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郭沫若以深刻的现代意识和独特的创作视角，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是其小说还是诗歌，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现代文学都起到承先启后的标志性和开创性作用。同时，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涉及领域最宽、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人物，他具有敏感、热情、崇尚自由、追求自我解放的个性和气质，是对中华民族整整一个时代情绪的表达与象征。
关键词：郭沫若创作视角艺术特色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郭沫若是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巨星，是继鲁迅之后新文学的又一面旗帜，同时，他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在新诗、小说、散文、历史剧、翻译、历史、书法等众多领域具有开拓性成就。郭沫若生长在峨眉山下大渡河畔，崇高、厚重的自然风貌赋予了郭沫若与大自然一样博大的胸怀。郭沫若的母亲是一位有着中国传统美德的贤妻良母，她给了郭沫若温柔广博、无微不至的爱。郭沫若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这让他更直接广泛地阅读了外国思想论著，进一步滋养了血脉中的叛逆精神。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鼓舞，使他弃医从文。郭沫若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是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作为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其创作思想与中国20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脚步相应和，他的小说和诗歌表现了强烈而鲜明的现代意识和新世纪文化特征，并将广大民众塑造为正义力量的坚强后盾，而且，他不仅直接投入到革命和建设事业，还有意识地将文艺创作与现实革命斗争结合起来，他是中国古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全面系统地研究古代社会的第一人。邓小平曾对郭沫若有过这样的评价：“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具的著名学者。”郭沫若一生主要文学著作有：诗集《女神》、《星空》、《瓶》、《前茅》等，散文《我的幼年》、《反正前后》、《创造十年》、《北伐途次》等，戏剧《三个叛逆的女性》、《屈原》、《虎符》、《棠棣之花》、《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
二郭沫若作品的创作视角
1爱国情怀
郭沫若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爱国主义是贯穿他一生的主旋律，也是促使他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郭沫若自幼受儒学熏陶，有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态度与事业追求。比如，《浴海》一诗是诗人直抒胸臆的杰作，体现了如火般炽热的不妥协的思想，支撑了诗人如水一样纯洁高尚的爱国情怀。《棠棣之花》中姐姐对弟弟的爱以及姐弟俩对革命的矢志不渝，便是诗人借笔下人物形象表达的对祖国的深挚感情。在凤凰自焚后的《凤凰更生歌》里，郭沫若歌唱祖国的新生，歌唱中有的是“新鲜”、“净朗”、“华美”、“芬芳”，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炉中煤》中描述了为表达对伟大祖国的深情厚意，甘愿为心爱的祖国掏出“火一样的心肠”。《湘累》中的聂政也是一个爱国者，郭沫若满腔热情地颂扬了聂政“愿将一己命，救彼苍生起”的爱国精神。郭沫若的爱国热情还表现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发掘和弘扬上，其创作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等大型的历史剧便体现了这一点，激励了无数有识之士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去拼搏、去奋斗。
2独特的乡土观
热恋乡土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乡土意识是郭沫若思想中不可忽视的部分。郭沫若的故乡是天府之国的巴蜀，巴蜀地域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人文环境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巴蜀文化。一方面，郭沫若对生于兹长于兹的乡土怀有深厚的情谊。郭沫若出生在川南的“海棠香园”――嘉州，从小就受到故乡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熏陶，其《日出》、《太阳礼赞》、《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光海》等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对大自然的狂喜、惊讶和幻想。另一方面，作者对乡土气息也进行了批判。比如，他从幼儿教育的角度批判“笋子炒肉”的体罚、“把我苦够了”的“诗的刑罚”，同时也能体谅父亲为了找钱而贩卖烟土，同情水平线下的轿夫以烟当饭的悲惨处境。作者出身于中等地主家庭，写到自家收租的情况说，农民交租时主人要赏一顿白米饭，为吃一顿饭，往往一家人跑来。正是地主阶级的压迫，才导致了农民的极端贫困，也造成了农民的麻木与不觉醒。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乡土情感又在作者心中唤起感情的微波，这时他产生了自责情结（在他的《家祭文》中，把一个孝子在孝悌重负下的负罪感表现得更为强烈，体现出作者强烈的自责），同时产生了浓厚的魂归乡土的归属感。总之，郭沫若对乡土有赞美，有批评，有留恋，有自责，有归根意识，有难以割断的传统伦理观念，这就构成他独特的乡土观。
3女性形象的塑造
作者在作品中，以女性鲜明的特征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比较突出的有《女神之再生》中的众女神、《卓文君》中的卓文君和红箫、《武则天》中的武则天等。作者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是以崇拜的态度去描写的。一方面，他塑造的女性形象大都具有美丽的外形特征。比如：《棠棣之花》中的聂聂“清秀”、春姑“美好”，《高渐离》中的怀贞夫人“真是漂亮”，等等，几乎所有的女主人公都是年轻美貌的女子，这在人物形象的外形上能够极大引起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另一方面，这些女子具备了普通大众心目中所期待的女性理想模型的所有品质，她们为了别人的事情，付出了自己的爱情甚至生命。比如在《落叶》中，女主人公为了爱情背叛了家庭，放弃了优裕的生活。这类爱情作品中的女性，都带有一些“圣灵化”的色彩。此外，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在显示出柔美一面的同时，又都透露出刚烈的气质，比如《王昭君》表现了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反抗精神，《虎符》、《卓文君》、《屈原》中的女性角色则表现为舍生取义的决断。这就是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这和他的女性观和所受的文化影响有关。
4神性的生命意识
郭沫若作品的生命学根基乃中国天人不分的神性生命意识，即泛神论，这是郭沫若最典范的边缘文化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郭沫若自创、自释的文化概念，实为中国关于生命的古典意识。如《凤凰涅》中包含一个来自异域的故事，却被郭沫若有意识地赋予中国化色彩，包含着客家主动精神和顽强生命力的表现，这是一种生命意识借用的形式。《女神》描述了一种传统文化和客家精神共同锻造的生命意识，它强调生命的本原动力，将生命的世俗追求转化为一种精神再生。《屈原》非常强烈地突出着一种生命的呐喊，反映了可以超越个性而成为宇宙生命和人性精神的象征。这些作品，都向世人展现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生命观和人生观，明显地呈现出一种生命意识的流动，表明郭沫若对中国生命意识的体认。
5作品中的悲剧色彩
郭沫若的许多作品也具有悲剧性质，无论是诗歌、散文、小说创作，或是历史剧创作，貌似作者都不喜欢表现喜剧的东西，而是酷爱悲剧艺术。在《王昭君》中，王昭君选择远嫁匈奴是悲剧事件；《叶罗提之墓》以悲剧结局，讲述了一段纯洁但似乎又不被人理解的恋情；《屈原》中，主人公无法实现其政治雄心，最后投汨罗江自杀。我们可以把郭沫若创作的悲剧称之为英雄式的悲剧，但应该注意到的是，虽然郭沫若的创作表现出强烈的历史悲剧意识，但是在黑暗的现实中并没有极度地悲观、颓废，而是用充满力度的笔调，刻画出时代的悲剧、英雄的悲剧，在引起人们悲愤情绪或赢得怜悯之心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人民的愤怒和抗争的热情，唤起人们的正义感和进取精神，激起对现实的愤怒、反抗和灌注对于未来执著的理想热情。
三郭沫若作品的艺术特色
1想象手法的运用
郭沫若视夸张、幻想、虚构、想象为文学的生命，认为文学、诗歌、喜剧等所有艺术品类都离不开艺术想象，只有展开大胆的想象，才能使其文学、诗剧和历史剧绽放着独有的风格。比如，《女神之再生》中，在想象方式上，在作者的描述中，不再是古代神话中女娲补天救世的情节，而是女神们砸烂了旧世界，为新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太阳。在《屈原》中，郭沫若运用其想象的手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虚构情节，虚构人物，充分体现了屈原的高风亮节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创作《王昭君》时，他也发挥了艺术想象的重要作用，以诗人的理想愿望和历史文本“应该如此”的诗性逻辑，填补了历史文本中事件和人物的空白点，赋予历史文本以全新的意义。面对郭沫若描画的这些想象的形象，我们的确感到震惊、亢奋，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向上的力量在鼓舞我们前进，这些想象的运用也体现了作家的美学理想和艺术个性。
2与现实相结合的手法
虽然郭沫若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从来都不缺乏对现实的关注，他的作品体现了历史和现实的结合，并且他还企图用自己的创作超越现实。比如，“五四”时期，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文学为革命服务是时代对文学提出的神圣使命和要求。《卓文君》、《王昭君》等是他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描写了主人公打破传统，崇尚个性和自由的思想，这正是“五四”时代浪潮下涌现出的杰作，与“五四”个性解放的精神相呼应。抗战时期，郭沫若的写作触及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作家通过对《屈原》的塑造来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表现了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才干，歌颂了屈原的高尚情操和理想抱负。屈原的这种精神，正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作家就是要通过屈原的愤怒，通过诗的激情把历史和现实沟通起来，使历史的激情和时代的激情结合起来，奔腾在屈原的愤怒之中，满足抗战这一时代主题的需要。郭沫若的作品总是和时代紧密相关，都是作家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精神，反映了特殊时代的精神，歌颂了在新时代里充满新内函、新力量、新希望的新生命。
3象征的运用
象征是一种具有本体性质的艺术精神，郭沫若的象征深植于其血脉中的文化基因，来源于他内在的文化资源。作品的形象以其象征性、写意性达到了与意象的融合，使现实和观念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比如，《黎明》描写一对挣脱了封建束缚的先觉儿女，回到了光辉明耀的大自然中，表现了“五四”精神的先知先觉者以最新最美的面貌出现，一起砸碎“幽宫”、“囚笼”，向新世界奋进的斗争精神。《梅花树下的醉歌》把梅花喻为“宇宙的精髓”、“生命的泉水”，她所蕴含的生命之美、生命之活力，代表着全世界的一切。《凤凰涅》通过对岩鹰、家鸽、鹦鹉等一群凡鸟的书写，对庸俗的雀鸟的讽刺，有力地鞭挞了政客、奴才们的庸俗丑恶，充满着对扼杀人性和自由之势力的鄙薄憎恶。而“凤凰和鸣”以复生的情境，书写了坚贞纯洁的凤凰在烈火中获得了新生，表现了作者对形而上的生命升华的追求，创造了一个和谐、净朗、芬芳和自由生动的新世界。《天狗》以奇异的想象和超凡的象征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叛逆精神和狂放个性追求的“天狗”形象，喷发出“五四”时代文学独具的澎湃激情和破旧迎新的主题。《叶罗提之墓》将恋爱的切入点集中在一双手上，是一个富于象征性的暗喻，大有一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意味。总之，郭沫若通过对象征手法的运用，运用形象化的手段传达出作者对事物内在本质的看法，强烈地表达了内心的激情，形成了作家独特的艺术表现模式。
四结语
总之，郭沫若作为一代文学大师，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篇，也发表了大量的诗论，留给我们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他是一个时代的歌者，他笔下的人物是时代精神的化身。时至今日，对其作品以及人物进行深入研究，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郭沫若：《女神》，外文出版社，2001年版。
[2] 郭沫若：《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
[3]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第八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4] 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5] 李怡：《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郭沫若研究》，《郭沫若学刊》，1995年第1期。
[6] 龙泉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简介：马彦芳，女，1974―，河北承德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文学评论、普通话与方言差异，工作单位：河北旅游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