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一位日本汉学家和我谈起《今天》的往事，因为了解有限，竟不知道和他交流些什么。围绕《今天》的那几位作家是有分量的。北岛、芒克、史铁生、阿城至今仍拥有很多的读者。在我过去的印象里，这几个人一直是孤零零的、独立的存在，未料到彼此间有那么深的同人之情。他们的文本背后，其实有着许多故事，有的内涵之深，甚至超过了作品本身。这是在读到徐晓的《半生为人》后才知道的。较之于民国间的同人期刊，《今天》那些编者与作者组成的景观，在思想史上的意义毫不逊色。徐晓提供的史料，大概会使那些悲观于当代文学史的人，发生一种观念性的变化。
北岛那一代人在如今大陆文坛的影响力渐渐弱化，一些青年诗人甚至连提都不愿提及了。我前几年读他在国外写下的文字，印象是已与国人有了隔膜，彼此关心的话题不同了。北岛曾不满意于自己七十年代的作品，以为过于道德化。但在我看来，恰恰是那个时代的文字，融进了一代人寻路的苦楚，至今依然散着特有的光泽。有一个时期，偶看到他和芒克等人的诗集的再版，在字里行间，依然能嗅出迷人的气息，于是叹道：在远逝的韶光里，那些温暖过无数人的精神存在，今天还闪着生命的火，这是别一类作家所不及的吧。
《今天》问世于“文革”刚刚结束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候我正在大连的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偶从友人那里看到传抄出来的诗，很是惊讶。此前我已有了多年写诗的历史，自从看到了北岛等人的作品，便洗手不干了。我知道那才是真正的诗，而自己以前弄的那些，不过口号而已。《今天》的油印刊本，我一直没有见过，许多文字是从别的杂志转载里看到的。北岛、芒克的诗在什么地方有一点“七月派”的痕迹，我觉得阿垅、绿原、曾卓的创作就已有了类似的意象。不过《今天》的诗人不同于前人的是，文字没有多少唯美的东西，每一首诗都仿佛久久压抑在地底的岩浆，突然地喷射出来，滚动着巨大的热浪。北岛的《回答》、《宣言》、《船票》等，有久浸黑暗的悸动，幽愤是深广的。我相信作者的精神准备远无穆旦那一代诗人充实，充其量不过俄法的诗歌译本与“文革”经验的暗示，然而那些词语却能将一代人的血腥和苦梦，袒露在平庸的天地间。那几个人的短作都非一般的咏叹，有的表述类似于鲁迅的《野草》，委曲婉转，一些思想甚至于淹没在模糊的旋律里。曾经被直白、无趣地书写的文体，现在被一种不可名状的、暗语式的反讽、内省的句式代替了。北岛有一点玄言味，江河是夜的旷野般的深奥，芒克像幽暗的煤，随时能发出光明来。《今天》派诗人没有颓废的声音，他们将苦难踩在了脚下，头上是高高的太阳。那一群人与那个时代的文人比是超前的，每一个人都辐射着更为个性化的东西。舒婷曾谈到最初读到北岛的诗，“不啻受到一次八级地震”。她形容那时的感受是“就好像在天井里托儿所生长的桂树，从一颗飞来的风信子，领悟到世界的广阔，联想到草坪和绿洲”。那本杂志吸纳了“文革”地下文学的许多精华，一时间一些重要的作品，都在《今天》登台了。食指、舒婷、阿城、史铁生、杨炼、严力都推出了自己的心灵之作。白洋淀诗派、北京知青的手抄本，以不同的姿态闪现着自己的智慧。在漫长的十年中，当时的报刊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作品，然而北岛们却在灰暗中慢慢生长了。那时候的青年在默默地读普希金、萨特的汉译本，还有苏联的非主流艺术。这些奇异的思想在民间暗暗地扩散着，成了精神的底色。在多多、芒克、江河的文字里，可以看到自我经验与欧洲个性主义思潮的呼应。即使后来加入其中的顾城，也以其童话般的想像，在模仿欧美诗人的过程中，弹奏出完全属于自我的神异之曲。林莽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概括了那些作家的特点，我以为是对的：“‘伤痕文学’和社会是合拍的。由白洋淀到《今天》孕育而出的朦胧诗的精神内核是和社会不合拍的。”这一群落组成的合唱，从边远的荒原传来、渐渐被更多的人听到，的的确确改写了一段文学史。
在《今天》问世之前的几年间，中国青年之间流传着一种地下文学的手抄本。那时的写作者都是一些无名氏，然而思想已有相当厚重的地方。“文革”后期许多知识分子在默默地写作，比如丰子恺自娱自乐的随笔，钱钟书的《管锥编》片断，都深藏书斋中，未曾流行。那都是些阳春白雪的东西，或许己身的恩怨含得太深，因此便自言自语，并无交流的冲动。但那些手抄本是热血奔腾的，具有相当的鼓动性。杨健先生著有《中国知青文学史》，披露了赵一凡一九七五年初入狱时在其家中搜查出来的诗歌目录。那时候北岛等人已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精神也日臻成熟了。《今天》便是这些无名之辈精神思考的产物，以其十年间自发的精神内省与盘诘，具有象征意味地揶揄了荒谬的生活。这是些特有环境下的精神孕育，和五四时期的文人不同，“《今天》派”是在几近沙漠的环境里，在与域外文化隔绝的时候，显示了智性的潜能。
人们往往注意杂志发表了什么，却极少关顾背后的故事。徐晓在描述《今天》的片断时，不经意间透露了许多细节，我们才知道那些有名与无名的参与者，为这个刊物的诞生和成长，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北岛、芒克都带有一点圣徒的印迹，而周英、赵一凡则仿佛是殉道者。这让我联想起二十年代北京曾有过的《语丝》社、《未名》社、《沉钟》社等同人杂志的编辑者与作者的故事，那也是文学史中美好的风景。不过民国的社团有日本和英法美的文化参照，许多人是留洋归来的，带来的是异域的东西。《今天》同人没有那些域外的参照系，许多想法都是自生的。他们甚至没有市场的概念，除了信仰没有别的。文学的背后，其实就是人生的问题。鲁迅当年和青年们在一起搞文学期刊，也有类似的情结。几个不同背景的人走在一起，为的是心里的梦想，中国文人的痴情与宗教般的圣洁之心，往往隐含其间。文人间最脆弱和最美好的东西，在这里都能找到。《今天》同人之间的交往，他们非主奴的平等关系所导致的共产现象，都有值得回味的地方。但这一高度精神化的松散团体未得延续，也呈现了一种宿命。中国历史上类似的存在都有相似的命运，但它们本身却成了现代思想的驿站，今人的精神，有的也是从那一个个据点中传递过来的。
文学社团是个值得冷观的现象。现代期刊起源于同人的梦想，与党派的利益也深有关系。新文学诞生前后的杂志，多由学人所创，章士钊之于《甲寅》，陈独秀和《新青年》，周氏兄弟身边的《语丝》，都是气味相近的人的园地。在人道隔膜、心性日俗的年月，同气相求便成了活下去的理由。记得整理“未名社”的史料时，阅读过那本周刊《莽原》，便被同人间的友情打动。鲁迅为李霁野垫资出书，韦素园吐了血还在校鲁迅等人的文章，其间绝无谋利的私情，大家在做着相近的梦，不过从异域译一点美文，窃来火种，点亮此岸。韦素园死后，鲁迅曾十分的悲痛，倒不是为了他的才华惋惜，乃是因了一种人间少有的良知与善意。鲁迅一生痛恨伪君子，然而对民间殉道者的挚意却每每留恋。同人的存在意味着周围的世界盛行着排他主义，集结一股孤单的力量来显示异样的精神存在，是不得已的选择。徐晓介绍《今天》的片断，让我感到它与民国的一些杂志虽背景不同，心绪却惊人的相似――他们都相信一种文字的力量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确，精神之河从小到大地汇聚着，旧物是可以在这样的力量面前退缩的。新文学的长河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变动里，还保留着可贵的不变的东西。
《今天》在今人的记忆里还能如此鲜活，乃是因为那一群人做出了超乎常人的生活选择。民国初的同人杂志不存在职业选择的压力，在编制过程中还有一点余裕的快乐。读《骆驼草》、《未名》、《晨钟》常常还能看到平和的审美静观，有时甚至是对人间的逃避。而《今天》那一群人，许多是义无反顾、直面人生的社会边缘人。他们的思维方式与语言表达逻辑和流行色几乎没有关系。在那选择余地极小的年月，他们在狭窄的胡同缝隙里，却拓出了开阔的空间。杂志上的作品带有浓烈的悲剧氛围，所有的记忆几乎都与黑夜有关，以致那些诗与散文的底色都是暗淡的。遥想四十年代“七月派”诗人的劳作，还有着象牙塔式的乐天的意象，在最忧郁的诗句后，还依稀流着寻梦的欢愉。而七十年代的《今天》作者，则完全被一种悲怆的韵致包围，文字后有着反抗荒谬的哲学式的冲动，绝无漂在水上的那种轻松。较之于艾青的《火把》诸诗，北岛、江河、芒克的诗句好像更有格言的魅力，虽然这些格言是晦涩的。他们阅读了历史与肉身的苦难，文字带着痛楚的肉感，不可言喻的隐秘如同电流一般震悚地传动。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已不屑于写这样的文字，也无所谓恶魔与天使的分野。北岛们的遗响究竟在后人那里意味着什么，是一个尚需思考的问题。
五四新文学有明显的对外来艺术的仿照，虽然那些问题意识滋生于中国社会。民初的文人要做的事情很多，学者也要承担起作家和政治人物的责任，思想是驳杂的。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你有时也能读出精神的朗然。到了七十年代，文学的功能越来越小，即使是地下文学，也已没有了公开模拟或讨论域外文学的形影，一切表述都处于朦胧的状态，并不能像胡适那代人直言直语。北岛等人的特点是怀疑主义，但那种怀疑主义和罗素的中国推崇者如曹聚仁、张中行等并不相同。他们不是学理层面的顿悟，所有的只是生命的直觉。他们在谎言、死亡、沉默里发现了人不应该那样的表述，而应当如此地独白。所以整个创作呈现出压抑后的紧张、冲荡和深切的自戕。徐晓在书中坦言：“我们的怀疑，是在不怀疑中生长出来的，即使要否定什么，也一定要先肯定什么。而年轻一代怀疑论者则不同，他们怀疑并且推翻，只是为了怀疑和推翻，不在乎是不是虚无，或许虚无正是他们所追求的境界。”但不知怎么，年轻一代的虚无色彩的文字，很少像《今天》的作者那么感动过我，至今阅读七十年代朦胧诗群的片断，依然有着激动。好似那些诗句还是为今人写的，谁能说汩汩诗绪的流动里，没有我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本然？
北岛之外的另外几个小说家如史铁生、阿城，其文字间流动的哲思与情趣，也如同历史的遗物，成了不可重复的思想的标本。他们永远沉落在流行色之外的深谷里，但心却与泥土和上苍贴近着。史铁生、阿城在《今天》的队伍里并不算主力，但他们后来的成长构成了文学链条的另外一环。史铁生由宿命而走向了哲学，阿城则在东方文史哲的遗绪里找到了现代人需要的智慧与狡黠。《今天》成了各种个性主义文学的生长点，那些微弱的种子各自萌发了绿色。十几年后出现的王小波，在精神哲学上已完全不同于他们，但我在其精神谱系里，还是找到了某种承传。在一种秩序成为万有的定律时，寻找另外一些可能变得那么重要。如果没有这一类人的加入，所谓新时期文学仍会陷入唯道德化的旧路里。所以我有时想起那一群人，感动的并不仅仅是几篇作品，而是他们打通了一个走向明天的通道。人完全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思想和活着。“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一句诗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意思是，自己所有的不过是悲喜时节的歌哭，并不想和谁抢走公理或正义。“回到自己那里去”，是七十年代青年作家开始的努力，到了王小波那里，这一努力才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文学的发生与传播过程，绝无大学里的讲章那么简单。如果文学史只是文本的解析史，那是有着巨大的欠缺的。《今天》的背后是一个个未曾沉沦的灵魂的组合，无字的与有字的书就这样形成了。史铁生曾为周英写过一段墓志铭，当可看到那一群人的难能可贵的精神。赵一凡、周英等人忘我的工作，让我想起了鲁迅笔下的柔石、韦素园，默默地劳作着，默默地挣扎着，不求闻达于世，只管倾尽心血，那才有着圣洁的闪光。这一群人，在没有光的世界暗自地燃烧了自己，又很快消失于长夜里。他们自知走向死灭是人的必然，然而却以自己的生命，显示了人间的另一种可能：在虚伪与荒唐包围的世界里，还有什么比抵抗虚无更重要的事？直到今天，回望那个远离我们的群落时，我仍不能仅以“缅怀”二字解之。
（选自《文人的左与右》/孙郁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