社集，集结，序跋，付诸枣梨…--不少的社团专集和社集作品尚得以流传，那些地方作家当年的事迹也都留下了一定的记录。这类记录无论在地志、家集、笔记、诗文别集或其它文学史料中，都包含了社团作家本人或乡邦后裔对地方文学景观进入文学史的期待。
这类成果，这份遗产，值得充分重视，并投 入力量加以整理。这对明清文学研究来说，绝非是以偏合正，拾遗补阙，而是犍弭相合，不可或缺。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切近。正如陆粲《仙华集后序》所云：“吴自昔以文学擅天下，盖不独名卿才士大夫之述作，煊赫流荒，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之绝。……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吴地的情况在明清时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的来看，明清两代文学创作重心在地方，在基层，即使乡间偏隅、海滨湖畔亦往往有文人集聚，既往的精英化创作，此际已经转变为大众化写作。对这一文学态势，研究者需要改变姿态，转变视野，下移目光，如此方可真正贴近这五百多年文学发展的现实。其次，就路径选择而言，其指向更为宽广深入。文学发展史上群体之活动历来影响甚巨，而不同群体的文学活动存在着形式、过程、经验与价值的异同，通过比较主流群体与地方社团的某种差异，可以为深入了解古代文学发展不同阶段、不同层次的特点设立一个参照系；同时将文学研究从传统的重视时间维度、重视宏观、重视文本、重视主流发展引向对时间与空间、宏观与地域、文本与经验、主流与支脉的并重齐观，不但可以全幅度地观照文学史进程和文学景观的全貌，而且能够在还原基层写作现场中，激发文学研究应有的感性认知。
当然，应该强调的是，关注基层写作，将大量的地方文化家族作家(包括退隐官绅)，各类从业人员(医家之中最多骚人)，乃至布衣韦带之士，皆纳入研究范围，注意其群体性文学活动，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上层社会结构中具有主流文学地位的作家的影响。事实上，地方基层与社会上层的文化悬隔并非如政治悬隔那样严重，明清两代的地方作家的基层写作与主流作家的创作仍然存在种种款通，如明初杨士奇主导的台阁体实际上是以赣籍文士为班底，所汲引的是西昌地域文脉；隆万之际，后七子派中兴，徽州汪道昆主盟的丰干社、白榆社充任了纽带作用，而白榆社中部分成员又与公安派有密切的联系；清代性灵派领袖沈德潜“以风雅之传教于吴下者七十余年”，不仅早年参与创立苏州城南诗社，后来在吴中七子、竹溪诗社、京江七子等江南文学群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导引作用。因此，应该将地域文学群体及其基层写作置于与主流文坛、时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在相互联系中加以分析，在错综往复中理清脉络，如此才能在明清文学的普遍性中发现基层写作的特殊意义，建立起推动文学研究走向深远的可靠的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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