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阅读能抵御死亡和伤残的恐惧 李爱平(以下简称李)：请问您是出生在大同的什么矿区，离大同市区有多远?幼年的时候，这个矿区给您带来的最深印象是什么?你的父母亲均是矿工吗?
夏榆(以下简称夏)：我所在的矿区，如果坐公交车的话，离市区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在大同矿区有十四个这样的矿，我出生的矿区以前叫红九矿，意思是第九个红色的矿。红色是革命的意思。这是“文革”的时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我幼年的时期，在那里我看见过大规模的批斗、游街、枪决犯人。我由母亲背着，为了伟大领袖发表某个语录而彻夜游行欢呼。后来我所在的矿区改了名字叫晋华宫矿，听起来像一个宫殿的名字，但它是黑色的。那时侯，在我看来它是幽暗的世界。我看到的河流是黑色的，树木是黑色的，连山峦和丘陵也是黑色的。还有在头顶飞过的麻雀也是黑色的。还有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是黑色的。他们都是矿工。我看得太多的是他们身穿窑衣，满脸炭黑满身炭黑的样子。还有在幼年，有时候睡觉，冷不丁就会被女人痛绝的哀号惊醒，那多半是矿难发生的时候。
李：您是在高中毕业后顶替父亲做了一名矿工，那一年您多大年龄?第一次下井时的情形是什么样的?还能回忆起来吗?
夏：我十七岁。因为高中还没毕业。我的很多同学在准备高考，我在他们为高考备战的时候悄悄离开教室，离开学校，那所学校是在矿区的河边。在教室里读书可以听到河水流动时轻微的喧哗。但是我离开它们去下矿井。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可以赚钱养活自己的矿工。第一次下矿井的时候，我的心脏在颤抖，我的身体僵硬，感觉迈不开步子。我穿着不太合身的工装，戴着安全帽，穿着胶鞋，觉得那些东西穿戴在身上很重，我有点不胜重负。我惧怕矿井里深不见底的黑暗。巷道里有风，那是由鼓风机吹送进矿井里的风，它们使矿井里的温度阴凉。我走在倾斜的大约有七十度的井筒里，那时候我最害怕的是从井筒滚落下去，我以为井底是深不可测的深渊。
李：在矿区一共工作了几年，具体做什么工作?对于频发的矿难以及工友的生命无常，是否是您选择逃离的主要原因?
夏：自一九八二年参加工作，到一九九六年离开矿区到北京，我在矿区工作十四年，做过多种工作。给我生命留下最深烙印的是在矿井里做配电值班，就是负责为矿井供电，我看守着几十台巨大的百万伏的电压器，保证它们的正常运行。我是在一个石头垒砌的穹型的硐室里，有的硐室有灯，有的没有，有的硐室距离地面很近，有的很远，我要在巷道里走两个小时才能到达。有的硐室破败、荒芜，那里曾经是瓦斯爆炸的地方。这些硐室有时候是我独自一人，那时候整个矿井里没有人迹；有的时候人很多，在掌子面挖完煤等待出井的矿工们就在我的硐室里休息。有的时候掌子面出事故，比如矿工被某种有毒气体所侵，掌子面落顶，皮带射箭(崩断)，透水，那时候我所在的硐室就成了负伤的或者死难的矿工的停留地。在这里我看见过伤残、痛楚、挣扎以及死亡。最初这使我恐惧、胆寒，在少年时期，这样的经历和体验让我有崩溃感。
李：在井下您是否一直坚持阅读，在那个时刻您是否认为，唯有学习、不断的学习，才有可能离开煤矿，进而实现您的人生梦想?
夏：在矿井里阅读不是我坚持，是我习惯。因为有大量的时间，这些时间别的矿工用来睡觉，在阴冷潮湿的硐室长久睡觉会把人废了。跟我同样工种的老矿工一身疾病，精神萎靡身体衰弱。我要不想废了就不能睡觉，不睡觉要打发掉长久的工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到带到矿井里的书。阅读已经不是为了学习，也不是为了离开矿井才阅读，而是只有阅读能捱过那些孤独和死寂的时刻，只有阅读能抵御那些看到死亡和伤残带给我的恐惧。那时候我没有人生的梦想。或者说人生的梦想，就是在有清洁空气和透明阳光的地方呼吸和生息。
李：还记得不记得您最后一次下井的具体情节?离开煤矿选择北漂，您的家人是否支持，家人以及矿上的领导，在您选择离开的时候，是否与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夏：我有过很多次的反复。因为能阅读，能写一点文字，我被调到区队里搞宣传，写通讯报道，写黑板报，包括做勤杂工。但是因为我不懂人际关系，不懂给区队领导送礼，不懂巴结和逢迎，我又被赶到矿井里工作。有过很多次的反复。最后一次下井出来，我只记得我带着窑衣，用皮带把它们扎起来，我拎到广场用火柴把它们点燃，我看着那些沾满煤屑的衣物，觉得自己从此再也不用走进矿井里。那时候我确实感到压在我心里的一块巨石搬开了，我心里阴沉的天空见晴了。
夏：真正离开煤矿到北京已经是一九九六年。没有争论，家里和单位都没有。因为那时候我去北京已经是不可改变。
李：告别煤矿，闯京城，做图书出版工作，您的第一份工作是怎么找到的?
夏：在我真正到北京以前，这座城市已经不陌生。因为在我下矿井之后几乎每年都会到北京一次。做工赚到的钱交给母亲，我只积攒零用钱做自己去北京的盘缠。很早时候我就热爱首都的生活，在我看来那是人过的生活。我用短暂的时间进入这座城市，体会这样的生活。然后再返回矿区。我给自己的内心输入这种异质的生活，就是激励自己离开不喜欢的生活。在北京找到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写作。在一些文学刊物发表小说作品，比如当时口碑很好的《北京文学》和《青年文学》等刊。带着这些作品去应聘，被录用是可能的。
李：能否谈谈，您在矿工生涯的几段爱情，是否如您书中所说，一度处于单相思?是否在这个时刻，您看到了凡高，是他拯救了您的灵魂?
夏：是的。在《黑暗的声音》里，我多次写到过自己的情感。包括初恋时的单相思。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也是一种创痛。我觉得爱情就像一道强光，它照亮了你的境遇。你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卑微，自己的脆弱，更清楚地看到你的黑暗、苦痛和挣扎。那时候是阅读拯救了我，包括对凡高的阅读，那些存在于书籍中的孤绝的灵魂拯救了我。
李：读书是您从小就有的爱好吗?在您的人生旅途中，哪一本书对您日后的选择给予了决定性的影响?哪一本书，您从少年看到现在还在看?为什么?
夏：在我带到身边的书里，有一些书不那么干净。就是我在矿井里阅读过的书，有被我的手指摸黑过的印记。我热爱这些书，它们除了本身的价值之外还有我的痕迹存在。我喜欢一本黄色封面的小书《卡夫卡的寓言和格言》，这是台湾作家张伯权翻译的。定价一元多。这本书伴随我很久的时光。书里有卡夫卡用钢笔画的速写，我喜欢那些黑色的简笔勾勒的人物造型。他写道：“他们从黑暗中来，到黑暗中去。”这样的表达让我也认识了自己。
李：当作家是您从小就有的想法吗?您的性格中是否如您书中所说，是一个内心柔弱甚或有些懦弱的人?
夏：从小就有的想法未必是当作家，书写和表达是我热爱的，从小。这样的行为让我快乐、安宁和幸福。在我的性格里，柔弱和懦弱是短暂的。在我经历了很多生活之后，柔弱和懦弱就在我的内心里难以 存活。因为那不是我要的。现在我说我的意志力强悍，性格坚韧并不夸张。
生活让我们永不枯竭
李：写作《黑暗的声音》这本随笔集的时候，一些触发你过往伤感的事件，再次忆及时内心会不会有碰撞，会不会想，写还是不写这样的问题。
夏：很多事情在回忆的时候让我有感触。让我的心再受折磨。写下来的就是愿意写的。不能写出来的就永久封存在记忆里。
李：《黑暗的声音》一共写了多长时间?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您的作息时间是怎么控制的?
夏：《黑暗的声音》里的文字，最初是以随笔的形式发表的。从二??二年起，散见于《天涯》《人民文学》和《花城》杂志。这些文字，我有感觉的时候就会写，它们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李：矿工经历、矿工生涯使得您的多数作品均与“黑暗”二字相关，为什么您在书名中会不断使用“黑暗”，您怎么理解黑暗?
夏：黑暗曾经是我的处境，也是烙印在我内心和精神里的印迹。黑暗也是我亲人们的处境，我的父母、兄弟、姐妹，黑暗也是烙印在他们内心和精神里的印迹。我想，现实里还有很多我这样的人，世界上也有很多我这样的人。那么，黑暗也会是他们的处境，也是烙印在他们内心和精神里的印迹。我说过写作对我而言，就是一次清洗的行为。我用书写清洗留在我内心、精神或者身体里的黑暗。
李：在您的写作生涯中，您说，自己放慢了虚构写作的速度、放缓了虚构写作的节奏。甚至在某段时间，使虚构写作退出自己的生活。这是否意味着，在未来的写作生涯中，您会一直坚持非虚构写作?
夏：视情境而定。虚构和非虚构是文体的不同。这世界有杰出的非虚构作品，也有伟大的虚构作品。只是对于我来说，不把自己看见的真相表达出来，于心不安。
李：您是什么时候步入新闻圈，最早您在哪家媒体工作?什么时候正式进入《南方周末》，当时进《南方周末》工作，对于矿工出生的您来讲，是否困难重重?这其中有无波折?
夏：二???年我进入新闻界，最早在一家文化类报纸做记者。二??二年我加盟《南方周末》，当时我己给它写稿，比如作家访问，有一天我接到编辑马莉的电话，她说你想来《南方周末》工作么?如果想来就来吧。当然我对这报纸是有感情的。那时候我每周都会买来看，它成为我阅读的必需品。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正辞掉之前的工作，收拾行李准备回老家，我当时决定退出传媒。这个电话又让我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南方周末》是一家有包容力的报纸，用人不拘一格，我想我的身上有合乎《南方周末》的气质，可以说志向相合，所以波折还少，困难也不是很多。
李：对于很多读者以及文学青年，大家对您的关注大抵是从散文《失踪的生活》开始，当时李敬泽还在《南方周末》撰文介绍，这是否是您文学生涯的开端?能否谈谈写作《失踪的生活》一文的写作背景?比如，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触动您动笔写这篇散文?
夏：《失踪的生活》的写作是我的转折。在此前也一直在写。但是很多流行的文学样式出现在我的文字里，辞藻华丽，意象繁杂曾经是我乐此不疲的。二???年的时候，我厌倦了那样的写作，并且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那时候我是书斋化的，冥想型的。更多地是通过阅读和想象在写作。我厌倦这样的方式，怀疑它的价值。因为作为写作者我跟这个社会是隔绝的，跟这个社会的更广阔的人群是隔绝的。我书写和表达的只是个人的。后来我停下了。专心做新闻的工作，以记者的身份进入社会，进入更广大的人群。《失踪的生活》是重新开始写作时的作品。这时候我剔除了流行在我的意识和文字里的影响，我愿意用更朴素更坚实的文字更直接的方式书写。我像说话一样写作。剔除浮华，逼近真相。写这篇文字的动因，是我每天去收信，在积压的陈旧的信件里我看到一张无法投递的明信片，当时的感觉就是我在《失踪的生活》里写过的那种体验，写过的那种感受和思想。
最要紧的是找到自己，成就自己
李：从二??五年，您持续不断地关注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作为文学界的盛事，您是否是中国记者中第一个关注该奖项的人?您如何理解中国作家入选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令国人尴尬而又纷争不断的文坛事情?
夏：二??五年十二月，在我报道诺贝尔文学奖与和平奖的时候，确实是第一个报道该奖项的中国记者。以前我们只是透过官方新闻简讯了解这个世界性的奖项。我在现场看到了它的全景，它的实况，看到了它的隆盛和辉煌。我以为那些获奖者真可说是人类的杰出者。至于中国本土作家为什么入选不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不是简单能说清的。有各种复杂的原因，不说也罢。
李：从矿工到记者、作家，回溯过往四十余年的人生，您觉得自己的人生是否足够传奇?所谓的苦难，在您看来是否是您未来长久写作的源泉?如果没有矿工生涯您是否会成为一名作家?
夏：传奇么?没觉得。和更多的人比，我只是经历了不一样的生活而已。没有必要美化苦难，也没必要给苦难赋予任何道德性。苦难并不能成为长久写作的源泉，就像幸福也不能被永久书写，偏执任何一端都无益。让我们能不枯竭的只有生活，而生活是丰富繁杂永不停顿的。
李：采访过那么多的作家，您能否宏观地为读者勾勒一下，当下的文学存在哪些问题，您作为作家又会如何解决?
夏：当下的文学是多元的，也是丰富的。如果说问题，每个作家都会面临不同的问题。我不是医生，不想做会诊性的事情。对当下的文学做负责任的判断，显然不是几句话可以说得清的。作为一个写作者最要紧的是找到自己，成就自己。
李：记者生涯给予您更多的是“在路上”，您是否会有意识地通过您的观察、思考来记录中国当下的生存状态。作为一名记者，您的理想是什么?是南周的那句广告语“在这里，读懂中国”吗?
夏：记者生涯给予我的更多的是开阔的视野和深入社会与人群的能力。我的理想是什么?有尊严地生活，自由地写作，独立的思考。能这样我就很满意。
李：能否简单说说，您每天的阅读生活?最近在读什么书?读书是您持久的习惯吗?
夏：阅读在我来说是随意的。我有自己热爱的作家，也有我热爱的书籍。它们放在我的居所里，或者在书架上，我可以在想要阅读的时候随手取来。最近会读很多我感兴趣的书。现在放我手边的是《米沃什词典》，我喜欢波兰的这位杰出的作家。
李：最后一个问题，您怎么评价自己?您觉得自己幸福吗?
夏：对自己的评价是：我是一个人。此刻我也是一个幸福的人。这么说是因为我长期处于非人的境遇之中，长久地不幸福。现在我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写作、思想、工作和爱。我觉得这是幸福的来源。