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分析了环境规制的几种形式及其各自的优缺点，指出命令-控制性工具虽然操作简单，但操作成本高；而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节约了成本，但设置税率较难，交易许可证的发放也存在问题。而最新的一些环境规制工具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环境规制 命令-控制 市场激励
近年来，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政府对环境的规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所谓环境规制，是指政府实施环保政策所采用的措施和方法，通常分为命令-控制性工具和市场激励型工具两种。
关于管制工具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成熟的经验，但任何管制工具的设计都包含了两条：一、环境管制标准或者总体目标的设定。二、最优工具的具体选择和实施。
在现实生活中，命令-控制型环境管制工具得到了最广泛的使用，因为它具有容易操作、见效快等特点。但是命令-控制型管制工具最大的缺点是实施成本很高，为了和市场激励型管制工具达到相同的环境质量标准，其成本往往是后者的几倍甚至几十倍，Tietenberg（2001）的实证文献证明了这一点。
实施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所需高昂成本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搜寻、监管、惩罚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而市场在集中信息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这是众所周知的原理。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的第二个优势是对排污者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由于在市场激励型机制下排污者采用先进技术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将有更多的动力去发明和应用新技术。
基于市场的环境管制工具主要分为三类：排污费、可交易排污许可和政府补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分析如下：
征收排污税依据的是庇古定理，理性排污者会把排污量固定在排污税率等于边际减污成本的水平上。边际减污成本低的排污者将减少较多排污量，而边际减污成本高的排污者将减少较少的排污量。排污费制度的优点是它有很强的激励作用，并且是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它不需要政府使用其他财政收入来治理污染，因而减少了税收扭曲。Joskow and Schmalensee（1998）指出，和可交易排放许可相比，排污税制度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依赖市场的平稳运行和发展，因为可交易排放许可制度是否有效的关键因素是市场交易成本的高低，排污者策略行为、信息不完美等因素都影响其效率。而且，根据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排污税制度符合公平原则。
排污税制度最大的缺陷是在设置税率方面的困难，最优的排污税率设置应该使边际税率等于边际社会损失，但规制者在缺乏足够的信息，其税率设定往往是不准确的。税率设计过高会使得排污者承受太大的治污负担，影响整体经济绩效；
而税率太低则会使得排污者过渡排放，而且因为其法律上的合理性，甚至会比没有管制时排放更多（Ng，2004）。即使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名义税率，在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后也许就不再适用，需要规制者周期性的调整。
可交易市场许可制度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在总排污量给定的情况下，上涨的需求压力能够被上升的拍卖价格所消化，同时这种制度安排在激励排污者减少污染，加大创新和研发，实现污染排放在不同排污者之间的重新配置从而达到治污成本最小化等效果方面和排污税制度是一致的，Montgomery （1972）对可交易排放许可工具的有效性作了详细的论证。
和排污费工具下规制者事先不能预测是排污量到底是多少类似，可交易排放许可工具下则会出现排污许可的交易价格不确定的情况，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在这里被需要。可交易排放许可还涉及到如何分配排放许可的问题，一般来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偿分配，一种是通过拍卖方式分配。无偿分配有利于减少排污者的成本，为排污者创造了租金，遇到的阻力较小（Bovenberg et al.，2005）,坏处是政府不得不征收其他税收来提供治污治理和服务，造成了一定的扭曲。无偿分配还会造成在分配过程中产生的不公平现象，是按照历史记录、生产能力还是其他标准分配没有定论。而拍卖方式分配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推行过程会遇到较大的阻力。排污产权在排污者和受害者之间按如何分配是另外一个问题，马士国（2009）通过对两种非效率均衡的比较, 从确认最低成本预防者角度分析了环境产权的分配，指出这种规则下的环境产权分配将导致相对更有效率的结果。
排污费制度和可交易排放许可制度孰优孰劣，很难区分，各有优势。Weitzman (1974)分析了在不确定条件下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之间的效率比较。他发现，尽管在确定性条件下两者都可能达到最优，但在不确定条件下，不同工具的选择将带来不同的结果。在边际收益曲线陡峭而边际成本曲线水平的情况下，数量型工具就是相对有利的。因为如果采取价格型工具，同时环境管制者低估了污染控制的真实成本，污染排放者的净收益大于零，污染浓度只要稍微上升，就会导致灾难的发生。相反，如果边际减污成本曲线陡峭，而边际收益曲线相对平坦，在不完美信息下，如果采取数量型工具，一旦环境管制者采取了过于严格的标准，就会对污染者征收巨大的过头税，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型工具就是相对有利的。
排放补贴是除排污税和可交易排放许可之外的又一种规制工具，前者是胡萝卜，后两者是大棒。早期的研究认为排污税和排放补贴是等价的，但接下来就有研究认为两者之间的效率并不一致，最主要的差异在于补贴增加了企业的利润，延迟了企业的退出，使得排污总量增加了；而排污税减少了企业的利润，加快了企业的退出，并减少了企业的排污量（Kohn，1985）。
除了上述所说的三种基本工具以外，还有一些混合工具在现实中被使用。Collinge 和Oates（1980）提出，可交易排放交易许可制度除了排污者之间可以交易之外，规制者也应该参与进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排污总量。Requate 和Unold（2001）提出多阶段收费和多类型收费混合工具，多阶段收费是指对于不同的排污量区间征收不同的税率，多类型收费是指对于不同的排污量区间颁发不同的许可证，各种许可证之间的价格不一致，这样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规制者对于递增的环境损害成本作出反应。Nicholas Z. Muller and Robert Mendelsohn（2009）。
则认为要对不同来源的排放物征收不同的费用，因为有效的环境规制必须是排污者的边际减污成本等于污染造成的边际损失，他以美国电力行业二氧化硫排放为例，如果采取上述措施，每年的减少的边际社会损失将达到31-94亿美元，而从有效的设定总排放量等方面得到的收益还要增加几倍。
押金-返回制度是另外一种在西方国家被广为使用的混合制度，潜在排污者先支付押金，如果他最后能够返回支付过押金的物品，就可以证明污染没有发生，可以获得押金退还。这种制度安排节省了规制者的监测成本，因而是有效的，但是其应用范围还受到限制（Fullerton & Kinnaman，1995）。
近年来，自愿性管制越来越受到重视，Toshi H. Arimura等（2008）的发现表明，Iso14001认证标志以及环境绩效白皮书等工具在处理自然资源使用、固体垃圾、污水排放等污染物时是有效，节约了规制成本，应该加大推广力度，只是该工具的使用还必须和排污者的意愿相结合。
参考文献：
[1]Tietenberg,T.H.,2001,Environmental Economics Policy,3rd,ed,MA:Addition-Wesley
[2]Joskow,P.and R.Schmalensee,1998,“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ket-Based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U.S.Acid Rain Program Economics,41,1,37-85
[3]Ng.,Yew-kwang,2004,“Optimal Environmental Charges/Taxes:Easy to Estimate and Surplus-yielding”,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8,395-408
[4]Montgomery,W.b.,1972,“Markets in Licenses and Efficient Pollution Control Programs”,Journal of Economics Theory,5,3,395-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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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Weitzman,Martin L.,1974,“Prices vs. Quantities”,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41,4,477-91
[7]Kohn, Robert E.,1985,“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the Optimal Number of Firms in a Polluting Industry”,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18,2,34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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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Requate, T.and W.Unold,2001,Pollution Control by Options Trading under Imperfect Information, Presented at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s Economics（EAERE）2001 Conference, Southampton,U.K
[10]Nicholas Z.Muller and Robert Mendelsohn, 2009,“Efficient Pollution Regulation: Getting the Prices Righ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99,5,1714-1739
[11]Fullerton Don and Kinnaman Thomas C, 1995, “Garbage, Recycling, and Illicit Burning or Dumping”,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9,1,78-91
[12]Toshi H.Arimura,Akira Hibiki,Hajime Katayama,2008,“Is a voluntary approach an effective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rument?A case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55, 281-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