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良小说精选》由三晋出版社出版了，当我初读、重读了他的部分作品，突然觉得，有一种强烈的新鲜感、惊讶感袭击了我。就像在深山老林中，走着走着，蓦地发现了一棵珍稀树种，它独具风姿，郁郁葱葱，兀自立在那儿，让人有一种“发现”的惊喜！
张玉良的小说不能说不熟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创作了一大批小说，大半我都看过，甚至是草稿的第一读者，我只觉得他的小说题材新颖、意蕴深远、构思巧妙，熔书卷气与乡野味为一炉。但却没有系统阅读，形不成完整的、深入的理性认识。他探索的是一条诗意小说的路子，这一点我和文友们都注意到了，但同样没有系统研究他的这一艺术特征的形态、价值、意义等。我们对诗意小说有点隔膜、轻视。现在重读这些10年、20年前的作品，不仅没有陈旧感，而是让人觉得鲜活如初、新意丰盈。他在多年前思考的社会人生问题，在今天依然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他孜孜探求的艺术模式与方法，在今天已被作家们普遍认同但能为者并不多见。他不仅是忻州、也是山西甚至全国，一位有成就的诗意小说家，但20年来却没有得到我们的足够重视、发掘和推举。这是文学界的失察、是评论家的失职！尤其是我更应负一份责任。
也许是我与张玉良的私交影响了我对他小说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山西省忻州地区（市）文联《五台山》文艺杂志社，聚集了一批年轻而有实力的作家做编辑。其时正是新时期文学的涨潮时期，文学和作家在社会生活中备受青睐，许多青年做着“作家梦”。杂志主编是“山药蛋派”第二代传人杨茂林，副主编是文学评论家李文田。编辑先后有作家田昌安、张玉良、彭图，诗人周所同，还有搞评论的我。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精干强悍、富有理想、人际和睦的作家群体。不仅刊物办得有声有色，各自的创作也蒸蒸日上。当然，强者相聚，“文人相轻”，各自都有思想、立场和个性，发生点矛盾、分歧、碰撞，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我是1982年“弃教从文”由山西大学中文系调回地区文联的，张玉良是1984年因创作突出从五台中学上调杂志社的。他比我大12岁，都属龙，相差整一轮。也许是性格、志趣的相投，他一开始就把我当弟弟看待，而我也分明觉得他像一位兄长，关系似乎就更近一点。但我们从未点破这一层，他直呼我的名字，我则称他为“老张”，俨然是“忘年交”。我是一位比较理性、偶有偏激的人，与两位主编和几位同仁尚能和睦相处。而老张则性格耿直、爱憎分明、心直口快，常与同事发生一点争论，事后又嘻嘻哈哈。我与老张、彭图似乎成了“同盟军”，有时因一些小事引得两位主编不高兴，其实并没有什么利害冲突。那是一个大转折、大变革、大创造的“文艺复兴”式的时代，每个人都在为社会理想的实现和个人价值的体现而努力，个人利益和人际恩怨都化入了伟大的事业中。
我和张玉良的友情更多地体现在文学交往中。其时他刚刚转向小说创作不久，丰厚的生活积累，饱满的创作激情、喷涌的艺术灵感，使他的小说写作一发而不可收。他需要我这样一个倾听者、批评者。我的文学评论也同样需要他的创作实践的启迪、激发。他常常给我讲述生活故事、创作构想。或者把他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初稿念给我听，像教师给学生朗诵课文一样，深情、缓慢、清晰，普通话中夹杂着一些笨笨的五台口音。我“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他则诚恳地倾听我的意见，只要说得在理，就不惮修改。譬如他的《鹰》、《梧桐雨》等，就是在这种不断交流中完善的。到1987年，他已发表了一二十个中短篇小说，我欣然为他写了评论《在传统基础上的超越》，发表在《晋阳文艺》。我在文中说：“他努力从‘小我’的天地中超脱出来，表现广大人民、知识分子共同的情感、愿望、思想，赋予作品以较丰富的思想内涵；他着力开掘生活中美好的东西，站在审美的角度去观照、发现生活，使作品都带上了一种温馨的诗情画意；他在表现形式上刻意求新、不拘一格，竭力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使他的小说清新优美、多姿多彩。”这些看法似乎没有错，但却是笼统的、零碎的。我还说：“他用写诗的手法去写农村和农民，使小说都带有一种诗意美，就这一点看，他的小说有孙犁的韵味。”（《晋阳文艺》1988年第3期）这一观点已接近小说的内核了，但却浅尝辄止、未能展开。我对张玉良太熟悉了，更多看到的是他独特而鲜明的性格，看到的是他小说的各个侧面，而未能一把抓住其艺术核心。真正读懂张玉良的，倒是做文学编辑的王改瑛，她在报纸上发表了述评文章《张玉良的悲苦遭遇与诗意小说》，指出：从他的作品中“使读者看出张玉良走的不是‘山药蛋派’的路子。他循的是一条高雅而艰巨的诗意小说的途径”。（《忻州日报》2001年12月9日）王改瑛可谓老张的“知音”！
“梅花香自苦寒来”。张玉良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生涯确实充满坎坷。他出生于1940年五台县狐峪口村一个农家。那是一块有山有水、闭塞而美丽的土地。那是一个有着战火、革命和斗争的时代。张玉良的家在抗战中破败了，但却被定成了高成分。1960年他考取了山西大学中文系，接受了系统全面的文学教育。早在高中时期就迷上诗歌创作的他，更是发愤写作，1963年发表在《火花》杂志上的《村前流水长又长》四句短诗，竟在《诗刊》、《人民日报》等众多报刊转载，使他一举成名，誉为最年轻的诗人。1964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回五台县一所山区中学当教员，他忠诚教育、精心育人，曾被评为县、区级模范教师。同时继续坚持诗歌写作。1966年“文革”爆发，出身不好加上舞文弄墨，他遭受了全校师生的猛烈批判，被打成“三家村”黑线人物。在被无数次批斗之后又投入监狱，一年后获释被开除公职，发配本村劳动，成为一名下等农民。这一场近10年的人生劫难，使他遭受了巨大的身心折磨，耗费了宝贵的青春与才华。直到1975年，他平反昭雪，恢复工作、重返讲台。在新时期文学的鼓动下，他一边教书，一边又重拾诗歌创作，竟发表了200余篇作品。1984年他调入忻州地区文联，却突然改弦易辙摆弄起小说来，《细雨儿纷纷》等的初试成功坚定了他作小说的决心。正如他所说：“我之所以由写诗而改写小说，并不是因为当时文坛小说走红而去追逐时尚，实实在在是我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所决定的。要想把我丰厚的生活积累所反映出来，诗歌这种体裁显然是有局限的。”（张玉良：《梧桐雨?后记》，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在写小说的同时，他还创作散文，以生活气息的浓郁和语言的优美而受到读者的喜爱。
但是，张玉良探索的诗意小说之路，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特别是山西文学界，并不那么通畅、宽广。
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历史中，其主流始终是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支流的诗意小说，虽然一直存在，但却瘦弱曲折，时断时续。就连它的概念也五花八门、未能统一。有的称诗化、诗意小说，有的叫抒情小说，有的呼散文化小说。但它的所指却是明确的。现代文学史上以废名、沈从文、师陀为代表的抒情小说潮流，当代文学史上以孙犁、汪曾祺、何立伟等为标志的散文化小说流派，都可称为诗意小说派。新时期文学中，汪曾祺的出现，承传和再造了文化抒情小说，影响了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一时风生水起、蔚为壮观。但到1990年代之后又渐渐式微。山西是一方现实主义文学重镇，几代作家奉行的大抵是，关注现实变迁、反映民众生存、追求厚重品格这样的宏大叙事艺术。惟有这样的文学才能得到得天独厚的成长。山西有没有诗意小说家呢？也有。譬如“晋军”一代中的燕治国，写了一批反映晋西北民情风俗和人情、人性的小说；譬如第四代作家中的张行健，创作了众多表现晋南地域特色和民生情状的小说。但他们在山西文学格局中并未占据主导位置。张玉良的小说追求显然与山西主流文学不大吻合，因此他的代表性作品大部分发在外省和全国一些重要刊物上，如《小说家》、《天津文学》、《奔流》、《莽原》、《北方文学》等，有多篇在《中国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转载。而发表在《山西文学》、《黄河》上的作品，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自然，张玉良生性耿直，不善交际，远离圈子，也是他难以得到山西乃至全国文学界关注和推举的原因之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不是山药蛋派，也不是荷花淀派，更不是什么先锋派。我属山西小说界一个不入流的异端人物。”其中有他的苦恼和激愤，我完全能理解。张玉良凭他的才华、实力和作品，本可以成为山西文学的重量级作家，并在全国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但却始终没有。时也？命也？我不知道。
根深才能叶茂。张玉良的诗意小说绝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作家博采众长，取法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而形成的一种小说模式。中国古典文学他喜欢李白、陶渊明，现当代文学他服气沈从文、孙犁；外国文学他钟爱泰戈尔、屠格涅夫、施笃姆、马尔克斯、川端康成等，他们的作品都具有诗意品格，外国文学史上同样有一个诗意文学传统。张玉良的读书不算广也不算深，特别是不爱读理论书，但对上述经典作家的作品，他喜爱有加，常读常新，激发着他在诗意小说的路子上不断前行。从80年代初期开始，他创作了1部长篇小说、15部中篇小说、50篇短篇小说，凡120余万字。其中多数是纯正的诗意小说，空灵、精致而优美。少数可称准现实主义小说，逼真、写实而浑厚，但也平添了一种浓浓的诗意情调。从题材上看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对往事、特别是“文革”生活的回忆，二是对现实社会人生的描写，三是对自然之美、兽性之美的展现。
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山西的重量级作家都有自己的套路、力作。张玉良在这方面的表现就显得薄弱一些。譬如他的《扶贫序曲》《桥》，都是写的扶贫工作队在农村的故事，在表现扶贫的艰难、农村的贫穷、农民的愚昧等方面，可谓逼真鲜活、力透纸背，但却少有对社会人生的深层思考。譬如《晨雾》写偏远农村因买卖妇女造成的畸形婚姻，《银盘》写山民银老汉与“小伙子”在银盘蘑菇上的义利冲突。两篇小说故事精彩、构思巧妙，颇有诗意色彩，但均是小制作，分量不足。这也许就是张玉良被忽视的主要原因吧？而在回忆类小说、自然和动物小说中，则突出地体现了他在诗意小说创作上的特征和优势。
在小说中创造一种诗情画意式的美的意境，是张玉良小说的魅力所在。张玉良迷恋诗歌几十年，诗对意境、情调等的严格要求，锻炼了他的思维和灵感，使他在小说创作中自觉地融入了诗的元素。读他的小说，你会很快进入一种独特的境界中，让你流连忘返。譬如《笛韵》创造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重重大山、茫茫林海、鸟飞兽走，一位孤身老人，既看树木也护鸟兽，竟可以凭借一把竹笛，呼唤百鸟众兽，呈现出一幅天人合一的恢弘境界。再如《细雨儿纷纷》则是一幅宁静、朦胧、柔美的图画。寂静的河滩、清澈的小河、葱茏的苇地，都笼罩在一片纷纷细雨中，两个有情有义的青年男女，在一把红色大伞下打开心扉，走到了一起，写的是自然美、青春美、爱情美。此外，张玉良众多写人与动物的小说，每篇都有一种独特意境，令人神往、惊叹。
发掘普通人身上的美好人情、人性，是张玉良小说的特别感人之处。张玉良说：“无论过去和现在，生活中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东西往往是交织在一起而共同存在的。在十年浩劫中，假恶丑的东西甚嚣尘上，遮没了日月的光华。作为深受其害的我，在用文学作品反映那段生活的时候，笔锋所向却并不在于一味地揭露其黑暗面，而是更多地描写了在那灾难的岁月里人与人之间尚存的真挚的情谊与闪光的东西。我不是有意粉饰太平，而是在着意呼唤真善美的精灵。我常想，如果在那黑暗的年月，人性彻底泯灭，一切闪光的东西均不存在了，那我们这个民族就不会发展到今天。因此我说，我所着意追求的实在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了。”（张玉良：《梧桐雨?后记》）这一理念与孙犁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孙犁在创作中也是要避开丑恶的东西，突出人性中“美的极致”。譬如长篇小说《乐土》，写的是极“左”路线横行时期的农村生活，但作者着力表现的是山里人善良而美好的品格，五台山乡村瑰丽的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民风民俗。譬如中篇小说《道场》，写的是“文革”时期的监狱内幕，有作者的某些生活经历和体验。在这群形形色色的“犯人”身上，既有罪恶、冤屈、内斗、告密、背叛等丑恶和黑暗的东西，亦有义气、关爱、抗争、友情、爱情等美好和光明的东西，洋溢着一种荡气回肠的艺术力量。还有《掏鸡粪的老头》塑造了一位朴实勤劳、真诚善良、尊重教师、知恩图报的老农民形象，与怕苦怕累、自私狭隘的教师形成鲜明对比，是对底层民众的深情歌颂。《梧桐雨》刻画了一位对落难丈夫忠贞不渝、细心关爱、精神支撑的平凡妻子――小蛾的形象，表达了丈夫“我”对妻子的感恩、赞美之情。《心迹》以美妙的画面、精心的构思，掀开了一位年轻尼姑热爱生活、向往大自然的内心一角。这三篇小说，可谓作者的短篇小说精品。
在人与动物的相处、比照中，揭示人性的恶和丑，凸显兽性的善和美，是张玉良诗意小说的最大亮点。张玉良说过：“人性不如兽性。兽性是一本展开的书，而人性是深藏起来的一把刀。”信哉斯言！这是他积半辈子的悲苦经历得出的哲理感悟。在他全部的小说中，写动物的就有10篇之多。他写了牛、羊、狗、鹰、鸽子、狐狸、豹子、狼等等，而且写得生动鲜活、出神入化，赋予了一种灵性和神性，寄寓了作家的社会人生反思。这是他对中国文学的一份独特贡献。《空山》写的是人与羊的比较。杂交羊“倪灵”，高大矫健聪明，对主人忠诚义气，担当着羊群头领的使命，犹如雇佣了一位义务羊倌。而“我”为了一笔钱竟卖掉了它，最终又杀死了它，人的贪婪、无情、狠心暴露无遗。《黄虎》写人与狗的关系。伟岸凶猛的獒犬，几次救助家人，而在灾荒年的大饥饿中，“我爷爷”为了家人，竟忍痛吊死黄虎分而食之，突显了人的自私、凶残。《狐精》写人与狐狸的博弈，猎人对山中的野物赶尽杀绝，最后一只狐狸在与人的斗智中，竟学会了人的逃避、伪装之术，末了人在死去的狐狸面前良心发现，将其安而葬之。《鸽魂》写的是人与鸽子的传奇故事。游子韩耐山对妻子、故乡、祖国的思念与忠诚，“深雨点”雄鸽的忠信、坚韧、不辱使命，人鸽相通、互相激励，显示了世间的大善和大美的存在。《鹰》是张玉良动物小说的代表作，题材新异，意蕴深远，富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自由而强健的小红鹰，被猎手老耿捕获，它经历了熬炼、效劳、反叛、被救、殉情等一连串生的磨难和悲剧。它本是一只搏击长空、自由骄傲的雄鹰，却成为主人的工具和奴仆。主人的一次解救，竟使它打定了“相依为命”的决心。等到主人要还它自由的时候，它竟用以死殉情来报答主人的恩情。在这里，小红鹰不再是一只野禽，而成为一个寓体、象征。这种对自由的放弃、对主人的感恩、意识不到的奴性等，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乃至各种阶层人们的文化心理和道德人格。在这些动物小说中，隐含了作家对人性与兽性的反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感悟、对生态危机的忧患等等，在今天依然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张玉良的小说自然也有不足和缺陷。譬如思想视野还不够开阔、深沉，对现实生活的表现还显得简单、皮相，表现形式和叙事语言的运用尚有造作、斧凿痕迹等。这些与作者的思想艺术修养不足有关，也与诗意小说文体的局限有关。
世事推移，大浪淘沙。回首新时期文学数不胜数的作家作品，有的已成明日黄花，有的历久而弥新。重读张玉良，你一定会获得一份新的惊喜、感动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